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对此一历史性的复杂转型，金耀基则作出了更为具体的剖析，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大致说来是循着下面三个层次而变化的。第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第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第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首先，就器物层次来说，中国人接受很多崭新的现代事物并不太困难，“因为它（器物技术）并不侵害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内部价值，从而所受的阻力最小”；譬如，“在中国都市与乡村，我们更可发现电灯取代了油灯，汽车取代了人力车，机器取代了大水牛”。然而，就制度层次而言，中国社会未能有效地引入众多的现代制度要素，其中的原因在于：“制度较之器物之影响人的内部价值者为大，故所遇的阻力也越大。”以维新运动时期为例，当时的维新人士进行的制度革新包括“废八股、设学校、开办银行、鼓励创办报纸等”，然而，他们的这些制度变革皆受到了保守力量的顽固抵制；因而，现代中国的制度转变过程是较为曲折的。最后，“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是最难的，因为它牵涉到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质素，这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基料。”[2]
由于东亚社会尚未彻底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因而，对儒家文化的整体转型这一重大主题进行一番比较系统而深入的审视就成为知识界难以回避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尝试，本书处理的即是儒家思想的全面转型这一困扰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半世纪的基本问题。相应于这一主题的广阔性，本书中的各篇论文分别针对着不同的主题；其中，主要包括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经济等制度要素及终极价值、道德等文化要素两大基本的方面。在实际的考察过程中，制度与文化这两个方面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而难以清楚地区分开的。
本书的整体架构是：《法治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与儒家文明》、《科学、技术与中国文化》、《民主与儒家社会》、《自由与中国文化》、《平等与中国文明》、《儒家社会的道德转型》、《儒家社会的终极价值》这八篇论文分别处理的是八种根本事物在东亚社会由传统到现代阶段的转型，这八种事物与儒家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同时，它们在西方社会的演变过程也值得我们的仔细梳理；大体来说，这些论文在内在结构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传统文化再评价》、《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轴心时代与中西现代化道路》这三篇论文则属于对儒家文化的整体概括，也是对上述八篇论文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提炼与总结。《礼治的契约论》一文则是一个政治哲学层面的建构，契约论的基本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中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本文结合了古典儒家的政治哲学理念与洛克、罗尔斯、卢梭等人的契约论思想，将古典儒家文化的政治哲学设计作了比较崭新的推广。《现代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及成因》一文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中国社会有着较为广泛的关联，与本书的中心论旨也具有一定的联系。最后，《经验、数学与理论——经济学方法论简论》这篇论文则是为了深化、扩展本书的科学背景；因为，科学、技术大概是古典儒家文化中比较薄弱的基本环节。
由于书内的各篇论文较为晦涩抽象，为了更清晰地把握本书的主旨，在导论部分，就本书中各篇文章的若干旨趣进行一番阐述对读者来说可能是较为有益的。
（一）法治的转型。如拙文《法治与儒家社会》的相关阐述，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法治因素是不甚丰厚的；因而，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在东亚社会建构起法治的制度与文化基础。
首先，就合法性层次而言，法治的权威来源于“道”，因为“道”代表着一种理性的宇宙秩序和人间秩序，而法治的理性化特征与“道”是非常契合的；因而，法治的终极合法性即来源于合理的宇宙秩序在人类社会的映现。在古代中国社会，“道”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礼治”，“礼”自然地构成了规范伦理的基础；而在现代中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则需要以“法治”来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新的基石。
其次，法治需要具体制度以及制度执行层面的坚实保障。就法治所需要的具体制度支撑来说，我们的制度以及制度执行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以当代中国的《环境保护法》为例，我国的新《环境保护法》虽然于2015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但是地方法院不立案、地方政府不执法等现象仍然是较为普遍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环境审判人员专业性欠缺等问题；即对环境保护法来说，我们并不很缺乏法律条文，我们缺少的是对法律基本精神的理解以及对相应制度、规定的执行力度。环境保护法只是一个具体的个例，它表征的是我国在法律的制度建设、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整体性缺陷；因而，我们迫切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地完善各类法律的具体构成要素。
第三，以思想基础层面而言，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法治的基本精神的理解。
第四，我们需要明确法治融入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即市场经济在现代中国的全面生长。法治的根本精神是一种契约精神，而契约精神的社会基础在于商业社会的契约意识；在商业社会里，由于就业、离职、商业合同与企业并购等众多的基本商业行为都需要运用具体的法律来加以规范，因而，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中，民众自然能够养成尊重法律的基本行为模式。在当代中国，由于围绕着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因而仍需进一步的发展，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尽完善的基本处境；总之，中国未来的法治化进程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在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完善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互相推动的关系，重视商业的社会氛围会催化法治意识的普遍增强，而法治意识的提升又会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总之，法治建设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从上述四个方面出发来共同推进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其中，法治的多种建设中某些部分属于近期目标，某些部分则属于长期目标；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较为明确的，即达到西方国家成熟的法治社会的整体境界。
（二）科学、技术的转型。科学、技术在古代中国社会有着一定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如拙文《科学、技术与儒家文化》所阐明的，清代考证运动是儒家文化中重视知识传统的一个高峰，戴震有言：“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荣光必照，则圣人矣。”
值得指出的是，以具体的科技贡献来说，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丰收期集中在科举制发明之前；其中，古代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自然不止妇孺皆知的四大发明，还包括许多其他重要的技术突破；如为地理大发现时代奠定技术基础的一些关键性发明皆由聪慧博学的古代中国人所创造，其中包括隔舱化的船只（如果仅有一个船舱，则在浩瀚无边的海洋中航行时遇到漏水的情形，往往会沉没）以及多帆设计的船只（如果仅有一个船帆，则在复杂多变的航程中遇到大风时，船帆很容易折断）等。[6]
（三）市场经济的转型。
（六）终极价值的转型。如拙文《儒家社会的终极价值》所揭示的，古代中国的终极价值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天”的信仰、祖先崇拜、君子理想、为官致仕和现实领域的生活理想等五个方面，这五个基本方面交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体系。
如所熟知，在两千余年的辽阔岁月中，儒家理念主导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们需要认清儒家理念的一个内在限制，即儒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皆不同，它只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因而，其对现实领域的个体的影响是较为有限的；儒家虽然提倡个人应该竭尽所能地追求美德，但是，与宗教不同的是，对现实个体的心灵世界，儒家既没有由“地狱”概念所营构的震慑力亦缺乏由“天堂”概念所散发的吸引力，由于这两种基本精神力量的缺失，儒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影响比较有限。从古代中国的官员阶层严重的贪污腐败的基本社会现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对古代官僚阶层的影响亦不宜高估。总之，儒家的非宗教特征决定了它的理想对中国人只是具有部分的吸引力，因而，它只是一种弱形式的终极价值理念。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儒家对古代中国的官员阶层毕竟有着很深厚的影响。
（七）道德的转型。如我们所熟知，古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在于儒家理念，儒家思想的核心区域即由大量的伦理观念所构成，如《论语》中的记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与此同时，扩展我们在道德领域的整体视野并不意味着伦理原则本身即已不再重要，丰富深刻的伦理思想在现实个体的道德实践方面仍然具有基本的价值。在这里，《论语》等古代儒家经典自然应当成为现代中国人伦理思想的基础；同时，我们也需要引入一些现代性质的伦理观念；只有将二者融为一体，现代中国人在伦理领域才能具备统一共识的基础。在当代中国，人际交往几乎已经沦为现实层面的具体考量，各个领域的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往往只是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整体范围内已经失去了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在现实生活中，当代中国人已经几乎没有基本的伦理规范，这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是较难想象的事情。其中的本质原因在于，中国各界对《论语》等儒家经典已经比较陌生，即便部分个体对其中的若干部分较为熟悉，他们的理解也大多是比较肤浅而零碎的，并未形成一种深厚的整体理解；由于在知识层面的疏离，儒家理念对当代中国人的实际行为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约束力，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伦理准则皆来源于儒家理念，儒家经典的衰落导致了中国人伦理行为的现实化取向，这自然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而，我们需要在社会整体范围内回复儒家经典[19]（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回复不应是零碎而浮泛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崭新的现代伦理观念（这主要源于西方社会的伦理思想与现代中国人的崭新创造两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基本方面的努力结合起来，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态危机才能够逐步得到较好地克服。
如上文所展示的，“土气”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负面特征；除此之外，狭窄性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内在缺陷。如果我们对比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整体思想范围即会对中国文化的狭窄性产生较为直观的认识；如所熟知，《孟子》一书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人伦领域，而亚里士多德的浩瀚著述则覆盖了物理学、生物学、逻辑学、政治学、诗学、哲学、伦理学等众多主题各异的领域，这一强烈的反差能够初步地反映出中西文化的整体差别。如果我们继续扩大视野，将对比的范围扩展至先秦文化与希腊哲学，会发现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对于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都有体系化的思辨，对于政治学、伦理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思考也很深刻、系统；而先秦时期的中国文化则停留在经验观察的层面；总之，先秦文化尽管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蓬勃气象，但是，其整体格局与古希腊文化相比要稍逊一筹。在两千余年的帝国时代，中国文化在宗教、哲学等领域亦有所欠缺，而对历史学则过分重视，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的经验主义气质过重有关。概言之，由于儒家文化关注的重心限制在了人际交往的狭窄范围之内，而忽视了更为宽广的科学、哲学、经济学等基本领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蓬勃生长，这一负面的深刻教训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九）中国文化的优点。
儒家的中心理念之一即是社会整体范围内普遍的人文精神，
儒家传统中重视情感的一面也可以继续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儒家传统中重视情感的一面也可以继续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传统中国人对于亲情、友情等等人类基本事物的重视是众所周知的，对珍贵感情的重视构成了儒家文化视角下美好人生的一个基本要素。中国人认为由亲情、友情等温暖感情支撑起来的岁月才是最令人回味、最令人依恋的岁月，它会经历现实生活的变迁而持续地抚慰我们的身心；当我们放宽视野，会发现，儒家的宇宙观即是一种富有情感深度的宇宙观。戴震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儒家这一基本取向的很好诠释，他写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31]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需要对儒家重视情感这一积极取向做合理的推广；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应对自身的工作怀有深情，尤其是理工科工作者，应对自身的浩繁复杂工作怀有深挚的热爱；即我们深厚情感的对象应扩充至更为宽广的范围。与此同时，需要补充的是，考虑到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的基本重要性，因而古代中国文化过度重视群体生活而忽视个体内在价值的基本取向也需要有比较基本的调整；在我们的思想视野较之古代社会有了巨大扩展的现代生活里，我们需要富有智慧地协调个人自由与群体生活间的内在关系。
经世理想对现代中国亦有着积极价值。在古代中国，各级官员们对于儒家文化都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浸染，因而，儒家理念全面濡染了古代中国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例如，《论语》有言：“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32]“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33]这些言论是古代中国官员们知识结构中一个富有生机的组成部分，也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积极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自然也是古代中国官员阶层的主流人生理念。朱子亦重视现实实践的基本重要性，他说道：“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34]王阳明亦有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35]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官员阶层来说，这种积极入世的经世观念仍然并不过时，仍然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因而也仍然需要融入各级官员的深层意识。
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也是非常富有价值的。
总之，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属于表层，而另一些则属于深层，面对着这些纷纭复杂的问题，我们的整体信念是：表层的问题本质上仍然受制于深层因素的影响；只有进入更辽阔的文化地貌，只有处理一些比较根本性的理念问题，困扰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具体难题才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由于探究主题的广阔性，我们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等多个学科的概念、思想进行交叉探索；因为，任何单一的学科显然都难以解决这样一个范围广大的问题。总结而言，本书既涵有一些最古老的智慧，又包含了某些最新近的前沿思想；通过制度探究与文化探索的综合运用，我们认为，我们大概能够将儒家文化予以创造性地翻新，而这一文化重建也能够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深厚的整体基础。
对于东亚社会而言，新的黎明或许已经破晓，儒家文化已经汇入了人类文明的主流，我们能够迎来现代儒家文化的崭新春天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