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编目著录差错解析三例

2025-01-22 20:25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3528174753

本文欲从具体的编目著录入手，对一些典型的差错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为古籍编目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解析三例”源自拙著《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杂著》。
一、宋刻《周易》（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3337）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著录曰：“周易九卷魏王弼、晋
韩康伯注略例一卷唐邢璹注宋刻本”。
此书共十卷，并且明确排序为十卷，“略例”即卷十。十卷之目，据该书每卷卷端所录，分别为：
周易上经乾传第一

周易上经泰传第二
周易上经噬嗑传第三
周易下经咸传第四
周易下经夬传第五

周易下经豐传第六
周易繋辞上第七
周易繋辞卷第八
周易说卦第九
周易略例并叙周易略例第十
另外，此书每卷卷末又分别有“周易卷第一”至“周易卷第十”字样，可见著录为“周易九卷”有误。或谓《周易》正文只有九卷，故著录九卷并无问题。我以为，该书分卷如此明晰，即使与内容相抵触，亦应据实著录后加以说明；何况其分为十卷并无不妥之处，古往今来之书，辅文与正文一体排序（或卷，或章节）者并不少见。总之，著录为《周易》九卷，《略例》一卷，总巻数虽为十卷，却与原书的分卷

体例相悖，差错明显。
同书目上述条目后又一宋刻《周易》（索书号7255），亦著录为九卷，云：“周易九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略例一卷唐邢璹注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递修本（卷七至十配清影宋抄本）四册。”问题是，著录文字中没有卷十，却又说“卷七至十配清影宋抄本”，岂不自相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华书局 1959年出版）中，索书号为3337的《周易》等条目，尚著录为十卷（7255号《周易》著录九卷）；至1987年版书目均改为九卷，并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书目，亦照此著录。原因何在？盖因卷端与前九卷不同，“周易略例”后无“第十”二字，给人以分卷到卷九为止，“略例”独自成卷的假象。我最初看到此处，也曾认为“略例”应单独排序，自成一卷。然而，继续检视后文发现此卷端“周易略例”下还有“并叙”二小字，实为“略例”之叙文，至下半叶第四行，才出现“周易略例第十”的正式卷名。但此卷名与他卷不同的是，没有单占一行，比较醒目，而是接排了密集的小字双行注文，极易被忽略过去（图1）。该书卷十首叶的排序其实是有问题的，卷端题名应与前九卷一致，为“周易略例第十”，并单占一行，然后才是叙和正文。这是中国早期书籍制度发展过程中，尚不成熟的表现，但编目者只要认真阅读，差错是可以避免的。
二、宋刻《礼记》《礼记释文》（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843、9586）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礼记》云：“礼记二十卷汉郑玄注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清顾广圻跋六册十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边”；著录《礼记释文》谓：“礼记释文四卷唐陆德明撰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顾广圻跋四册十行大小字不等白口四周双边”。从上述著录及两条目相距较远看，《书目》将《礼记》与《礼记释文》视作二书。1959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与此略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书目亦同。
其实《礼记》《礼记释文》本为一书，后流传中分隔两处，均为残本。证据有三：其一，两书版式、行数、工匠、记数相同。其二，《礼记释文》末卷（卷四）卷尾与前三卷一样印有“礼记释文”四字及经、注字数外，下一行又有“礼记”二字，与《礼记》正文相呼应。其三，《礼记释文》卷四后有刊刻名衔一叶，谓“抚州公使库新刊注礼记二十卷并释文四卷……（图2）”。
以上三点，尤其第三点，足证二者确系一书，1959、1987年版书目著者未翻检到《礼记释文》书后的刊刻名衔，因此造成误判；其后某《总目提要》甚至得出名衔已佚的错误结论。综上，两书应分别著录为：
“礼记二十卷汉郑玄注礼记释文四卷唐陆德明撰清顾广圻跋十册礼记十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边礼记释文十行大小字不等白口四周双边存礼记二十卷”
“礼记二十卷汉郑玄注礼记释文四卷唐陆德明撰清顾广圻跋十册礼记十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边礼记释文十行大小字不等白口四周双边存礼记释文四卷”
三、宋刻《楚辭集注》（国家图书馆藏，索書號6978）
1959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曰：“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宋朱熹撰
反离骚一卷汉扬雄撰宋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卷一至二配清影宋抄本）。”1987年版《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书目，均照此著录。以上著录谓“反离骚一卷汉扬雄撰”，错甚。
此本《楚辞集注》系铁琴铜剑楼旧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云：“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宋刊本宋朱子撰。后附杨子云《反离骚》一篇并洪兴祖论，自加论语于后。卷一、卷二抄补全。”瞿目未将《反离骚》一篇与《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并列著录，而是在解题中作为“后附”介绍，并注明有洪兴祖论及朱熹之评语，恰如其分。将“《反离骚》一卷汉扬雄撰”与朱熹撰《楚辞集注》《辨证》相提并论，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于体例不符，二是违背了朱熹之本义。
先说于体例不符。《楚辞集注》是在汲取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基础上撰写的，本质上是对所收屈原、宋玉、贾谊等人辞赋的诠释、注解，是一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著作，著者便是朱熹。书中的原作只是朱熹用作阐发个人学术观点、思想理念的素材而已，著者均未与朱熹并列著录。扬雄的《反离骚》原在《楚辞后语》中，《楚辞后语》系朱熹从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中截选四十八篇增补四篇，加上自己的解题、注释编成，性质与《楚辞集注》相同。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刊刻时，《楚辞后语》遗稿尚未整理完毕，刻印者王涔深谙朱熹之意，特将其注释、批判《反离骚》之篇章抽出，置于《楚辞集注》八卷之后。书中所附《反离骚》，前后均有朱熹等人的批语，实际为《反离骚注》，原作《反离骚》亦为素材，署名著者同样应该是朱熹。此后端平本《楚辞集注》，《反离骚注》一卷入《后语》，便未在书目著录中出现。综上，该条目应著録为“《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附《反离骚注》一卷宋朱熹撰宋嘉定六年（1213）章贡郡斋刻本”。
再说违背了朱熹本义。朱熹编撰《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于训诂之外重在阐发义理，借古讽今，而扬雄正是他极力贬斥的一个典型。《后语》收文五十二篇，然朱熹在自序中却将矛头直指扬雄，痛批道：“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 另外，从此本朱熹《反离骚》解题和端平本《楚辞后语》邹应龙跋中，亦可看出朱熹对扬雄评价的负面程度。解题云：“《反离骚》者，汉给事黄门郎、新莽诸吏中散大夫扬雄之所作也。……然则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它尚何说哉！”邹应龙跋曰：“夫扬雄以好深沉之思，作为雅丽之文，后世读之未有以为非者。……先生所作《资治通鉴纲目》之书，读之见其所书雄之死曰‘莽大夫扬雄卒’，则知先生之所以贬雄者，其意盖有在也。呜呼严哉！后之揽者，傥知先生所以去取之意而明三纲五常之义，如读《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则庶乎其不蹈骚人之失，而先生此书为不苟作矣。”可见，《反离骚》是朱熹作为反面教材收入《楚辞后语》供批判用的，将《反离骚》及扬雄与《集注》《后语》以及朱熹并列著録署名，岂不与原书本意大相径庭！
此书著录的问题，暴露出编目者对相关古籍的编纂体例，及著者的编纂思想，缺乏了解。进一步讲，古籍编目者需要掌握更多的古籍和古代史方面的知识，才能保证古籍编目的质量。

古籍编目著录差错解析三例

图1

古籍编目著录差错解析三例

图2

举报/Report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