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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顶铁刹山的传说

2020-07-13 09:12阅读:
本溪日报九顶铁刹山的摩崖石刻 本溪日报 04-11 00:01
九顶铁刹山的摩崖石刻之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增续九顶铁刹山志》记载,总计有54处。大都集中于中峰元始顶下,由上而下分别为天桥洞、云光洞、乾坤洞、日光洞、风月洞。每个洞口,都题有名字。最为著名的当属“九顶铁刹山八宝云光洞”“铁刹三千年”“与天同寿”摩崖和“乾坤正气”几处石刻。 “九顶铁刹山八宝云光洞”“乾坤正气”“与天同寿”等,均为房理家书丹。 “乾坤正气”4个大字凿刻于石坡之上,楷体,每字长1.8米,宽1.3米。笔力遒劲浑厚,刻工精美,具有大家风范。其中“坤”字一长竖,可容侧卧一人。整个石刻透射出一种神圣和庄严。 到过铁刹山的人,大都认为“乾坤正气”四个字最大,其实,“天桥洞”三个字才是最大的。三个字上下总长为9.3米,每字长2.48米,每字间隔为0.67米。天桥洞位于元始顶下偏西,洞外是峭壁悬崖,下临深渊,洞仅丈余,横放一铁轨为桥,故称之曰天桥洞。只因最下端的“洞”字距山道路面30多米远,远远望去,字才不显大。 “与天同寿”碑,摩崖成峭壁,高8米,宽5米,镌文747字,每字方0.2米,内容为长眉李大仙传,由白永贞撰文。碑顶上横勒四个大字“与天同寿”,碑下有天然石阶数层。 房理家是炉至顺的弟子,曾跟随太清宫方丈、著名书画家葛月潭和精通书法、古琴艺术的大连响水观道士张永祥学习过琴艺、书画,为东北高道大德,后任伪满道教协会会长。房理家当时虽刚过而立之年,但书法功力已非常深厚,臻于妙境。也许房理家考虑到自己是晚生后学,年纪尚轻,资历不深,出于谦虚,故不署名字。铁刹山上的石刻,凡不署名字的,皆为房理家书。 增韫其人 乾坤洞旁有“铁刹三千年”五个楷书大字,书法端重典雅,大气磅礴。旁边落款是“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一日直隶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增韫书。”光绪三十四年,为1908年,这时该是增韫在直隶布政使任上,刚刚接到浙江巡抚任命的时候。 增韫,清同治八年(1869)生。字子固,蒙古镶黄旗人,清朝最后一任浙江巡抚。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安东(丹东)县知县。1898年,调任承德知县。1899年,任新民知府。1905年任奉天府尹,旋署湖北按察使,调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1908年擢浙江巡抚。 增韫是提携张作霖的恩人。1902年,盛京将军增祺收编维持地方治安的张作霖,使张由地方武装转型成了“正规军”。时任
新民知府的增韫受命具体承办收编事宜,成为张作霖的直接领导。张作霖的剿匪行动,为增知府赢得了民心,也获得了朝廷对增韫的赏识。1905年4月,在收编张作霖仅仅两年多以后,增韫就被破格提升为奉天府府尹,品级从四品一下子提升到二品。增张两人私交甚好,增韫比张作霖年长,张作霖除在公众场所称呼增韫官职外,私底下尊称增韫为“老师”。 增韫同情革命。“鉴湖女侠”秋瑾因组织武装起义事泄被杀于绍兴,两位好友把她的遗骨埋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实现了秋瑾生前“埋骨西泠”的心愿。此墓建成后不久,一个叫常徽的御史来到杭州游西湖,偶然发现了秋瑾墓。常徽心想,“乱党头目”的灵柩怎能安葬在这个地方?回到北京就上奏一本。浙江巡抚增韫接到皇帝旨意:查办,铲平秋瑾墓。 增韫不愿意将事情做绝,而不平坟,又无法向上级交差。一时拿捏不准的增韫给张之洞写信,请老上级为自己出个点子。张之洞不愧为老谋深算,给增韫回信只写了十个字:“墓可平,碑可铲,人不可拿。”增韫会意,于是,他暗地里派人联系秋瑾家人,让秋家把坟迁走。待秋瑾灵柩迁走后,增韫马上带领下属官员和差役,到西泠桥畔把秋瑾墓全部铲平。由于增韫良苦用心,才使秋瑾的灵柩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几经辗转,直到1913年,秋瑾殉难六周年时,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秋瑾的遗骨才重新安葬在西湖的西泠桥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日本实习的蒋介石回国参加革命,他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敢死队攻打杭州城。敢死队攻入巡抚衙门,增韫被俘。正在这时,曾任浙江官办铁路负责人的汤寿潜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浙江都督,他站出来为增韫说话:“不能因为增韫是浙江巡抚就杀掉他,毕竟他还有支持进步言论的行为,在任期间也比较清廉,并无大恶。”汤寿潜送给增韫500块大洋作路费,派人把他护送到上海。袁世凯称帝前,网罗了一批清朝遗老到北京担任参政院参政,增韫也在其中。袁世凯垮台后,增韫回到东北,做起慈善。张作霖没有忘记恩人增韫,曾多次派人联系增韫,想邀请老上级重新出山,增韫都以年老体迈为由婉言谢绝。后终老哈尔滨。 姚氏兄弟 铁刹山上的摩崖石刻,基本上都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伪满统治时期完成的。整个镌刻由监院炉至顺亲自监工。石工为姚希圣(1898.11—1961.12)、姚希德(1912.10.—2001.3)兄弟俩。姚氏兄弟原籍山东黄县。祖辈父辈世代为石匠,与人刻碑志墓,塑庙雕神,寒来暑往,奔忙于荒山野寺间。笔者曾采访姚希圣的女儿姚祥云,姚祥云谈道: 父亲姚希圣是属狗的,生日是阴历九月二十九(1898年11月12日)。我爷爷去世早,我奶奶带着父亲他们姐弟5人过日子。在我叔叔(姚希德)3岁的时候,我的奶奶也去世了。家里没了大人,一家人也就散了。大姑找个人家嫁了,二姑给人做了童养媳,小姑才几岁,送给人了,小叔托付给了亲戚,父亲那年16岁(1914),独自来闯关东。 父亲在大连呆了一年多,先在一家小饭馆里当小工,无非做些打杂跑腿的活。我们家祖传是石匠,后来,父亲就重操旧业,游走于乡村,给人镵磨、洗碾子。大约过了七八年吧,小叔长大了,便投奔父亲到东北来了。后来,两人在凤城凤凰山刻字。炉至顺有一次游凤凰山,见我父亲手工很好,便请他到铁刹山来刻石。 父亲31岁(1929)那年,跟我母亲结的婚。母亲叫韩德香,19岁,比他小一轮,也是属狗的,是田师傅全堡老韩家的姑娘。我姥爷叫韩永胜。 父亲先在鱼鳞洞(云台卷舒山)刻石。我们家就在山下大阳住,那时我小,不记事。 后来,父亲又到铁刹山刻石,为了方便,我们家也搬到了铁刹山下。房子就在现在的停车场的北面,一个叫姚家望的地方。那地方就两户人家,那家是我舅舅。父亲胃不好,不能吃凉饭。我从八九岁起,就开始每天中午给父亲往山上送饭,一直送到土改(1946年8月),炉至顺跑了,庙黄了,父亲不在山上干了。 父亲每天晚上回家,都要把他的工具背回来。他的凿子、刻刀用一天就崩得不像样,要背回来“尖”。所谓“尖”,就是把磨钝的、崩坏的刀放到煤火上烧,待烧软了,再用锤子砸,恢复原来的锋利;最后,放到水里,淬火。 后来,父亲上山就有点吃力了,他喘得厉害。按现在说,就是尘肺,早晨上山由别人搀着。走不动时,就背他一会儿。有时是我哥送,有时是我们家的长工送。长工姓张,原来是个“跑腿子”,无家无业,父亲说,那你就到我家来吧。后来土改,那人当兵去了。 我爹给庙上刻字,庙上不给工钱。庙上有荒地,我们家可以随便开,不用拿租子。第一年,哥哥不会种,就跟我舅舅‘伙’在一起种,由舅舅带着他;第二年,哥哥会了,就分开种了。家里的零花钱主要靠卖粮食和家里养的猪、鸡什么的。家里生活困难,我都十几岁了,冬天连棉裤都没有。
锛凿琢磨 据姚希圣的女儿姚祥云介绍,刻《与天同寿》碑时,父亲有时要到沈阳关岳庙房理家那取字。来回坐火车,都要自己掏钱,庙上不管。父亲取回版后,总要琢磨几天晚上。 父亲刻字时,第一步是先将石头按尺寸大小磨光做平,遇到山崖上有裂缝,就用小石块垫平;第二步,在磨平的石崖上面用墨划好线,打好格子;第三步是把字摹写到石碑上;最后是雕刻。有人说,父亲是炉老道的干儿子,其实不是,他就是干起活来认认真真的,不偷懒耍滑。 摩崖刻石不仅冬夏无阻,风餐露宿,而且还非常风险。姚氏兄弟为了赶活儿,经常跟道士们吃住一处。秋冬时节,弟兄俩采“鸡树条”(学名鸡树条荚蒾)的苞液,粘合双手被震裂的血口,盛夏太阳炽烤,弟兄俩就采树皮、枝叶,编织成御暑的“凉盖头”。据姚希德回忆说:“我27岁那年(按当地计算年龄的习惯,当是1938年)与哥哥姚希圣到铁刹山刻字。这以前在凤凰山刻字……在刻长眉李大仙碑时,先刻‘与天同寿’4个字。高度离盘道路面约三四丈,须搭脚手架。架杆是我亲自用铁丝绑好拧牢的。那天,我们3个人站在架子上,只听‘嘎吱’一声,绑好的铁丝断了,3个人一起跌落下来。我事先听到了铁丝断裂的声音,往下看一眼的工夫,就大头朝下栽了下去。当时感觉有一股风猛地从口中灌进肚子里,跌落在地,只觉得肚子疼得厉害。一起掉下来的还有黄石匠和徐石匠。我哥哥姚希圣下山办事,没有赶上闹这次险。出乎意料的是,我们3个人谁也没有摔伤,只是我因肚子疼不能走,被人用大抬筐抬着送回家休养了几天。1943年,在刻元始峰下‘直上青天’4个大字时,由于几十米高的脚手架散落,7个石匠同时从上面摔下来,竟然没有人受伤。事后,有村民说,从这样高处跌下来,无一人损伤,真是仙山有灵啊!碑文是竖排右行文,刻字时却要横着一行行地由上而下刻起。每人一天能刻6个字。”姚氏兄弟先在铁刹山刻字,前后有五六年功夫。后来转到云台卷舒山,又做了三四年。云台卷舒山摩崖刻完后,再回铁刹山刻的《与天同寿》碑。1946年的8月,《与天同寿》刻完不久,炉至顺跑了,工作也就结束了。姚氏弟兄用了9年的汗水与艰辛,共刻钝上千根钢钎、磨损200多把锤子,终于完成了两山4 000多字的碑刻。 白永贞有感于他们兄弟的吃苦耐劳,专门为他们兄弟写了一首诗:“兄弟同修在此间,轮流辗转等月圆。有朝一日飞升处,天冠洞里归性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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