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上世纪90年代末，陈寅恪先生在国内被引爆了，我生也晚，只是模糊听到了一点雷声，未见闪电。本世纪头一个十年里，陈先生先生又归于他应有的位置上，安安静静地嵌入到中华历史和文化的星空里。这一个过程，跟大众对他的理解无关，跟整个民族对他的真实评价无关，只是一个代表着文化与智慧的生命最真实的归宿。至于傅斯年，他似乎从来没有在广袤的中国大陆生活过，像他所考察的对象一样，被人从土里挖出来，理清了，看看怎么回事，然后还是放入到民国人物博物馆里陈列去了。
这就是我看岳南先生所著之《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最终感受。与其说是正儿八经的现代史人物传记，不如说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人物风景画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顶着“大师”光环的先生，一个身怀语言绝技，精通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得懂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蒙文等古代中亚冷僻的语言文字。“读史必先识字”，应用在史学、文学的研究里面，自然能够给后人打开豁然的一面；而傅斯年，则是开中国考古研究之先河，能够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根上，成功地嫁接起西方科学精神的新苗。这是两位先生作为“大师”的基座所在，都是硬得不能再硬的硬通货。是公论，也是事实，专家如林，乱插嘴等于找批。
我在此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凡夫俗子，甚至愚夫笨子，透过岳南的写作，我们在谈论“大师”时都该谈论些啥？
首先肯定不是梵文，或者殷商考古，这两项，我估计当代产的“大师”，诸如余秋雨、钱文忠等先生，给陈寅恪先生提壶也不配。倒不是说智商、能力有差距，我看陈先生，在蒙学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之后，十几岁就出门求学，游历了那么多的国家，叩遍了那么多的学府，无论土博士还是洋博士，或者“克莱登大学”、“西太平洋大学”的头衔一个都不要。花上了与玄奘法师一样的精力，一直挨到了三十七岁才学成回国、结婚成家。这在佛法上讲，叫发大愿心。我原初以为是他世家出身，家底子殷实，能供他这么不食人间烟火般地求学。后来看他考的却是公费留学、生活拮据，留学生涯，难辨“丐”与“学”，才知也是吃大苦挺过来的。一本梵文词典能翻得稀巴烂，这“天才”做得也太不容易了，也就知道了，还是品德在做支撑。试想，陈先生早年投身什么北洋政府或者国民政府某写作组，或者去经商发大财，量他的学问也难让弟子季羡林先生那么心服口服了。
肯定也不是谈论他们两位大师的所作所为。一边看这本《陈寅恪与傅斯年》，我一边纳闷：不明白岳南为啥非要把陈寅恪和傅斯年拧巴起来写，难道他们是一对说相声的搭档？全书看下来，才知道这两位除了有那么点同学和同事关系，既称不上搭档、也谈不上知音。全书中傅斯年的篇幅要比陈寅恪的多了一倍，但合上书回想起来，怎么看都不像是这样的比例。傅斯年的传略更像是一个优秀合格政府官员的工作履历。而陈寅恪，则总是一介学人，在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中，他醉心于从佛经到中亚史到中古史、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大师毕竟是大师，不用炒作、也不用作秀，人家都是这么安安静静地治学下来，把那“三百年一遇”的奇才发挥得淋漓精致。也因此，相形之下，傅斯年就显得黯淡了许多，整本书纵然他霸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轰轰烈类地干出了诸如“五四”扛大旗、烧人房子、炮轰相当于“总理”一级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与宋子文、在蒋介石、毛泽东两位“刘项”之间斡旋、办中研院历史所和台大等种种事迹来，总不比在那三分之一篇幅内，陈寅恪先生用一生的坎坷来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得发人深省、引人追慕。大师之后无大师的缘由，就是新的文化环境，难于造就这样特殊的人了吧。
谈论大师对现时代的“影响”或者“意义”么？这次让傅斯年先来。我对傅斯年先生一直抱有“腹诽”：他和他的朋友，如罗家伦等先生，用一种“运动”的方式造就了一种“新文化”。以后这种“新文化”谈不上多开花结果，倒是“运动”这一手段被发扬光大了，一直到现在还在折腾。若要把这笔账完全记在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头上，难免有点夸张。但有“首发难”之力，一直以梁山好汉自居的山东青州人氏傅先生自承认是“陈胜、吴广”，倒也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洞明时空的那份清醒。只是他把“五四”的北大带到了台湾，把扛“运动”大旗的手段留在大陆，是此公极不厚道之处。
谈论大师时我们谈论些啥？


毛泽东（右一）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机场，迎接自国统区飞来的访问团人员。
右六为傅斯年。
谈论大师时我们谈论些啥？
毛泽东于延安赠送傅斯年的墨宝（现藏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毛泽东说过自己被孟真（傅斯年的字）骗了，我也深有此同感。通过岳南先生的笔去触摸傅斯年，我只看到了一个“修齐治平”、“赤胆忠义”的老封建；而相反，在一副世家公子哥气息为看不上昆曲大发雷霆的所谓“遗老”陈寅恪身上，我倒看出了中国人一直所稀缺的“独立”、“自由”、“费厄泼赖”、“日神精神”等等。我擦亮眼睛再看，居然看出了马克思韦伯、看出了叔本华和尼采、看出了丘吉尔和惠特曼……看得深了，还看出曹雪芹、陶渊明乃至刑天、女娲、夸父、精卫以及古希腊悲剧中主角那些个的形象出来。这真是要命了，或许岳南本人没有意识到，或许都被史家、传家忽略了：陈寅恪比傅斯年乃至胡适、鲁迅、周作人、王国维、徐志摩、钱钟书等任何近现代大家更不像一个中国人，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公民”。他骨子里有德国学究的刻板、有英国绅士的味道也有美国牛仔那种自由感，像日本人那样彬彬有礼，像法国人那样自鸣得意，还有一肚子印度人式的超脱。这位先生若看做“教授的教授”，绝对是一种误读，若看做活生生的文化肉身，那将是浑身趣味。朱熹说“活泼泼”的，正是这位像贾宝玉一样痴的、还假装世俗的聪明的先生，令我深深地着迷。也正因此，他提出“自由”和“独立”两个词语，一点不觉的言不符实，内在灵魂和外在生命轨迹如此严丝合缝，令人油然敬畏。可这样的标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像“元青花”一样珍稀的。
而至于陈寅恪先生对当代的影响，我以为那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他生是一介书生，死也是一介书生。临死前，老朽之躯浑身上下被贴满了白花花的大字报，倒也应了曹雪芹公那“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预言。这位大师有一股子美国人式的天真，抱定隋朝学人王通所谓的“河汾之志”，就是期待培养一帮子优秀的学子，然后通过他们改变世道。这个愿望显然也最后破灭了，也似乎使得陈寅恪对当代人的影响也一笔购销了：“河汾”和“王通”何物，何许人也？“河汾之志”又怎么个对世事有补？都是谈不起来的。陈寅恪先生倒有一点走了眼，他一直在担心“以俄变夏”，变终究是变了，但总不是那么个味。同时，他在《柳如是别传》里头又心存另外一份的清醒：历史之变，文化和文明的血脉凶多吉少，一个鲁迅云有“山大王气”的领袖，跟一个青红帮头目出身的领袖一样，无论如何，不会能容忍任何书生那种“自由”、“独立”种种苗头的，且只忍看沧海横流罢。那时，陈寅恪一定心明意净：瞎了眼的不是他陈寅恪，而确确实实是那老天。在他的古体诗里头，这样的幽怨不少，可惜经历“文化”、“物质”两层大革命后，国人中能体其味的，也相当寥寥了。

相关连接——
《南渡北归》读后感怀


夏夜读书有感



《陈寅恪与傅斯年》最新版，2020年节日5折


点击：京东：《陈寅恪与傅斯年》 ，未删减版。限量。

点击：京东：《南渡北归》 最新增订版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