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池莉《烦恼人生》为例，分析新写实小说的特征
2016-12-22 10:17阅读：
池莉是当代一位优秀作家，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是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叙述方式为读者所熟知的。池莉的《烦恼人生》是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而现于文学界和评论界的。“新写实”小说有着比较一致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倾向，那就是：密切关注凡俗、琐屑而又无奈的生存状态，极力抹平艺术与生活的沮沟、消解创作与阅读的隔膜，以“零度感情”叙说生活的冷峻与沉重，揭示人生的本相与原态。这些特点，在《烦恼人生》中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一、彼岸的逃遁与此岸的凸现
在小说中池莉以平静、冷峻的写实风格，极力仿真平民世界中艰难的生活现状，表现着他们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
首先表现在对理想的放逐以及对崇高的调侃与结构。“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目，‘新写实’作家总是力图将叙事情感压制到‘零度状态’，以‘流水帐’式的‘只作拼板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使当下此时的真实’凸现出来。”《烦恼人生》将印家厚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巨细无遗地以原始记录的风格显现出来，形成了所谓“生活流”的创作特点。小说第一句是“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这就把这一家一天的那种忙乱揭示了出来：生存空间的狭仄，生活和工作的紧张忙碌。小说从凌晨三点五十分儿子摔下床时的一声哭叫，惊醒了印家厚的睡梦写起，然后是排队上厕所，带孩子赶轮渡，上班工作评奖金，买生日礼物，读朋友来信，下班后忙家务，直到深夜才休息。在这一天中他遇到了许多事情“公共卫生间两个十户人家共用，一起床就得为上厕所、洗漱伤脑筋；挤公交时被一个姑娘骂为“流氓”；因迟到一分半钟只得了五元钱的月奖；徒弟雅丽、幼师晓芬、初恋情人聂玲所激起的心灵震荡与感慨；食堂就餐时扒出了半条青虫；物价上涨，买不起给岳父祝寿的贺礼；被人栽赃挨了批评，报考电大的事泡了汤；贺同事结婚、救熊猫；住房要拆迁，姑妈的儿子还要来家里住等等。作品虽然写了是印家厚一天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则是揭示了他一生的周而复始的人生轨迹。
在《烦恼人生》中语言既显露出淡淡的诗意，也闪烁出理性睿智的光芒：“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记忆归记忆，痛苦该咬牙吞下去”；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轮渡快一些？为什么江这边的人非得赶到江那边去上班？为什么没
有一个全托幼儿园？为什么厂里的麻烦事都摊到了他的头上？作品尽情地表现了现代都市平凡普通的生活和弥漫着尘界的灰蒙蒙的人生。厚实的生活底蕴和强烈的平民情怀，构建了一种真实、冷峻的表达，表现在语言上则形成了一种调侃与反讽的风格。印家厚半夜里受到老婆尖刻的鄙薄；与小白的侃谈文学；与厂长有理有节的交涉等等。作者就是这样以无知者的姿态，平静地叙述和调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而在反讽和调侃中揭示出假象与真实间的矛盾。
其次，表现在爱情神话的轰毁。在《烦恼人生》中，沿着印家厚的感情脉络，他在“网”和“梦”的冲突中，内心深处所经历的渴望与挣扎。妻子、雅丽、聂玲、肖晓芬这四个出场与未出场的女性，构成了印家厚全部爱情生活。她们各自有着自己的位置，是印家厚情感历程中四座坐标。妻子是他“网”中的爱人，聂玲是他“梦”中的爱人，在“网”和“梦”的较量中，后者显然不是前者的对手。老婆纵有千般不好，但“老婆就是老婆”，“这世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印家厚在接受这个事实的同时心情一定是悲壮的。肖晓芬和雅丽只是他梦中爱人的两个替身，也许，印家厚的“梦”太完美了，现实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同时兼具其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作者才不得不用两个人来替代。他对肖晓芬的欲念虽是瞬间的，但我们还是有机会看到他对“梦”的真实的渴望；只有雅丽真正理解他，他也把雅丽当作知己，一次次地被她的真情所感动，而当雅丽明确地向他表示爱意后，他却变得畏畏缩缩，躲躲闪闪。虽然他也有热血奔涌的时候，想过“一个男人就不能有点野心吗？”可马上又抑制“邪念”，非常实际地承认，“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直到最后，他和雅丽的事情也没有结果，他们之间欲罢不能、进退两难的爱情纠葛为印家厚在“梦”与“网”之间的挣扎作了最好的诠释。在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印家厚们”只好由开始改变自己到逐渐被世俗同化，最后被锁进了生活的灰灰之“网”；淹没在平庸世俗的茫茫人海中。
小说真实地展现了现实生活的原生状态，在平凡琐屑的描述中大胆的“凸现人生”，强调了过程本身的含义和意境，从而将社会内容与个人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把生活的过程变为生命的过程，同时也揭示出精神追求在不自觉中迷茫消失在物质生活的困窘之中，而人的精神困窘，灵魂的无所依又使生活、物质困窘更加暗淡的恶性循环。
二 、人物描写与情节组织的非典型化原则
池莉的小说始终都是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来关照和表现女性的生存状态，然而池莉的《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却偏偏是个男性。
按照故事情节的推算，主人公印家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与同时代的城镇青年一样，他也有过上山下洼的知青生活历程，返回城后则成了钢板厂的一名现代化的操作工。小说写了印家厚一天的奔忙，在这种无暇喘息的奔忙之中显出生命个体的渺小、无奈与认同。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印家厚必须负担起家庭的伦理、责任和重担，然而他从来都是力不从心或不称其职的：欲表孝心而囊中羞涩；欲庇荫家室，却只有蜗居一间，而且令“大丈夫”更为羞辱的就连这还是由“小贱内”托人告借的；他还必须迎战凶险莫测的人际关系，如车间主任绕着弯子扣发奖金，被人栽赃挨批评等等。在这些繁琐的事情中，他对本职工作怀有纯正的感情，生活中追求着真诚与善良，他为着自己应得的一切而苦苦挣扎，活得极为紧张和沉重。在小说中池莉冷静地、不动声色地对生活作亦步亦趋的自然主义复写，以自己“犀利”“敏锐”的女性目光，把一个男性形象描摹的淋漓尽致。其中不乏还有着对男性在家庭中承担责任超负荷的地位有着独特的透析，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在生活中受动的一面，以及在“大丈夫”形象下的内心苦痛。小说中印家厚的一天的经历实际上是他的一年甚至将是他一生经历的一个缩影。
在池莉的女性眼光中，印家厚的性格特征用“人情味”三个字再恰当不过的了。面对着生活的琐屑、芜杂，他常常焦躁、烦恼，甚至无奈和迷茫；面对妻子的任意鄙薄，他偶尔会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但更多的是体谅、理解并巧妙地平息夫妻间出现的风波；面对天真、美丽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徒弟表露的爱慕之情，他能理智地予以拒绝；他虽然对昔日恋人有着温馨回忆，但对于老婆递过一杯开水
，扔过的一条湿毛巾，他便觉得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他接受了同事的香烟，又大方潇洒的朝周围撒上一圈作为回报；他热爱工作，尊重领导和同事，但惹急了也会把有青虫的饭菜扣进食堂管理员口袋里；碍于面子他极不情愿地收拾锅、碗、筷，但当看到在公共卫生间里洗碗的都是男性，他也就心安理得了。可以见得，主人公的一天又可以说是在知足与不足中度过，他是用自己内心的标尺来衡量着这一切。
作者还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刻画了三个对印家厚的生活乃至心灵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形象。聂玲是他的知青伙伴，初恋情人，“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动他”。但她在作品中没有正面出现，而只是潜在印家厚的心灵的深处。而那位热爱幼儿园工作的肖晓芬则是勾起印家厚欲望的一个影子。雅丽是一位比他的老婆要“高出一个层次的女性”，是他乐于留下厂里加班加点以便与她待在一起的聪明、年轻、活泼、漂亮的女徒弟。他砰然心动但最终拒绝了，因为拒绝投入她的怀抱的理由太多了——在他看来“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妻子就应该是“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是憔悴、爱和他扯黄皮的老婆！”等等。
三、新写实的真实观—人性本性乃平庸以及非人格化叙述
《烦恼人生》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凸现并揭示人生的烦恼，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这种烦恼人生的认可。这种对生活的认可体现在印家厚的生活哲学上，表现为：忍与和。没住房和因没住房妻儿挤在一张床上，儿子被摔下来，摔得热血直流：忍。没钱买瓶好酒给父亲祝寿和满足老婆上饭馆吃顿西餐的请求：忍。无端扣发了奖金和咽着食堂饭菜里的青虫：忍。没有心心相印的爱人或这种爱人已同别人结了婚并生了孩子，或正有一位这样的俏丽姑娘（雅丽）深深爱着自己：忍。印家厚的“和”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因生活所迫而无可奈何的“和”。一是自觉自愿而发自内心的“和”。后者比前者更具有悲剧色彩。“上班有人送他，下班有人等他”——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性的男人对婚姻、爱情与家庭的希望就仅剩这一点了。下班回家“老婆递过一杯温开水，往他脸上扔一条湿毛巾，他深深吸着毛巾上太阳气息和香皂气息，久久不动。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时候！他的家！他的老婆！尽管是憔悴、爱和他扯黄皮的老婆！此刻花前月下的爱情，精神上的微妙沟通等等远远离开了这个饥饿困顿的人！”可见，“印家厚最终没有成为陈世美，不是屈于某种外在压力，也不是内在的道德感的作用，而是他从尚不尽人意的现实的情感生活中体验到一种对于生存意义的实在感受”。
解读印家厚，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失望到理解，从理解到敬重的过程。印家厚之所以让人敬重，就在于他是一个清醒的、甘愿在平凡生活中坚守的人；是平凡普通有着七情六欲的小人物；他谈不上伟大与崇高，但踏踏实实生活着，他并不迷恋什么遥远的理想，而是致力于目前的生存与发展。努力地尽自己繁重的责任和义务。他虽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却竭尽全力在做；他明知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没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却甘心情愿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坚守。在疲惫、琐屑、千篇一律的生活中，他孤立无援，一切荣辱辛酸、寂寞烦恼都要自己来承担。这些就是他的英雄特征！这让人想起里尔克的一句名言：“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印家厚正是这样一位挺住不越位的“英雄”。同以往的英雄相比，他更能体现现代人的精神特征
。尽管种种的人生“烦恼”常常弄得他十分尴尬，将他置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但他并不把这种尴尬和困境看作是生存的悲剧，而是以一种顺应的“忍”与“和”的态度，通过得失互补，福祸相替的转换求得精神上的慰籍和平衡。当老婆流着泪告诉印家厚：“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你，这房子马上就要拆了……通知书已经送来了。”他说：“我早已知道了。明天我拼命也得想办法。睡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桥到船头自然直……”。这不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鸵鸟主义或者阿Q精神，而是人生偶尔的“得意”对于人生难免的“烦恼”的一种积极的化解。印家厚虽不是儒者，但他的处世态度却是儒者式的，儒者常常采用一种“中和”的态度，故而能常享生之欢乐，印家厚对人生烦恼的化解就是采取儒者这种“中和”的态度，这使他无论面对什么困境都不灰心丧气，仍然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明天。而且，能让“他感到自己生活正常、家庭稳定、精力充沛、情绪良好，能够面对现实。”这是印家厚的生存哲学。池莉的小说竭力宣扬的就是这种存在哲学：只要有能力，有勇气在这个艰难的世界存在下去，就是强者——理想的生活，美好的情感，高雅的情趣，一切都以存在作为基础。既然生活是不可回避的，面对层出不穷的生活难题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都必须去面对，去解决。生活需要的首先是一种承受的勇气和坚韧的精神。普通人的信条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于是乎，普通人身上蕴藏了巨大的的坚韧的生活力量。这正是小人物的可贵之处，坚强、理智的可贵之处。池莉要写的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活，要呕歌的就是这种活的勇气。活的能力成为池莉衡量笔下人物的标准。
更深一层地剖析作品中人物的生存实际、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我们发现，在印家厚这类普通人身上其实透露出现代人普遍焦虑的问题，人们担心的不是如何驾驭生活，而是如何不被生活甩出去。这与其说是个人的自我选择，不如说是一种被选择。在生活的逼迫下，人自觉地调整自己，无条件地接受世俗经验，产生“平庸崇拜”，在行为选择与价值评判上走向平庸；在面对外部的种种入侵时，人只能消极地应付，人的精神活动只停留在对世俗经验的照搬照套，随波逐流；在面临生活选择时，往往身不由己地服从了社会选择。个人完全承袭了现存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他和其他人已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按照他人的要求塑造自己。这样一来，“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自己也不在感到孤独和软弱。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中许多正常人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尽管它是以失去自我的昂贵代价换来的，但它行之有效。印家厚对生活的认可告诉我们：人生的真谛就是坚守、不越位，平平凡凡、吵吵闹闹的生活未必没有价值。池莉在作品中对生活的还原涵容着生活的本质。通过一种源于生活并不高于生活的艺术描写，引导读者从种种对生活的抽象理解和过分沉溺于理想理想化的境界中解脱出来，体现一种“生命过程就是艺术”的审美观。小说中对原始、质朴的生命过程的渲染力极大感染、震撼读者的心灵；在如实地追踪生活的过程中激起读者复杂的、难以言传的人生感受，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既而认识到：能够认识人生的烦恼又坚守在这烦恼的人生中，这就是现代普通人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和不得不采取的人生态度。
我们不难发现，池莉在作品中表现了普通市民的家庭生活，反映世态人情，下层人民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追根溯源，又影射起和包含了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意味，让读者真切的咀嚼了生活，认识了生活，在品读《烦恼人生》的同时，对人生的烦恼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并最终将得到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