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
2015-01-16 17:05阅读：
离开央视，飞往匈牙利
薛飞
很多过去了的事，不愿意想或者说懒得去想。
眼前一大堆事，明天一大堆事，明天的明天又是一大堆事；忙时有忙时要忙碌的事，闲时有闲时要消遣的事，何闲之有？……这无穷无尽的事就是无穷无尽的日子——今天的日子，明天的日子，明天的明天又明天的日子……这就是生活！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今天、明天、明天的明天又明天的生活……
至于，那些过去了的昨天的事——荣耀的也好，悲催的也罢，不能说不属于我，却仅仅属于昨天的我。或许，等到七老八十、耳聋眼花，佝偻躯需要依仗轮椅的滚动来前移我衰老的身躯时；或是，搬一只小板凳倚靠在北京胡同向阳的墙根，双手蜷缩在棉衣的袖口里，闭上那睁开也只看得见一片模糊的昏花双眼，用那张不含一丝脂肪、干巴巴布满褶皱的面庞，去享受那人间冬日疲倦的阳光时，才会彻底地开启那全部属于昨天的记忆……然而，到那时你又会发现：似乎昨日也离你而去，在你大脑的记忆库里，曾经储存了一辈子的欢乐、幸福、荣耀、打击、失落……一切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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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那是我人生路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岔路口。使我深受感动并由衷难忘的是，当我被调离播音岗位后，仍有那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电视观众在关心和牵挂着我；仍有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知音在宽慰和激励着我。最难割舍的是这份人间真情……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一位年轻的诗人怕我生活艰难，特地寄来几十元钱的汇款。钱虽然没取，那份情谊却永远地铭记在心中；北京一所剧院的一位女演员不知从何处得到我的住址，买来一束鲜花送到家中。我与她只此一面之交。不久，她因病故去，我接到了追悼会的请柬却因事错过，至今还时感歉疚，然而，那束永不凋零的鲜花永远绽开在心底……
最难忘那一个仲夏的夜晚，我和妻子以及电视台的几个朋友一起来到北京西单的“万国啤酒厅”。啤酒厅的经理与我是初次相识，却好像一见如故，他为我们调制好五彩的鸡尾酒并摆放了一桌子啤酒，大家一起畅饮。那是一个轻松、欢快的夜晚，我们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带着几分醉意，大家起哄让我出个节目。我步履蹒跚，满脸通红，朗诵了一首我一直牢记心底，也是我唯一会背诵的诗——《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酒化作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凝望着血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的，相信未来，
这是最好的干柴；
是的，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用手掌——那托着太阳的大海，
用眼泪——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摇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诗人食指的诗句。“文革”时期地下文学流传的手抄版本很多，我所朗诵的就是手抄版本之一。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岁月，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就是靠着这种精神的力量在困境中支撑着自己，才不至于走向沉沦。
那天晚上，我们好几个人都醉倒了，但那颗心却从未醉过，它永远清醒地审视这缤纷的世界。
圆了我记者的梦
从播音员的岗位上下来后，我被调到专题部《神州风采》节目组去当纪录片编辑。说心里话，与播音员那份被动的职业相比，我更喜欢这个参与性更强的工作。然而，由于当时电视台领导给我规定了三个不允许：不许出声音（电视节目配音也不行）、不许出图像、不许外出采访。于是只好在家里待着。
我的1990年——无奈的日子。即使是无奈的日子，也总要寻找些无奈中能做的事，去填补那无奈的时间。
首先是学驾驶。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蹬着自行车赶往驾校。在电视台近十年的工作，使我养成了晚出晚归的生活习惯，多少年来从未这么早起床面对那初升的朝阳。不经意间竟然发现，早晨的太阳是那样红，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
那是一段无比快乐的时光。我们学习小组共八个人，这个临时组成的集体关系菲常融洽，大家相互提携、相互谦让。学了半年，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我终于领到了驾驶执照。接着，我又报名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英语学习班，每周有三四个学习日。直至数月后，台里通知我可以外出采访，才结束了这段生活。
与播音员那份职业相比，记者工作完全是另一番辛苦，它虽然没有表面的光鲜与荣耀，却饱含了潜在的创造和内在的力量，点点滴滴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它再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全部情感。几年前我就向台里提出过申请，希望能调动工作去当一名记者。但那时台里更需要播音主持人员，我的申请没有被批准。这次调到专题部去当纪录片编辑，这种采编合一的岗位，可以说圆了我的记者梦。
我全心投入到纪录片的摄制工作中。有段时间，为了拍摄刑警的工作和生活，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与刑警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接到案情警报深夜一两点爬起来共同赶赴案发现场……我时时为所拍摄的对象感动着，体味着普通人的真情实感。
然而，在随后一次采访中发生的一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我……那是1991年的秋天，我和另一名记者一起去新疆，拍摄喀纳斯湖。赶到乌鲁木齐后，恰逢中央电视台另一摄制组为拍摄《神州风采》第1000期的节目正在那里等候。由于要共用一台摄像机，我们便一起先赴喀什、吐鲁番，拍摄《神州风采》第1000期的节目。当任务完成返回乌鲁木齐时，同行的那位记者告诉我，由于喀纳斯湖濒临中苏边境（那时苏联尚未解体），新疆电视台向中央电视台领导建议不要让我前往喀纳斯湖，怕我从那里借机越境潜逃。“越境潜进”——这似乎是我儿时记忆里反特电影中才有的情节。
听到这一消息，我一时无语。回想两年前从播音员岗位调离时，我坦然面对巨大的压力，无怨无悔。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却从心底升起一丝丝酸楚。很早就听说喀纳斯湖美丽迷人，一直想目睹它那多姿多彩的风姿。此次中途夭折，无非留下一个使人遗憾的向往；然而，那无谓的担心似乎构成了对人格的侵犯。使我不能理解的是：难道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就不怕我潜逃？就会有意放我出走来承担这一责任吗？此后，诸如此类的事遇到得多了，那份伤感之情也就渐渐地淡了，倒是常常用一颗怜悯之心去理解那些在仕途之路上审慎地探步前行的人们。返程的路上，我心中暗暗地盘算：我似乎应该离去了……
难忘的离别
就在我去新疆喀纳斯湖拍片被拒返回北京不久，台里领导就要找我谈话。接到台办公室的通知，心里马上为这场谈话设计了各种各样假设：是否是为新疆之行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或是因为1989年的事影响到了我的职称晋级？还是……我准备好了几套回答各种问题的方案，信心十足地来到台长办公室门前。站定后，并没有马上敲门，而是快速地将准备好的问题在心中整理了一遍，做了两下深呼吸，这才轻轻叩响了办公室的大门。
“请进！”里面传来台长的声音。这声音我已经非常熟悉，一次是1989年6月她与台里的另外两位领导一起找我谈话……；再一次是我担任记者工作后去湖南拍片，恰逢她在那里参加全国对外宣传会议，并且在同一饭店下榻。她在结束了当天的会议之后，来到我们的房间，虽然时间已经接近子夜，她依然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起她的童年、学生、青年时代，话语中既有慈母般的呵护与教诲又有温暖热情的激励与期盼。谈到兴奋处她似乎又年轻起来，用她那颗久经沧桑而依然充满激情的心与我们这群年轻人的心碰撞出火花。我明白所有这一切，感激她那份厚重的心意。
我推门进屋，只有台长一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台长这一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是看上去并不显老。她留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干练，慈祥中透露着几分威严，严谨中又挥洒着几分随意，自觉不自觉地显现出女强人的气质。或许，正因为如此，台里的同事都在背后称她为“老太太”，这之中既包含着几分敬意，又传带出几分怨气。
台长见我进来，暂时停止了手头的工作，招呼我坐下。虽然我们只有过两次交谈，但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了那种上下级之间敬而远之的距离感，与她对面而坐只会感到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我喜欢这种氛围。她简单地询问了我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随后说出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你是不是想要出国？”
她说得很随意，然而我听得出，这正是这次谈话的主题。
“我是想到过出去，妻子带着孩子在外已经近两年了。可是，听说两位同事都提出过申请，没有批准，所以我也一直没有申请。”
“我到部里问一问，看看你这种情况能否办理出国手续。你先回去，问好后我再找你。”
几天后，我又接到了通知，来到台长办公室。
“我已经向部里询问过，广电部不能直接给你办理出国手续。你是否有其他渠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你放出电视台。”她说话办事总是那么直截了当。
“听朋友说，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可以办理出国手续，我可以问一问。”
一切都变得那么简单，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台长已经通知到各个部门，我只用了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办理完全部离台手续。当我拿着自己的档案离开电视台时，回首那高高耸立的彩色电视中心，心中的感受无法形容，解脱中又带有几分失落。从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离开它整整十年，十年的时间那样短暂，转瞬即逝。又是一个难忘的别离……
是的，经过了近两年的等待，我应该离去了。
1992年大年三十的清晨，我踏上了去国的路程……
（摘自《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测绘出版社2014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