北宋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徒蜀之洪雅。登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官至諫議大夫，事跡具《宋史》本傳。田錫一生著有奏議十餘篇，然其提議很少為宋廷採用，東坡愍其忠諒，遂為其奏議作序，以廣流傳。到了明代有給事中安磐重新搜輯，共得其奏疏十四篇，附以錫所作《箴序》二篇，本傳及《墓誌銘》二篇以梓世。據說田錫另有《咸平集》三十卷行世，而現今巴蜀書社所印行的《咸平集》竟有五十卷焉。在北宋時期，田錫的奏議蓋由田氏後人遴選，節略了不甚具有代表性者，因而僅有十篇。可是，到了後世，人們整理的篇目反而增多，其間不免羼入某些瑕疵，甚至是他人的作品。為此，做研究者宜審定文獻梓世之年代，越是早期版本，越具有真實性，越具有學術價值。
田錫其人作為宋初的一名言官，應該還是略有建樹的，不然其後人怎會為之整理奏議文字，東坡更不會為之短引。然而要究其才學，尤其是如賈太傅那種少年天才，則恐遠遜之矣。東坡與田錫同是四川人，為家鄉名人作序，自是不便推卸之事，因而序中也就將田錫與賈誼作了比照。作為言官，田錫自然是仗義執言，其言辭不免犀利刺人，然其剴切之忠，亦寄托於斯矣。東坡大力讚賞其“直言”，謂“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然言辭如此率直之諫官，還能得到朝廷之重用，足見宋初君王之聖明了。作為治世的言官，盡可騁其言辭以危人主，然於末世，則恐須斂鍔藏鋒矣。
接著，東坡以賈太傅為例，論及了治世的言官是如何輔佐君主的，即“憂治世而危明主”。原因是明主有絕人之天資，因而必然輕視其臣子，而治世並無很大的憂患，因而君王也把民情想得過於簡單。譬如漢文帝時天下大治，以故“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對此甚為恐懼，認為“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詳見賈誼《治安策》）。然而，後世並沒有人認為文帝沒有作為，也沒有人認為賈誼的言辭過於激烈。由此可見，君子處治世事明君，理當如此，並無什麽不當。賈誼的仕途雖然遭逢坎坷，但他所建言，大多已經付諸實施，只因他過早去世，因而功績並未彰顯於當時。他的有些提議當時並未採用，比如賈誼建言讓諸侯王將自己的封地再分給其子孫，漢文帝時沒有來得及採用。可是到了漢武帝時期，有位名叫主父偃的
田錫其人作為宋初的一名言官，應該還是略有建樹的，不然其後人怎會為之整理奏議文字，東坡更不會為之短引。然而要究其才學，尤其是如賈太傅那種少年天才，則恐遠遜之矣。東坡與田錫同是四川人，為家鄉名人作序，自是不便推卸之事，因而序中也就將田錫與賈誼作了比照。作為言官，田錫自然是仗義執言，其言辭不免犀利刺人，然其剴切之忠，亦寄托於斯矣。東坡大力讚賞其“直言”，謂“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然言辭如此率直之諫官，還能得到朝廷之重用，足見宋初君王之聖明了。作為治世的言官，盡可騁其言辭以危人主，然於末世，則恐須斂鍔藏鋒矣。
接著，東坡以賈太傅為例，論及了治世的言官是如何輔佐君主的，即“憂治世而危明主”。原因是明主有絕人之天資，因而必然輕視其臣子，而治世並無很大的憂患，因而君王也把民情想得過於簡單。譬如漢文帝時天下大治，以故“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對此甚為恐懼，認為“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詳見賈誼《治安策》）。然而，後世並沒有人認為文帝沒有作為，也沒有人認為賈誼的言辭過於激烈。由此可見，君子處治世事明君，理當如此，並無什麽不當。賈誼的仕途雖然遭逢坎坷，但他所建言，大多已經付諸實施，只因他過早去世，因而功績並未彰顯於當時。他的有些提議當時並未採用，比如賈誼建言讓諸侯王將自己的封地再分給其子孫，漢文帝時沒有來得及採用。可是到了漢武帝時期，有位名叫主父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