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富五车”最初说的是惠施的“其书五车”。指的是藏书量或读书量。惠施其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在于战国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是“书简册”。
在汉字载体研究领域，简牍是我国古代遗存以下来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据出土的竹简验证，一枚常规竹简大约能写三十个方块字左右。
现今十多万字的一本书，估计要用三千余枚竹简。古汉文比现代白话文来得简炼，打个折扣，最少也要二千余枚竹简才行。
这样，按照战国时期的书册规制，一辆马车或牛车大约能装六百多枚竹简。三千余枚竹简，足可装满五辆车。于是可以这样说，惠施的读书量十分有限。即便小学生所读的课本加起来的文字书写也差不多等同于可装满五辆车的书简了。问题是历史文化的知识量不能这么算。
我国古代学者的著述，同现代的学术论文不同。不能用现代的知识标准来衡量古代的知识拥有量。所以所谓“学富五车，书通二酉”或者说“才高八斗”只能表示古人对知识拥有的一种夸张比喻。
“学富五车”不应仅仅是指藏书量、读书量和知识量，而应当理解为博学多才的意思。
“才高八斗”出自晋朝谢灵运的一个比方方。谢灵运恃才傲物，曾自叹道：“天下才共一石（即十斗），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者共得一斗”。
由此可见，无论是“学富五车”也好，还是“才高八斗”也好，都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
读书量可以显示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却不能量度一个人学问的深浅。尤其是现代知识暴炸时代，以英语为例，一年之中新产生的新单词在一万以上。而一个人所能掌握的单词量仅在一万个左右。因为学每门外语都有一个平台，超过了这个极限就再也上不去了。
如果套用什么“学富五车”那样的概念，那么久，应该是“学富五列高铁”了。可见时代变了，人们对于知识拥有量的概念也应当更新。
不系舟Non-moored boat
延平梅山坡府学书斋
在汉字载体研究领域，简牍是我国古代遗存以下来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据出土的竹简验证，一枚常规竹简大约能写三十个方块字左右。
现今十多万字的一本书，估计要用三千余枚竹简。古汉文比现代白话文来得简炼，打个折扣，最少也要二千余枚竹简才行。
这样，按照战国时期的书册规制，一辆马车或牛车大约能装六百多枚竹简。三千余枚竹简，足可装满五辆车。于是可以这样说，惠施的读书量十分有限。即便小学生所读的课本加起来的文字书写也差不多等同于可装满五辆车的书简了。问题是历史文化的知识量不能这么算。
我国古代学者的著述，同现代的学术论文不同。不能用现代的知识标准来衡量古代的知识拥有量。所以所谓“学富五车，书通二酉”或者说“才高八斗”只能表示古人对知识拥有的一种夸张比喻。
“学富五车”不应仅仅是指藏书量、读书量和知识量，而应当理解为博学多才的意思。
“才高八斗”出自晋朝谢灵运的一个比方方。谢灵运恃才傲物，曾自叹道：“天下才共一石（即十斗），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者共得一斗”。
由此可见，无论是“学富五车”也好，还是“才高八斗”也好，都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
读书量可以显示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却不能量度一个人学问的深浅。尤其是现代知识暴炸时代，以英语为例，一年之中新产生的新单词在一万以上。而一个人所能掌握的单词量仅在一万个左右。因为学每门外语都有一个平台，超过了这个极限就再也上不去了。
如果套用什么“学富五车”那样的概念，那么久，应该是“学富五列高铁”了。可见时代变了，人们对于知识拥有量的概念也应当更新。
不系舟Non-moored boat
延平梅山坡府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