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乐生命学/商学||范蠡为何被尊为“商圣”？
2024-02-24 10:31阅读：
林家乐生命学/商学 || 范蠡为何被尊为“商圣”？
原创 杨威 家族企业杂志CFBR
作者：杨
威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亦被后世称为陶朱公，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他虽出身贫寒，但少时勤学苦读，因而具有丰富的学识。成年后，范蠡出走故国、一心为主，同越王一同入吴为奴，心志坚定且强大。他的一生波澜壮阔，既有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复越的卓越政治贡献，也有急流勇退、经商致富的敏锐眼光，更有三次散尽家财、扶危济困的善行义举。范蠡生于诸侯割据的社会动荡年代，并以独特的方式使自己的名字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商业发展史册。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帮助越王勾践成功复国、一雪前耻的范蠡，深知那些年在吴国为奴的经历已是越王勾践心头挥之不去的耻辱，他在写给好友文种的信中用“飞鸟”与“良弓”、“狡兔”与“走狗”的事例劝其早日辞官归田，同时也表明了自己急流勇退的决心。公元前468年，弃官后的范蠡仅带着少许家财泛舟而去，到齐国耕于海畔，开启其经商致富又三次散尽家财的传奇商业人生。范蠡虽弃政从商，但并非只为追名逐利的小商人，他的远见与气度决定其经商的能力与格局。作为饱读诗书、熟知礼仪的君子，更是曾官至宰相的公卿，范蠡的经商之道不同于彼时民间流行的商业模式。他“农末兼营”，既从事商业活动，又从事农业、牧业生产，提倡“农末倶利”，将商业发展同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以农促商、以商馈农，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他深谙商业规律与经营之道，合理囤积、买卖货物，既平衡了物价，也能够赚得丰厚
利润。因此，虽从事商贾之事，范蠡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商业经营中所秉持的理念却令后人称颂，更被奉为“商圣”。这不仅是因其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眼界，更因其坦荡的胸襟诚恳的态度。“三散家财”的范蠡一散财于越国受赏之后；二散财于齐国为相之后；三散财于其次子被杀之后。三聚三散，跌宕起伏的人生，并没有打击或消磨其意志，反而使其愈发显现出商圣之风。“欲从商，先做人。”商圣范蠡为后世留下的《商训》，原文虽已不可寻，但在明清时期，后人将范蠡经商的思想言论总结成今天的《商训》。其中主要包括《商训十二则》《陶朱公经商十八法》《陶朱公十二戒》等。这些经商智慧既是商人经商处世的金科玉律，更是其后世子孙待人接物的法度和规范。
农末兼营
农末俱利
纵览中国古代历史，几乎所有朝代都是强调以农为本、鼓励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因此，专门做货物贩运、买卖的商人，在以农为本的国度，被看成是一群“不劳而获”的人。商人们虽坐拥比农民多百倍、千倍的财富，但并不被统治阶层所礼遇征重税、禁科考，甚至不允许穿自己贩卖的丝绸衣物。在范蠡生活的时代，商人的地位虽然并不像后世那么卑贱，但仍旧被视为“计然之术”，为一些自诩为君子的读书人所不齿，出现所谓“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排序。然而，出身贫寒的范蠡却并不这样认为。从越国辞官后，范蠡泛舟于五湖，风景虽好，但经多年战乱，百姓生活尚且难以温饱，又有几人可以像他一样乘舟放歌、写意人生呢？饱读诗书、胸怀天下的范蠡深知国家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依靠英明的君主和强有力的政令，更需要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支撑。他认为，发展商业并不是一味投机取巧以颠覆国家农业之本，而是促进农业及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发展的一种手段。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范蠡提倡“夫粜*[tiào]，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史记·货殖列传》）。“粜”，即卖出粮食。粮食以二十钱征收，农民就要倒霉；粮食以九十钱征收，商人就要遭受损失。商人遭受损失则财政不通，农民遭受损失则田地荒芜。只有以三十钱到八十钱征收，才能使农民和商人都获得利润。“农末倶利”考核的不仅仅是统治者对经济产业发展的把控能力，更是在考核商人调和矛盾、懂得取舍、知晓大义之道。“于己有利而于人无利者，小商也；于己有利而于人亦有利者，大商也；于人有利，于己无利者，非商也；损人之利以利己之利者，奸商也。”（《陶朱公经商十八法》）“农末倶利”，正是范蠡提倡“于己有利、于人有利”的“大商”思想。有的商人只顾眼前蝇头小利而不予他人之利；有的商人则只顾一己之利而损害他人之利，这些做法同“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的收购政策又有什么区别？君子重义而行，商人逐利而生，但如若做到“义利”平衡，懂得给予与取舍，这才是商人真正的经商之道。与人利即是与己利，用整体意识、全局观念才能看到各产业之间的流通与发展。“农末俱利”其实是一项平衡社会发展的经济手段。
因才器使
时用知物
古代两军交战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孙膑兵法·月战》），经商同样如此。《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讲的“时用则知物”，就是指派能干的人适时贩卖相应的商品。《商训》讲“能用人。因才器使，任事有赖……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能知机。售贮随时，可称名哲”，便是对“时用则知物”思想的完美诠释。能用人，用能人，是经商必不可少的人利；能办货，办好货，是经商必不可少的货利；能知机，知时机，是经商必不可少的天时。范蠡曾修筑三面城墙向吴国阐明越国的为臣之心，也曾在吴晋黄池之会时偷袭吴国，使之在国力顶峰时迅速滑向灭国深渊。可见，在选取时机方面，范蠡向来具有独到且精准的眼光。“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史记·货殖列传》）商人眼中的天时同军事指挥、政治斗争一样，需要把握住商品市场流通价格的精准节点，在最有利的时机出手，才能使收益最大化。
其次，经商做事，最缺不了的便是人，寻得可靠助手往往能有事半功倍之效。范蠡不止一次强调知人善任的重要性。知人，不单是要知晓人的长处，更要将个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使个人长处得到最大发挥。《史记》中记载，范蠡的二儿子因为杀人而被楚国关押。他对妻子说：“我知道杀人偿命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但是我听闻家有千金之子不会死于闹市之中。”于是，他准备派小儿子前去楚国探望长兄，并准备了上千金替儿子打点。但快到临行之时，范蠡的长子却坚决不同意小弟前去，希望自己可以代幼弟前去楚国，他对父亲说：“都说长兄如父，我身为大兄却不能尽到监督弟弟的职责，现在弟弟犯了事父亲反而派幼弟前去，叫我这个长子如何是好呢？”说罢便欲自决于双亲面前。范蠡的妻子不忍看到长子如此绝望的样子，含泪对范蠡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前去，未必能救得了二儿子的命，我们却因为这件事先失去长子，值得吗？”范蠡无奈，只得派长子前去楚国探望二儿子。在长子临行之前，他交给长子一封信，对他说：“楚国庄生是我的旧友，你把这封信送给他，一切听其安排便是，千万不可与他发生争执。”长子满口应下，但自己又私自携带了几百金作为千金之礼的补充。长子到楚国后，见庄生家徒四壁，但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把信和千金送给了庄生。庄生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所求了，现在不要停留，赶紧离开吧。”但范蠡的长子没有听从庄生之言，私自留在楚国，并把所带的金钱送与楚国的达官显贵们。庄生一生做官清廉，楚国上下都很信服庄生的品格，他对楚王说：“某星宿移到我国，只有实行仁政方可免除灾祸。”于是楚王决定大赦天下。长子听闻楚王的决定，认为自己在庄生处花费的千金毫无作用，便又赶到庄生处取回千金。范蠡长子的举动使庄生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和猜疑，第二天上朝时他又对楚王说：“民间现在都说您大赦天下是跟陶朱公的儿子有关。”楚王大怒道：“我虽无德，但怎会因陶朱公的儿子而大赦呢！”于是先将范蠡的儿子斩首后才大赦天下。长子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家后，范蠡苦笑着说：“我早已预料到了这种结果。你不是不爱惜弟弟，而是同我一样经历了漂泊经商的辛苦，知道为生之艰难，所以把钱财看得很重，而你的幼弟生于富贵之家，哪里知道赚钱为生的艰难呢？所以他自然把钱财看作是身外之物，就算抛弃也丝毫不会觉得可惜，所以我原本打算派小儿子前去。”自幼跟随范蠡躬耕海畔、经商为生的长子，并不能轻易放弃自己得到的财富，而有时正是这样犹疑不定的思想，断送了真正的时机。“千金救弟”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是需要把握时机，也要知人善任。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往往容易趋于冒进，选得合适的人，方能使事情顺利进行；选得合适的时机，方能使事情收获满意的结果。陶朱公在《三谋》中讲道，经商需“人谋”“事谋”“物谋”三谋齐备，正是对“时用则知物”思想的完美诠释。救人时“时用则知物”，可救幼弟性命；经商时“时用则知物”，可得万贯家财；做人时“时用则知物”，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仁正静勤 修德养物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注重德行、德义，倡导保持仁心，对人仁爱的民族。商人虽逐利而生，但骨子里也浸润着中华民族“仁义”的精髓，传承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基因。不论是走遍祖国大江南北、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的行商，还是富甲一方、专事生产活动的坐商，仁义、正直、虚心、勤劳的优良品德始终都是商业成功的基础，也是一名普通商人向“儒商”“大商”转变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乏牟取暴利、不顾民生的奸商，他们也许会积累大量的财富，但这种有违道德与良心的所得，终究是空中楼阁，早晚会坍塌成空。《陶朱公经商十八法》中写道：“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主心要镇定，切勿妄作，妄作则误事多。工作要细心，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劣品。说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正是告诉人们时刻保持“静”“勤”的重要性。逞一时之快，贪一时之功，终究不是商业的长久经营之道。遇事冷静，待人谦和，细心镇定，既能促进商业经营的有序发展，又可提升商业品牌价值与信誉，实为一举多得的好事。经商之道也如同做人修行一般，是需要在实践中揣摩其中真意、不断精进的蜕变过程。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增广贤文》），在商业的巨大利润面前，能否守住自己的仁正之心，能否保持冷静、周密的思考，是商人在经商之路上面对的最大考验。静以修德，俭以养物，商人虽从事贸易之事，被统治者视为社会“末流”，但仁正的心态、静勤的行事风格终究会使一介商贩成为君子。
陶朱公范蠡生于贫苦之家，官拜宰相，又累成巨富；《商训》一文，是从商、行商的规矩和典范，也是在讲做人处世的准则。中国古代的商人，其社会地位着实不高，但范蠡的《商训》为人们展示了古代商人最初从商、经商、行商的决心和原则，更为人们描绘了商人们对于社会的美好期望与赤诚之心。商人作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既承担了货物流通、交易、买卖的职能，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商人逐利的本性和商业买卖交易的手段，注定使得这个群体承受多方欲望的诱惑。弃官从商的范蠡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商人也应有自己的君子风骨和行事品格。时用知物、仁正静勤，只有在经商时充分利用人、时、物，只有保持冷静、勤劳、仁义、正直的品格，商业发展才能得以延续。古人追求君子之风、君子之事，商人自然也不例外。范蠡被后世尊为“商圣”，也是因为他虽行商业之事却不失君子之风，虽处商业末流却不失君子之度，虽坐拥万贯家财却不失君子本色，一举一动皆是仁义之行，为国为民皆是世人表率。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商人之心，君子之行；商人之行，君子之心。《商训》既是陶朱公范蠡对后辈经商的教诲，更是对子孙为人处世的教导和期盼，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细细品味。
（作者是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联系我们。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3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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