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回到金海陵王·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末。重温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金史·本纪第五》载：“（正隆六年/大定元年）十月……丙午，庆云见。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完颜雍）即位于辽阳，改元大定，大赦。……十一月……乙未，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军反，帝（完颜亮）遇弑，崩，年四十。”
这段《金史》所记载的「曹国公乌禄」即是金世宗·完颜雍。他是金代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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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回到金海陵王·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末。重温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金史·本纪第五》载：“（正隆六年/大定元年）十月……丙午，庆云见。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完颜雍）即位于辽阳，改元大定，大赦。……十一月……乙未，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军反，帝（完颜亮）遇弑，崩，年四十。”
这段《金史》所记载的「曹国公乌禄」即是金世宗·完颜雍。他是金代第五
位皇帝，在位29年间，平息契丹起义，与南宋签署《隆兴和议》，开启双方四十余年和平局面。他励精图治，革除前朝弊政，使国库充盈，开启“大定盛世”的繁荣局面。同时停止厉行汉化，推行温和的“女真为本”的民族政策，在采用汉制的基础上发起“女真文化复兴运动”，对金代中期的政权稳固和发展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今中国淮河以北，曾金国统治的大片土地上，出土过数百件带有刻款（押）的金代青铜镜。人们不由会产生疑问，青铜镜上为何会带有刻款？在这个奇怪现象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不为人知的历史呢？
金代青铜镜上的刻款和押记
这还得从金代的“铜禁政策”说起。
金代是一个铜资源极度匮乏的朝代，即使是皇宫中供奉祖先的祭器也不得不用陶器来取代。据《金史》记载：“权祔肃宗神主于世祖室，奉始祖以下神主于随室，祭器以瓦代铜。”不难想象，金代对于铜镜铸造的监管有多么严格，《金史》载：“(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其后历代金国君主都把“禁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为防民间私铸铜镜，以及限制铜镜的越境流通。金代规定铜镜必须经过管理机构检查和登记，在边缘刻上阴文字铭和押记，才允许在一定的区域里流通。这也正是为什么金代铜镜带有刻款（押）的原因。
金代·大定官押记素面青铜镜 阗颐藏
阗颐收藏的此件金代铜镜，带有“大定官”三字刻款及押记。起初以为，这里的“大定”二字即是指向金世宗完颜雍的大定年号。然而，经查阅众多资料以后，才恍然大悟其中的奥秘。
经过一些学者对前后出土的数百件带有刻款的金代铜镜进行比对研究后发现，金代铜镜上的刻款具有一定的格式及规律。一般，刻款都记录铸造的州府、验记官名、行政机构名及押记。并未曾发现以铸造时间所处的年号为刻款内容的个例。故而，这件“大定官”金代青铜镜上所刻记的“大定”二字，解读为“大定年间所铸造”实为牵强。那么“大定”二字又会是什么含义呢？
一个存在于历史中更有趣的现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辽金五京制度。
辽金时期的五京分布图
五京制度，一般指一个国家分设多个首都来管理国家的制度。辽与金均属于塞北的游牧民族王朝，它们又存在前后迭代，故而在政治制度方面有极其相似且相继传承的关系。
辽代曾实行五京制度，陆续建成「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以及「西京大同府」。金灭辽之后，金代传承了辽代的五京制度，并把除了作为契丹发祥地的上京之外的其余辽代四都都沿用了下来。
金代甚至曾建有六都，为「上京会宁府」（女真族发祥地）、「东京辽阳府」（同辽）、「北京大定府」（原辽中京）、「西京大同府」（同辽）、「中都大兴府」（原辽南京）和「南京开封府」（原北宋东京）。
这件「金代·大定官押记素面青铜镜」上的“大定”二字究竟何意，终于获得了肯定的答案。它铸造于金代，铸地在金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直径约82mm，厚约5mm，锈色古朴，器型端庄，出土于辽金故地。阗颐于2017年冬，购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在今中国淮河以北，曾金国统治的大片土地上，出土过数百件带有刻款（押）的金代青铜镜。人们不由会产生疑问，青铜镜上为何会带有刻款？在这个奇怪现象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不为人知的历史呢？
这还得从金代的“铜禁政策”说起。
金代是一个铜资源极度匮乏的朝代，即使是皇宫中供奉祖先的祭器也不得不用陶器来取代。据《金史》记载：“权祔肃宗神主于世祖室，奉始祖以下神主于随室，祭器以瓦代铜。”不难想象，金代对于铜镜铸造的监管有多么严格，《金史》载：“(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其后历代金国君主都把“禁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为防民间私铸铜镜，以及限制铜镜的越境流通。金代规定铜镜必须经过管理机构检查和登记，在边缘刻上阴文字铭和押记，才允许在一定的区域里流通。这也正是为什么金代铜镜带有刻款（押）的原因。
阗颐收藏的此件金代铜镜，带有“大定官”三字刻款及押记。起初以为，这里的“大定”二字即是指向金世宗完颜雍的大定年号。然而，经查阅众多资料以后，才恍然大悟其中的奥秘。
经过一些学者对前后出土的数百件带有刻款的金代铜镜进行比对研究后发现，金代铜镜上的刻款具有一定的格式及规律。一般，刻款都记录铸造的州府、验记官名、行政机构名及押记。并未曾发现以铸造时间所处的年号为刻款内容的个例。故而，这件“大定官”金代青铜镜上所刻记的“大定”二字，解读为“大定年间所铸造”实为牵强。那么“大定”二字又会是什么含义呢？
一个存在于历史中更有趣的现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辽金五京制度。
五京制度，一般指一个国家分设多个首都来管理国家的制度。辽与金均属于塞北的游牧民族王朝，它们又存在前后迭代，故而在政治制度方面有极其相似且相继传承的关系。
辽代曾实行五京制度，陆续建成「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以及「西京大同府」。金灭辽之后，金代传承了辽代的五京制度，并把除了作为契丹发祥地的上京之外的其余辽代四都都沿用了下来。
金代甚至曾建有六都，为「上京会宁府」（女真族发祥地）、「东京辽阳府」（同辽）、「北京大定府」（原辽中京）、「西京大同府」（同辽）、「中都大兴府」（原辽南京）和「南京开封府」（原北宋东京）。
这件「金代·大定官押记素面青铜镜」上的“大定”二字究竟何意，终于获得了肯定的答案。它铸造于金代，铸地在金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直径约82mm，厚约5mm，锈色古朴，器型端庄，出土于辽金故地。阗颐于2017年冬，购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