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余永定先生是位难得的、敢于提出不同看法，并始终坚持“原则底线”的经济学家。最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主要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能是配合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也不是什么奇怪现象，欧盟国家和美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过去我们强调央行独立性，现在则应该强调财政部和央行的协调与合作。”
余先生阐述的是事实，但国内一些“经济公知”全然不顾这一趋势，一味强调货币政策独立。前不久，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当独立的争论。很不幸，这一命题“被偷换概念”，不了了之。
经济学家必须坚持“原则底线”，这个“原则底线”实际就是常识。比如，余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阐述到：“按道理，结构性目标应该是由财政政策实现的。资金分配不是央行所能做的事情。货币政策只能在从宽与从紧之间进行选择，强调支持实体经济完全正确，但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精准滴灌’。”
按常识，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是非常清晰的：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这就是经济学基本常识。但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好像搞反了，以积极财政政策去扩张经济总量，而货币政策却在“偏紧的姿态”下实施“精准滴灌”，这实际是在关注结构问题。结果是什么？余先生的回答是：抑制经济增长。
怎么办？余先生给出的观点是：“中国国债收益率明显高于美国等国而且呈上升态势。我以为，央行有必要降低利息率。与此同时，降低利息率还可以抑制短期资本流入，避免人民币的过度升值。”
余先生阐述的是事实，但国内一些“经济公知”全然不顾这一趋势，一味强调货币政策独立。前不久，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当独立的争论。很不幸，这一命题“被偷换概念”，不了了之。
经济学家必须坚持“原则底线”，这个“原则底线”实际就是常识。比如，余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阐述到：“按道理，结构性目标应该是由财政政策实现的。资金分配不是央行所能做的事情。货币政策只能在从宽与从紧之间进行选择，强调支持实体经济完全正确，但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精准滴灌’。”
按常识，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是非常清晰的：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这就是经济学基本常识。但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好像搞反了，以积极财政政策去扩张经济总量，而货币政策却在“偏紧的姿态”下实施“精准滴灌”，这实际是在关注结构问题。结果是什么？余先生的回答是：抑制经济增长。
怎么办？余先生给出的观点是：“中国国债收益率明显高于美国等国而且呈上升态势。我以为，央行有必要降低利息率。与此同时，降低利息率还可以抑制短期资本流入，避免人民币的过度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