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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当代美学的“缺席”问题
邢 研，朱立元
［作者简介］
邢研，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文学博士。
朱立元，男，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兼职教授。
［摘要］
“中国当代美学是否已缺席了当今世界美学发展的进程?”是一个困扰着中国当代美学继续发展而又挥之不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当代美学“缺席”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其与西方美学之间不对等的学科地位、交流互鉴方式以及双方在理论路径发展上的“错位”确实导致后者对于前者关注与理解的不足，造成二者之间交流的困难，并由此导致中国当代美学在西方美学视域中的“缺席”。但这种基于西方美学维度得出的判断却也忽略与遮蔽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建构的意义与价值。而从中国当代美学自身发展来看，其不仅没有“缺席”于世界美学的发展，反而构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对世界美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
中国当代美学；西方美学；缺席；学科发展；理论建构
“美学”这一学科概念，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至今已逾百年。经过一代代学者艰辛而不懈的开拓与奋斗，如今的中国美学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学科发展上都取得了丰硕的、可以与国际（包括西方）美学比试而毫不逊色的成果。但相较于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当代美学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美学界所具有的传播与影响力却并不与之相称。如有学者所言“在国际上，目前中国学者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和文章最受欢迎。其一是向国外学者展现一些中国古代文化的常识，讲述中国特有的概念、艺术形式和艺术特点，如此等等，以满足国外学者的好奇心……其二是讲述外国人物、思想、作品在中国的历程，展示一些在西方学界被关注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如何到了中国，在中国有什么样的遭遇，接受过程中产生了哪些故事。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思想在中国的回声。”可见，当代中国美学特别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关于美学原理的思辨性与体系性研究实际上既没有在当代西方美学的主流视域中引起足够的关注，也始终未能与之实现一种有效的交流互鉴。由此，一种焦虑感也常常禁绕在中国一部分当代美学研究者的心目中，“中国当代美学是否已缺席了当今世界美学发展的进程?”成为一个困扰着中国当代美学继续发展而又挥之不去的问题。究竟应如何来看待与理解中国当代美学的这一“缺席”问题也就构成了我们探索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中国当代美学“缺席”状态的表现
我们认为，提出中国当代美学“缺席”的看法单从一个方面看，是不无道理的。首先，在学科发展上，作为一个源生于西方哲学传统之中的学科，西方美学对中国本土美学学科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开创阶段，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中国美学研究的开创者无不深受西方哲学与美学的熏陶，其研究本身亦大多是在引进与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在萧公弼、范寿康、吕徵、陈望道等诸位前辈学者分别所著的《美学概论》中，也几乎都是以对西方美学理论的译介为主，以期借此来建构起中国的美学学科之框架。可以说，正是在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引进与借鉴中，中国的美学研究才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概念系统，并由此获得了突破旧有传统建立现代美学学科的基础与契机。
而从中国当代美学的进展来看，其本身也多得益于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与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对西方思想的意识形态禁锢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的逐步消解，如符号学美学、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分析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生态学理论等西方论著的大量译介与引进，不仅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也为中国当代美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资源。无论是80年代在美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学派，还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后实践美学理论与“新实践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新实践美学”等新的实践美学理论，抑或是“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审美人类学”等中国当代美学的新兴研究方向，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美学研究成果的启发并从中吸取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理论养分。
不难看出，在中国本土美学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相当长的时段处在一种与西方美学不对等的地位之上，不仅中国美学学科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对西方的引进与借鉴，且西方美学研究的成果也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开阔的理论视域。而这种学科发展上不对等的地位，一方面使得处于相对高位的西方美学界对于处在低位的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很少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有所偏见。如曾繁仁先生所言“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盛行一种‘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也没有美学’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一“不对等”关系也使得对于西方美学的引进与借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当代美学更为复杂的发展脉络与自身特质，继而使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呈现为一种似乎“缺席”的状态。
其次，从中国当代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交流互鉴方面来看，学科发展上不对等也导致二者之间的交流同样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简言之，从“美学”传入中国开始，王国维、朱光潜等第一代中国美学学者就开始了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与译介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工作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一时期的翻译几乎涵盖从叔本华、尼采到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等近乎一个世纪内西方美学的重要成果。其后，中国当代美学界对西方理论发展的关注、引进与研究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积极性。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中国当代美学对于西方从古至今大量美学与哲学理论资源的引进、译介与借鉴都远远超过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美学的关注与了解。
这种不对等关系，一方面，是由于上述中西美学学科发展上的不对等地位所导致的。对处相对低位一端的中国而言，其虽然有着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与悠久的艺术传统，但学科形态的“美学”毕竟并非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衍生，而是一种从西方“舶来”的新事物。故此，西方的诸种美学理论既是中国美学发展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是我们反观自身的重要理论参照。而对处于另一端的西方来说，“美学”作为源于其自身哲学传统的学科，不仅在理论的整体发展上有着有序传承的过程，且不同理论观点之间争论、交锋以及后继者对前辈的批判等等也成为传承发展过程的内在动力。相反，中国当代美学之于西方美学，由于发展的异质性和关注重点的相对滞后，未能成为其主流视域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中西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维度上的不对等，则是导致双方不对等交流关系更为根本的原因。与西方相较，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与拯救的使命强烈刺激着学者们学习与引进西方学术文化优秀成果以振兴中国文化的愿望。“美学”的引进亦正是在这一思想文化环境中展开的事业，如陈望衡所言“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学术大师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美学的学者，是中国现代美学形态的最早开拓者，他们的美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美学与拯救中国联系起来，与教育国民联系起来。”这样一个起点，也决定了中西美学之间的交流必然不可能对等。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广泛地了解、学习和吸收当时较为先进、发达的西方文化学术以实现自身的启蒙与现代化，而非向西方输出与传播，才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近30年的中西文化“隔绝”不仅使得双方在文化、学术交流上极为隔膜，“文革”的十年动乱更是极大地打击了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故而，当中国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获得与西方文化学术对话的路径时，中国学者了解与引进西方学术较为迫切的心态与经济文化相对处于优势的西方学界了解中国相比，显然是不对等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心情相对不那么紧迫，甚至有时还带有某种神秘、猎奇的成分。由此可见，在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前者相较于后者实际处于一种不对等的低位状态。而这种不对等的交流状态，不仅导致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诸多成果与理论建构无法进入西方美学的主流视域之中，与之实现有效的对话，同时也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一种判断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只是在西方理论“冲击”之下所做出的被动“反应”。如有学者即提出“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总体上是以西方美学为推力、为圭臬、为主导、为中心的历史”；“迄今为止，中国的美学研究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构架，却基本上依然都是从西方输入过来的，只是从作为印证观点的部分艺术实例和少量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中，才让人依稀感觉到一点点民族化的征象和痕迹。”按照这种“冲击一反应”式的判断来审视中国当代美学，则其发展不过是西方美学发展的“影子”或“回响”，其研究也并无独立的价值与新意，其本身必然只是一种“缺席”于世界美学主流发展的边缘存在。最后，从主要研究方向上看，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也与西方美学并不一致，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就前者来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开始，中国当代美学就将关注的焦点落到了“美的本质”这样一个具有古典美学色彩的问题之上。大讨论中形成的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莹、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等四大派美学，虽然在具体观点上相互论争，但基本都是以“美的本质”问题为核心来展开论述与争鸣的。自此，这种着意于从“美的本质”等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出发的研究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美学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较为主流的研究趋向。新时期以来，随着笼罩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消除与大量西方理论的引进，关于这一原理问题的探讨也突破了相对简单的“主一客”“心一物”二分的认识论争论，而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对“美”或“审美”的“本体论”研究。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美学原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开始实现了从‘本质论’到‘本体论’的悄然转切……本体论所要面对的就是对存在的一般条件的可能性的解析……美学本体论的追问，并不等同于单纯探究'美是什么'的'美的本质论'，尽管它包孕这种本质性的追问，但进而更要追问到本体论的至高层面。”80年代，在美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诸家理论就已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本体论意识。而90年代以降，在经历了“本质”与“反本质主义”的论辩后，这种本体论的美学研究不仅逐步明确，且更进一步地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如后实践美学、新的实践美学的诸家理论，直至新近的
邢 研，朱立元
［作者简介］
邢研，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文学博士。
朱立元，男，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兼职教授。
［摘要］
“中国当代美学是否已缺席了当今世界美学发展的进程?”是一个困扰着中国当代美学继续发展而又挥之不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当代美学“缺席”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其与西方美学之间不对等的学科地位、交流互鉴方式以及双方在理论路径发展上的“错位”确实导致后者对于前者关注与理解的不足，造成二者之间交流的困难，并由此导致中国当代美学在西方美学视域中的“缺席”。但这种基于西方美学维度得出的判断却也忽略与遮蔽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建构的意义与价值。而从中国当代美学自身发展来看，其不仅没有“缺席”于世界美学的发展，反而构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对世界美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
中国当代美学；西方美学；缺席；学科发展；理论建构
“美学”这一学科概念，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至今已逾百年。经过一代代学者艰辛而不懈的开拓与奋斗，如今的中国美学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学科发展上都取得了丰硕的、可以与国际（包括西方）美学比试而毫不逊色的成果。但相较于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当代美学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美学界所具有的传播与影响力却并不与之相称。如有学者所言“在国际上，目前中国学者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和文章最受欢迎。其一是向国外学者展现一些中国古代文化的常识，讲述中国特有的概念、艺术形式和艺术特点，如此等等，以满足国外学者的好奇心……其二是讲述外国人物、思想、作品在中国的历程，展示一些在西方学界被关注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如何到了中国，在中国有什么样的遭遇，接受过程中产生了哪些故事。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思想在中国的回声。”可见，当代中国美学特别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关于美学原理的思辨性与体系性研究实际上既没有在当代西方美学的主流视域中引起足够的关注，也始终未能与之实现一种有效的交流互鉴。由此，一种焦虑感也常常禁绕在中国一部分当代美学研究者的心目中，“中国当代美学是否已缺席了当今世界美学发展的进程?”成为一个困扰着中国当代美学继续发展而又挥之不去的问题。究竟应如何来看待与理解中国当代美学的这一“缺席”问题也就构成了我们探索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中国当代美学“缺席”状态的表现
我们认为，提出中国当代美学“缺席”的看法单从一个方面看，是不无道理的。首先，在学科发展上，作为一个源生于西方哲学传统之中的学科，西方美学对中国本土美学学科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开创阶段，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中国美学研究的开创者无不深受西方哲学与美学的熏陶，其研究本身亦大多是在引进与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在萧公弼、范寿康、吕徵、陈望道等诸位前辈学者分别所著的《美学概论》中，也几乎都是以对西方美学理论的译介为主，以期借此来建构起中国的美学学科之框架。可以说，正是在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引进与借鉴中，中国的美学研究才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概念系统，并由此获得了突破旧有传统建立现代美学学科的基础与契机。
而从中国当代美学的进展来看，其本身也多得益于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与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对西方思想的意识形态禁锢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的逐步消解，如符号学美学、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分析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生态学理论等西方论著的大量译介与引进，不仅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也为中国当代美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资源。无论是80年代在美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学派，还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后实践美学理论与“新实践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新实践美学”等新的实践美学理论，抑或是“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审美人类学”等中国当代美学的新兴研究方向，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美学研究成果的启发并从中吸取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理论养分。
不难看出，在中国本土美学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相当长的时段处在一种与西方美学不对等的地位之上，不仅中国美学学科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对西方的引进与借鉴，且西方美学研究的成果也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开阔的理论视域。而这种学科发展上不对等的地位，一方面使得处于相对高位的西方美学界对于处在低位的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很少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有所偏见。如曾繁仁先生所言“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盛行一种‘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也没有美学’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一“不对等”关系也使得对于西方美学的引进与借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当代美学更为复杂的发展脉络与自身特质，继而使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呈现为一种似乎“缺席”的状态。
其次，从中国当代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交流互鉴方面来看，学科发展上不对等也导致二者之间的交流同样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简言之，从“美学”传入中国开始，王国维、朱光潜等第一代中国美学学者就开始了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与译介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工作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一时期的翻译几乎涵盖从叔本华、尼采到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等近乎一个世纪内西方美学的重要成果。其后，中国当代美学界对西方理论发展的关注、引进与研究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积极性。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中国当代美学对于西方从古至今大量美学与哲学理论资源的引进、译介与借鉴都远远超过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美学的关注与了解。
这种不对等关系，一方面，是由于上述中西美学学科发展上的不对等地位所导致的。对处相对低位一端的中国而言，其虽然有着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与悠久的艺术传统，但学科形态的“美学”毕竟并非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衍生，而是一种从西方“舶来”的新事物。故此，西方的诸种美学理论既是中国美学发展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是我们反观自身的重要理论参照。而对处于另一端的西方来说，“美学”作为源于其自身哲学传统的学科，不仅在理论的整体发展上有着有序传承的过程，且不同理论观点之间争论、交锋以及后继者对前辈的批判等等也成为传承发展过程的内在动力。相反，中国当代美学之于西方美学，由于发展的异质性和关注重点的相对滞后，未能成为其主流视域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中西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维度上的不对等，则是导致双方不对等交流关系更为根本的原因。与西方相较，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与拯救的使命强烈刺激着学者们学习与引进西方学术文化优秀成果以振兴中国文化的愿望。“美学”的引进亦正是在这一思想文化环境中展开的事业，如陈望衡所言“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学术大师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美学的学者，是中国现代美学形态的最早开拓者，他们的美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美学与拯救中国联系起来，与教育国民联系起来。”这样一个起点，也决定了中西美学之间的交流必然不可能对等。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广泛地了解、学习和吸收当时较为先进、发达的西方文化学术以实现自身的启蒙与现代化，而非向西方输出与传播，才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近30年的中西文化“隔绝”不仅使得双方在文化、学术交流上极为隔膜，“文革”的十年动乱更是极大地打击了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故而，当中国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获得与西方文化学术对话的路径时，中国学者了解与引进西方学术较为迫切的心态与经济文化相对处于优势的西方学界了解中国相比，显然是不对等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心情相对不那么紧迫，甚至有时还带有某种神秘、猎奇的成分。由此可见，在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前者相较于后者实际处于一种不对等的低位状态。而这种不对等的交流状态，不仅导致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诸多成果与理论建构无法进入西方美学的主流视域之中，与之实现有效的对话，同时也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一种判断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只是在西方理论“冲击”之下所做出的被动“反应”。如有学者即提出“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总体上是以西方美学为推力、为圭臬、为主导、为中心的历史”；“迄今为止，中国的美学研究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构架，却基本上依然都是从西方输入过来的，只是从作为印证观点的部分艺术实例和少量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中，才让人依稀感觉到一点点民族化的征象和痕迹。”按照这种“冲击一反应”式的判断来审视中国当代美学，则其发展不过是西方美学发展的“影子”或“回响”，其研究也并无独立的价值与新意，其本身必然只是一种“缺席”于世界美学主流发展的边缘存在。最后，从主要研究方向上看，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也与西方美学并不一致，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就前者来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开始，中国当代美学就将关注的焦点落到了“美的本质”这样一个具有古典美学色彩的问题之上。大讨论中形成的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莹、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等四大派美学，虽然在具体观点上相互论争，但基本都是以“美的本质”问题为核心来展开论述与争鸣的。自此，这种着意于从“美的本质”等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出发的研究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美学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较为主流的研究趋向。新时期以来，随着笼罩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消除与大量西方理论的引进，关于这一原理问题的探讨也突破了相对简单的“主一客”“心一物”二分的认识论争论，而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对“美”或“审美”的“本体论”研究。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美学原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开始实现了从‘本质论’到‘本体论’的悄然转切……本体论所要面对的就是对存在的一般条件的可能性的解析……美学本体论的追问，并不等同于单纯探究'美是什么'的'美的本质论'，尽管它包孕这种本质性的追问，但进而更要追问到本体论的至高层面。”80年代，在美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诸家理论就已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本体论意识。而90年代以降，在经历了“本质”与“反本质主义”的论辩后，这种本体论的美学研究不仅逐步明确，且更进一步地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如后实践美学、新的实践美学的诸家理论，直至新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