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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古早福清女士爱名“宋”

2023-01-26 14:53阅读:

(一)
福清民俗方言史有过一桩奇葩,就是林玉聪先生于30年前提出的“福清女士爱名‘宋’”。之所以朝花夕拾,是因为此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尚未引起邑人足够兴趣。
已故新加坡著名华人漫画家、报刊编辑、专栏作家林玉聪,曾担任新加坡福清会馆文教部主任、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会刊《融情》主编。作为一名学者,他的成就还表现在对民风民俗的研究上。
也谈古早福清女士爱名“宋”

上个世纪90年代,林玉聪曾在第11期《融情》(19923月)著文《福清女士爱名“宋”》。证据有三:第一,狮城华文报刊上的红白喜事广告,只要女性的名字中有“××宋”字样,肯定是原籍福清;第二,他自己的女性亲友、邻居中,名“宋”者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第三,清乾隆版《福清县志》之“人物志”关于孝女(妇)、贞女、烈女(妇)、节妇的部分,“里头所出现的女性名字,‘宋’字便占了极大部分。”林玉聪查了汉语词典。“宋”只有3个义
项:一国名,二朝代名,三姓。他认为此字并无特别的含义,不像“娇”“花”等那么女性化,根本不值得一窝蜂地把女儿取名为“宋”。
于是林先生指出,“‘宋’好像是福清女士的专有名词。也许我孤陋寡闻,其它籍贯妇女从来不曾发现有用‘宋’命名的。”他强调,“但福清女性偏爱用‘宋’,实在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还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他问道,“那么福清女士为什么偏爱这个字?其中一定有原因,原因何在?是值得研究研究”。这个“大哉问”应该是林玉聪第一次提出的,极富民俗学方言学之研究价值。
无独有偶,任教福建师大福清分校的刘福铸先生在同年三月号的《玉融乡音》,刊载了一篇不足字短文《福清古代女名为何多带“宋”》,认为古代女子名字含“宋”,乃是怀念宋朝。
也谈古早福清女士爱名“宋”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福清方言说得比普通话流利的福清人,从直觉常识出发,笔者自小就晓得古早时女子名字含“宋”,跟宋朝不会有什么纠葛;而是源自一只昆虫,一只益虫——桑蚕。因为福清方言把桑蚕叫做“送仔”。
福清不是蚕区,桑蚕是稀罕的家养昆虫。可老百姓都懂得蚕儿吐丝可以织成绸缎,春蚕的纯洁可爱、无私奉献和旺盛的生殖能力赢得民间认可。那些芳名有“宋”的女性,都是“蚕姑娘”、送子娘娘,寄托着玉融儿女希望女娃娃都像春蚕一样美丽温柔,希望母亲都像春蚕产卵一样繁育后代,寄托着他们对子孙满堂、家业兴旺的诚挚愿景。到了需要为这些女性“送仔”登记户籍填写姓名时,因为“送”“宋”谐音,就变成“××宋”了。
19929月,我在第13期《融情》发表了一篇千字小杂文,浅谈了自己的看法。几十年过去了,翻阅当年发黄变脆的老杂志,颇为自己的语焉不详、逻辑偏颇幼稚汗颜。同时觉得当年之讨论,如蜻蜓点水,反响寥寥。遂重新梳理思路,要为“福清女子爱名‘宋’”这个题目重写一篇文章。
(二)
生殖崇拜、女性崇拜,源于母系氏族制社会,是人类幼年时期的共情,体现人类对繁衍后代的重视与渴望。诞生于近3000年前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周南螽斯》就用“比”的手法,表达人们希望像螽斯(蝗虫、蝈蝈之类)那样善于繁殖:“宜尔子孙,振振兮”,“宜尔子孙,绳绳兮”,“宜尔子孙,蛰蛰兮”。祝福人们子孙众多、家族兴旺、绵延不绝。相对于蝗蚱儿之类,桑蚕则更富生命繁衍的象征意义了。
桑蚕,又称家蚕,是以桑叶为食料的吐丝结茧的经济类昆虫。根据考古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把桑林中的野蚕拿到家里饲养,已经出现了养蚕、缫丝和织绸。“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句诗已然千古绝唱,用以比喻坚贞的爱情和无私的奉献。而且,每只雌性蚕蛾可产400—500粒蚕卵,可谓多子多福,百子千孙。惊蛰雷响,蚕宝宝破壳而出,然后就日以继夜地吃桑叶,称为“蚕食”,长成干干净净白白胖胖的蚕姑娘,而后吐尽金丝,造福人类……
也谈古早福清女士爱名“宋”

台湾省俗称桑蚕为“娘仔”,海峡西岸的福清方言俗称桑蚕为“送仔”。福清不养家蚕但靠近蚕区,模糊的概念更易于将桑蚕偶像化理想化,故将“桑蚕姑娘”尊称为“送仔”——“送子娘娘”。桑叶俗称“送仔叶”,蚕丝俗称“送仔丝”,漂亮的姑娘美称“送仔妹”“送仔命”,黄花处女誉之“送仔身”,不一而足。只因为必须区分张家女李家妹,才在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的“送仔”之前加上“福”呀,“美”呀,“宝”呀,“玉”呀之类的吉祥语,使得众多如花似玉,将来贵为人妻人母的女性成为“福送仔”“美送仔”“宝送仔”“玉送仔”……有名有姓,有模有样。
后来,需要户籍登记了,要把声音和形象演变成文字,“送”是动词,不宜为名字,怎么办呢?办法总会找到,可怎么会用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感情的“宋”字代替?在下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是哪一个“刀笔吏”在捉笔填表时绞尽脑汁,突发奇想,选中了中性的名词“宋”字,既谐音朗朗上口,好写好记笔画少,再统一去掉尾音“仔”,一派中规中举,凸显中庸之道。于是乎,历代“文人”(识字者)以讹传讹,相沿成习,玉融大地上像“蚕宝宝”“蚕姑娘”一样美丽可爱、“母仪天下”的“送仔”“送仔妹”,就变成了天晓得啥意思的“福宋”“美宋”“宝宋”“玉宋”这些名字,伴随她们走上的人生舞台。
(三)
为了继续寻找答案。查阅了剧作家、文史专家、福清方言研究会名誉会长陈则东编著的《福清方言词典(第三版)》,有几处值得重视。“宋”字有两个义项、两种读音。其一本义,姓,读【su21其二女子名字,soe21】,“金~。银~。”与“送”的方言同音。
“桑”字三个义项,两种读音。其一本义,读so53】,如“桑梓”;其二蚕,“桑仔”,读【soe53ia32;其三“蚕仔身”,读soe53ia32si53】,指处女。
恕我寡闻,我是写作拙文的现在才知道“蚕”的方言除了叫“送仔”,还叫做“桑仔”,即使二者同音。这也不奇怪。汉语和汉字具有“言文脱节”“超方言”的特点,有的方言根本就没有文字,靠的是口口相传,一代代延续下去。
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方言是声音的碰撞交融,是语音的传奇故事。就以“蚕”为例,闽南方言叫“娘仔”,福州方言叫“惩梗”(音译),福清方言叫“送仔”“桑仔”都有自己的久远演义,请北方人来听,如同“火星语”,还会相信这是“蚕”字的读音吗?
陈则东的《福清方言词典》颇具开创性意义,是研究福清方言和地方文化的重要著作。陈先生赠送我一本第三版词典,是我重要的案头工具书。
也谈古早福清女士爱名“宋”

(四)
顺着林玉聪、刘福铸先生的思路,我查阅了乾隆版《福清县志》;其“人物志”后半部分之卷十六至卷十九,编纂有孝女(妇)、贞女、烈女(妇)共计942人(包含附后“节妇未经立传者”328人)。分类统计的结果,其中有姓无名以“×氏”为号的有299人,名字有“宋”的则有393人(含51个姓氏),占有名有姓者643人的61.1%,印证了林玉聪“‘宋’字便占了极大部分”的结论。从宋朝直至编纂志书的清乾隆年间,绵延将近800个春秋,近千位女性成为封建吃人礼教的牺牲品,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枉有了“春蚕姑娘”“送仔”“宋”这样的美好名字,岂不令人唏嘘!
也谈古早福清女士爱名“宋”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版县志中的“人物志”以明清人物为主。或许是年代久远,唐朝无人入传,宋元人物极少。上千名“闺贞”中,宋元两代区区10人(其中元代2人),名字有“宋”字的也只有2人,都在宋朝。分别是赵秀宋、王懋宋,自然引起刘福铸的关注。王懋宋传略较详,她嫁给连江县“县伊(县长)”陈火爚为妻。王氏25岁时,陈县伊逝世,儿子不足周岁,无奈迁回福清跟随父亲替亡夫守节。后来宋元易帜,王氏亦病危,她告诉儿子,“汝父为宋名臣,吾为宋名妇,今不图易代,吾死当勒吾墓石曰‘宋孺人王氏’”
——是不是很感人?据此,刘先生以为“我们也可略窥‘宋’字的由来端倪。”
——这就是福清女性名“宋”是怀念宋朝的依据自从官府褒扬这位名字中有“宋”的女人后,福清女子都成了她的拥趸,其父母纷纷在她的名字中加上“宋”字。
是这样吗?宋朝当然值得其遗民怀念。明清易帜,也同样浸泡在汉人的鲜血里,肯定也值得怀念。历史上“反清复明”持续时间长达270余年,在南方的抗争尤其强烈。郑成功为了抗清复明,驻军厦门时把厦门改为思明州,以表达对明朝的忠诚与思念。但是,“明”字并没有像“宋”字那样,在民间形成起名的习俗呀。
所以,笔者执着地认为,玉融大地文盲半文盲的大小人家,依然喜欢、愿意将女儿命名(乳名)为“送仔”,然后前头再加一个吉祥语“福、喜、贵、兴、懋、美、玉……”,这是基于福清方言对“蚕”字字义的引申、通假与活用,寄托了一代又一代玉融儿女对美满婚姻、对家族兴旺的不懈追求,氤氲着人世间浓浓的烟火气。
至于“送仔”如何书写成“宋”,与质朴的父母亲(命名者)无关。
(五)
小时最值得回忆的童趣是养蚕,那是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最爱。看着“送仔”一刻不停地啃着碧绿的嫩叶子,慢慢长大;看着“送仔”不吃不喝,白净的身子变成金黄色开始吐丝织成金蛋型的小房子;看到“送仔娘(蚕蛾)”抖动着小翅膀,噼噼啪啪产下芝麻状的黑卵子……小小的心洋溢着惊喜,都要从喉咙口跳出来。
也谈古早福清女士爱名“宋”
我还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故乡龙高半岛传为乡土笑话:一位乡下后生仔准备相亲娶媳妇,听说对象叫“宋仔妹”,就轻率地决定无需“对看”,因为“单听名字肯定是美人儿”。待到洞房花烛夜才知道新娘黑而丑,大呼上当,可生米已成熟饭。现在这位宋仔妹已经六十多岁,子孙成行,乡邻们还常拿这故事取笑老夫妻。老宋仔妹解释说,“我姐姐叫‘白宋(送)仔’,确实又白又俊,白宋仔的妹妹自然叫‘宋(送)仔妹’,无所谓俊不俊。谁让那老不死的当初不来‘对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女孩子的名字像她们的生活与服饰一样多姿多彩,以方言“宋(送仔)”为名的传统渐渐消失,这是一个进步。
方言蕴含着丰富的风土人情,浸润着民俗文化的厚重。林玉聪和刘福铸二位先生提出的“福清女士爱名‘宋’”“福清古代女名为何多带‘宋’”的大哉问,作为民俗学、方言学曾经有过的“时尚”现象,还是值得深入研究。希望拙文能成为引玉砖,吸引读者同仁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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