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古典文学作品不宜离开文本意象谈考证
2019-09-03 19:24阅读：
作者：王华东
近日看《百家讲坛》播放了杭州师范大学王崧舟教授的讲座，题目是《爱上语文》，颇有感触。怎么来学习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王教授细致入微地给我们作了讲解。
他在讲解张继的《枫桥夜泊》时，说曾遇到一位听课教师的提问，他作了以下的解答。先展示原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有一位老师说，您说的“江枫”是江边的枫树错了，应该是当地的江村桥和枫桥两座桥；说“愁眠”是愁得睡不着觉也错了，是不远处有一座愁眠山。王教授回答说，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是，假如我这堂课上的不是诗，是地理课或考古课，我可能会按你所说的上；可我今天上的是诗，是古典诗，我一定不能这样上。我只能以诗解诗，要回到整首诗的意境中。这首诗的主要意境就是愁眠、愁绪，诗中的大量意象在写“愁”。中国古典诗词写愁不能自己站出来说话，得通过诗歌的文学意象来说。中国有许多传统的文学意象，比如说到高山流水，就会联想到“知音”；说到明月，就会想到“月是故乡明”，引起思乡、怀念亲人的情感。在张继之前，不断有人写枫树、枫叶。如白居易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张若虚的“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杜甫的“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都表达了惆怅、落寞、肃杀的意象，流传下来，成了一种共通的意象，一种传统的文化意象。《枫桥夜泊》中，“月落”、“乌啼”、“霜天”、“江枫”、“渔火”都是渲染愁绪，整首诗愁绪满怀。如果用科学考据的方法来看待诗歌中的现象，往往只会看到客观的现象，看不到诗后面的人，人的心情，人的愿望，这样学习古诗又有什么意思呢？
考证会影响对作品的解读！
我马上想到，《红楼梦》是一部艺术水平非常高的古典小说，怎么解读这部经典作品，一直以来意见纷呈，以致形成了“红学”这一概念。在蔡元培及其之前的许多文人评论《红楼梦》，多数使用传统的解读方法，探求作者隐藏在小说中的深意。而洋博士胡适一出来，就标新立异，他认为研究《红楼梦》不应当去搞种种的“索隐”而应当是搞“考证”，他认为：“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为唯一考证之题目”。本来考证作者对解读作品只起到辅助作用，譬如看到笔名“鲁迅”的作品，了解到是绍兴的周树人，对其描写的南方水乡风情会有更多的体会；然而，不知道作者，也不会无法解读《祝福》《社戏》等作品。但是，胡适却把作者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似乎不知道作者就无法解读作品。他的考证红学被称之为“新红学”，一直延续至今，还派生出来一个“曹学”，而曹学本质上不属于红学。不知道胡适为什么那么强调搞清作者，却不重视研究小说的情节？离开文本情节，如何能体会到小说中的时代背景，主旨思想，人物情感以及艺术特色？就拿《枫桥夜泊》打比方，学习这首诗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着重讲作者张继这个人怎么样，他是哪里人，怎么来到姑苏城外，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愁绪？其实张继在唐朝诗人中并不是大家，他的诗见于《全唐诗》者只有四十余首。查网上说其生平事迹不详，也没有说张继何时夜泊枫桥。不考证作者，不考证江村桥、枫桥和愁眠山，一点也不影响对“枫桥夜泊”这首诗的欣赏，也不影响这首诗成为千古名诗而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喜爱。同样来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为什么一定要把搞清作者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呢？这对研究作品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找对了作者，那对理解作品是有所帮助的，如果搞错了作者，反而会错误地解读作品！正是由于胡适的错误，造成了新红学的百年谬误。正如土默热先生所说“百年红学最大的悲哀，就在于胡适先生不去研究《红楼梦》思想文化的源流传承，而是使用史学方法把《红楼梦》作者的帽子强行戴在北京西山茅棚中那个破落八旗子弟曹雪芹头上，以至于红学界三代精英前赴后继，在清宫秘史中无休止地猜笨谜，硬是把《红楼梦》误判为‘乾隆小说’、‘京味小说’、‘旗人小说’。”实际上“《红楼梦》书中所展示的是晚明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
胡适专注并费大力气去证明一个姓曹名霑（号雪芹）的人，认定他就是小说开头明说的增删者曹雪芹，又依据史料上某些不可靠的说法，把曹霑说成是曹寅的儿子或孙子，说他就是小说作者。关于曹霑的生年和死年，也考证出几个，都确定不了哪一个是准确的。胡适的追随者搞了几十万字的考证，也没有证明这个曹霑写过《红楼梦》；所谓“著书之年月”只有猜测，红学专家各执一词。他们在红学界获得一个雅号，叫“红外线”！他们脱离小说文本去考证作者也就罢了，居然敢嘲笑研究文本情节的人。胡适把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旧红学家统统称为“猜谜的红学大家”，说他们的研究其实是“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这显得有些狂妄！
早在乾隆年间，很有才能的戚蓼生在他写的《石头记序》中就赞叹说：“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我引述的只是戚序中的开头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几层意思：1、赞叹《红楼梦》艺术方面的“神乎技矣”！作者的艺术技巧非常高明，善于“双管齐下”，就像绛树和黄华两位奇人，“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是在说此书有两面，一面是明的，一面是暗的，读者必须懂得《红楼梦》的这个特点，才能够领略其中的妙处，领略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2、作者在描述故事情节、语言表达、遣词造句都很有新意，都有独特的手法，“无一落前人窠臼”。3、有时候看起来是写一件生活小事，或伤春或悲秋，而实际上作者心里是在说另一件事；看似诡谲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做正当的事，看似符合礼仪规矩的事，实际上很不道德。就像春秋笔法，有所评判。4、“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暗示书中有对历史事件的褒贬之意,也就是使用了影射的手法。5、通篇“戚序”没有一句探求作者是谁的话，只有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对文本作了深层次的剖析和赞美。
而看胡适的考证文章，没有看到对《红楼梦》的溢美之词，只看到他在1960年在《答苏雪林书》中说的：“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
蔡元培在胡适否定他的观点若干年后，还强调说：“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于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胡适与蔡元培相比，谁的中国文学功底深厚？胡适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留学美国，曾经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他被北大聘为教授的时候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是蔡元培为了用他，帮他改了履历。蔡元培先生曾高中过进士，也留学德国4年，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在传统文学方面，胡适应该不如蔡元培。蔡元培先生对《红楼梦》总的印象是：“《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胡适的考证得出总的印象是：“《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其内容是叙写曹家“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
“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断定《石头记》“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胡适的考证无法理解《红楼梦》的真正思想艺术特色，以至于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仍然说“《红楼梦》毫无价值”。“《红楼梦》毫无价值”这个评价，并非胡适偶尔失言，而是他对《红楼梦》一个重要的一贯的观点。
用胡适的考证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无法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所创造的文学典型形象及其反映的社会思想内容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因而无法解读《红楼梦》内涵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我们呼吁年青的《红楼梦》爱好者，一定要摒弃胡适的考证方法及其得出的错误结论，抛弃《红楼梦》作者是乾隆朝曹雪芹的错误说法，先不要考虑作者是谁，轻装上阵，以文解文，从文学、史学、哲学三个方面读出小说中的精髓，真正读懂这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作品。
郭豫适教授在《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一书中说：胡适从一开始就倡导的“贾、曹互证”混淆了历史事实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把“新红学”引向了歧途。又说，胡适自称的所谓“科学”的考证，其实并不科学，而是实用主义的。并且指出，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是体现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不能看作是科学的东西。
郭教授在这方面确实看得很透。这使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条消息，据说考古界对红学界的考证方法很有意见，认为有损考证的公信力。确实如此，考古离不开各种假设，然后经过考古的实践成果求得证实。考古界显然也看出了把考证用在《红楼梦》作品上产生的谬误！“太白遗风”，是过去酒楼爱打的招牌，渊源来自李白。如果以后有人用“胡适遗风”或“红学遗风”来讽刺蹩脚的考证，并约定俗成，那可就太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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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