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儒林外史》与《围城》

2020-03-24 08:40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3920363213

《儒林外史》和《围城》是两部小说。
前者为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撰写；后者是现代文学研究家钱锺书的作品。《儒林外史》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小说假托明代故事，反映的是十八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故；《围城》写于1946年，反映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群相。
如果非要指出这两部小说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揭示人生百态、社会怪相，被文学界称为“中国讽刺小说的两座高峰”。
那么，这两部小说究竟有什么交集和可比性呢？

《儒林外史》与《围城》
钱锺书
从事钱锺书文稿研究的学者张治认为：最早把《围城》与《儒林外史》两部小说联系起来比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
夏志清在1960年撰文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八十年代后，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往往称“《围城》是新《儒林外史》”。张治认为：这最早可能是翻译家李健吾提出的，其根据在于“它（指《围城》）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画像”。
此后也有学者认为：钱锺书这部小说“展示了最丰富的知识界众生相”，“不是科举制度的宠儿和弃儿迂腐辛酸的悲喜剧，而是洋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新儒林的诸生相”。

关于这两部小说的对比，我们可以从钱锺书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一见端倪。
1946年，钱锺书在评论中西古典小说的《小说识小续》中谈到《儒林外史》时说：“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
所谓“蹈袭依傍”，乃是指摘这部小说缺乏艺术创造力。钱锺书曾论“从古”有二：“不自知之因袭”和“有所为之矫揉”，后一种虽原本是说刻意的复古，但也可以理解为这里所说的“蹈袭依傍”。
钱锺书一向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修辞命意上的创造力，对《儒林外史》也并不太强调对于人物和本身所事的追查，而是多着眼于吴敬梓在使用前人佳言妙语时是否展现出足够的个人才能，可以让他这部作品无愧于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
钱锺书的意见在于，《儒林外史》的作者并未具有称得上“旧小说巨构”之等级的才能，理由是本身所事可以照搬，但语句修辞上的因循蹈袭有些缺乏生命力。他曾几次举出若干小说家抄袭前人成句和修辞命意的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见解。

《儒林外史》与《围城》 吴敬梓纪念馆

张治认为：“钱锺书对于《儒林外史》里的诗句韵语颇不满意。”比如：他在《小说识小续》中指出：小说里杨执中绝句照抄 《南村辍耕录》 载吕思诚律诗的下半首、杨之室联见于《随园诗话》、陈和甫叙李梦阳扶乩（jī） 诗照抄《齐东野语》所载降仙诗的下半首，都未能展示出小说家的个人才能来。
如果按照钱锺书对《儒林外史》的指摘意见和标准，翻过来审视《围城》，我们发现他的确在小说艺术创造力方面有相当建树。
但是，当年《围城》发表之后，除了称赏赞誉的声音外，也有批评者不满中西典故的连缀，批评作者耍小聪明，把小说当成骈体文来做。联系1940年代的文学风气来看，“骈体文”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肯定是腐朽迟暮的文体。
学者张治认为：钱锺书行文好“掉书袋”，似乎是人所周知的共识。但如果认真依钱锺书所说的“渊源学”，研究一下这些典故书袋是如何嵌入小说文字的，就会发现，这些典故的使用，“并不是穷措大偶吃筵席后炫耀牙缝里的肉屑，而是渗入了作者自己的心智，使之脱离了旧的文本语境，与这部小说能够融为一体。”

《围城》中也有人物原型和本身所事。张治说：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涉及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除了方遁翁外，其他基本属于钱锺书同代人。
这些人物的原型本事，目前也有一些考证或是推测，如董斜川是影射冒效鲁，曹元朗取材于叶公超，唐晓芙的原型或许是赵萝蕤等。
对于小说人物的处理，钱锺书并非仅就某个原型的某一二事件来写的，而往往是综合了多个不同的本事来“入戏”，甚至又添入其他类似人物的某些特征。
《围城》绝少照搬他人材料，偶尔有只言片语的引述，也不是纯粹忠实地征引。
钱锺书更擅长的是借用别人现成语句时稍加点化，使味道境界大为不同，比如董斜川诗集里愤慨中日战事的两句：“直疑天尚醉，欲与日偕亡”，见民国元老人物褚辅成《抗战八咏》其二（1939）末联：“与日偕亡期渐近，岂堪自荐酌春醪。”钱的改作，不仅颠倒了上下句的位置，还更换了语气，将褚氏原作中“自醉”的警省，变成“天醉”的沉痛悲愤。
钱锺书在《小说识小续》中说：“近人评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余故发凡引绪，以资谈艺者之参考”，的确像是针对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古典小说研究所发的言论。
学者张治认为：钱锺书并非全面否认《儒林外史》的价值，他读此书极熟，著作以及读书札记中随处可以见到这部小说的引文。但如果放在第一流的作品里面，钱锺书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则是有所保留的。

通过与《文史通义》进行对照，钱锺书认为，吴敬梓对于儒林的针砭与讥刺，只不过是“粗作浅尝”，不够深刻。这也许正是“公心讽世”所致。“因为所持的是一般人的标准，故大多只能放在八股制艺的层次来进行描述，这样的小说置于五四新文化的语境之中，自然大受反对封建传统士大夫之人生观的一代知识分子所推重。”
钱锺书对于《儒林外史》的批评，是着眼于更高一层的学术生态环境里面，这就联系到诸如戴震、汪中、袁枚这个知识精英分子群体，对于这些学问精湛或才思敏锐的人，其实是很难体察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问题的。
张治在他的学术文章中指出：《围城》问世后，“大家普遍容易接受的，也就是小说家对于教育界海外留学、学位文凭买卖、大学教育体制等各种问题的批评和揭露。”至于钱锺书对于当时学界种种人物具体的影射与讽刺，评论界往往觉得刻薄和无聊。
张治说：大多对于钱锺书及其《围城》持有保留意见的声音，都会至少同意司马长风的意见，即以为“《围城》的内涵不够深沉，虽然有出类拔萃的小说技巧，却是才胜于情。”
这正是停留在《儒林外史》的标准来审视《围城》所致，殊不知钱锺书自己对于这个标准是并不满意的。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