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怎样走上“动物解放”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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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述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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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朋友对我养狗、做起保护动物工作，很是不解。若是时光倒流十多年，我也不会料想到今天：关心动物的痛苦，翻译《动物解放》，实行素食，并且参与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生活。在常人的心目中，爱护动物是些无所事事、多愁善感的女人们的事情，而我不像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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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
作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萧伯纳塑像前
我毕生从事公共卫生教学和研究，可以说专心致志，兴趣至老不衰。青年时代我做过很多令动物十分痛苦的实验，用过蟾蜍、小鼠、大鼠、狗和猴子，从不考虑动物的感受，也不怜惜他们的生命。就在我的思想发生改变之前二三年，我还在美国一所医学院进行大鼠实验，那里虽然考虑到动物的痛苦，规定了一些缓解的办法，但无论如何动物实验都是残酷的。在对待人与动物共患的感染性疾病时，我的专业——流行病学的律令告诉我，动物是病原的宿主、传染之源，用他们作为研究模型，开发预防疫苗或治疗药物，用处死或者粗暴的方法采取他们的组织作为标本开展调查，而且想方设法来消灭他们，进行预防等，却不反思人类自己种下的祸根。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促成我走上关注动物之路。这事得从十一年前说起。一位同事的女儿要分娩，担心家里的小狗会影响出生的婴儿，于是把狗牵到我妻子的办公室。让她带回家暂养。因为我们住平房，比较宽敞；家里有一只猫养了五六年，尽管他与人一点也不亲密，还有不少坏脾气，我们都能容忍，把他照顾得很好。
这是一只雄性小牧羊犬，刚一岁，叫德维，是个洋名字。当时城市虽然对养狗稍有开禁，采取高收费限制的办法，但当时却不办理。德维来家不多久，就遇上“创建文明城市”卫生检查，不准养狗。这时原来的主人也不要他了，叫我们处置。我们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养主，只好东躲西藏，这令我们焦虑不安。不得已，只好把他送到A市的亲戚家。没过几天，外甥来电话说，大门没关紧，德维跑了。春寒料峭，天又下着雨，他们两家人分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们决定自己去找。第二天是星期六，一早我便赶汽车去了那里。首先是发布《寻狗启事》，但被电视广播报纸一一拒绝，熟人后门都不行，因为原则事大。我们只好四处张贴，第二天市府“文明办”来了电话，说是有碍观瞻，要立即清除。张贴确实不雅，但与一些丑陋的“牛皮癣”相比，我们这张还算“清新脱俗”，只是寻狗犯忌。分散在大街小巷的上百张《启事》，贴时惟恐不牢，被风雨剥脱，现在要全部揭净，真是一种折磨。
我带着德维的相片，在这个城市里漫游了两天，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于是我和妻子轮流在周末踏上寻狗之路，足迹遍及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结果都是失望。我们如此坚持不懈，亲戚们的努力就不用提了。在出走整整一个月的那天下午，德维被找到了，大家都非常激动，辛劳终于有了报偿。要是把寻找过程中的趣事传奇写成一篇“寻狗记”，相信读者是不会乏味的。一次我的外甥媳妇在火车上邂逅我的一位同事，聊起这个寻狗故事。之后，这个故事在一些熟人中传为笑谈。
找到狗的第二天，我们便去把德维领回来了，但养狗的合法性依旧存在问题。读书和追根究底的习惯促使我寻求理性的方法去解决，尝试与当局打交道。我很清楚，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禁狗的，而把狗从养主家里拉走，在众人面前活活打死，更是绝无仅有的。我开始调查外国的养狗状况和管理办法，与做其他研究工作一样，首先是检索文献。向国外作者发函索取抽印本或著作来收集资讯，是我过去做研究的习惯，基本上不会落空。这次也一样，信发出不久便有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好几位专家寄来有关狗的各种书刊，有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有文化和历史的，有与人的关系和对养主健康影响的，还有管理和立法的，堆起来约一二尺厚。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瑟普尔教授不仅寄来他的著作，而且向1997年第8届国际人与动物关系大会组委会建议，邀请我赴捷克布拉格与会，并在会上作“中国人对动物的态度及其历史和文化的渊源”的报告。我之所以写信给瑟普尔教授，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在他那所大学的医学院进修，有时上班的时候穿过他们兽医院的前庭时，会见到男人和女人们带着猫狗前去就诊，那情景就如同在儿童医院里父母怜爱孩子一般。我们这代人是在闭塞中成长的，初次到美国处处觉得新奇，人们对猫狗如此宠爱，怎不令我印象深刻呢？
建国至80年代，我们社会对狗的敌视和苛严管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因为，狗作为人类的伙伴虽然已有几万年的历史，但狗作为家庭的亲密成员则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
上个世纪90年代，对待养狗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的态度仍然是“宁左勿右”。在讨论养狗的会议上，反对养狗者总是大义凛然的样子，持容忍态度的人很少。我的一位朋友养狗，也经常为此犯愁，他是市政协常委，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会上呼吁一下，他说那气氛令养狗人无地自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社会观念落后，二是国人的责任心差和缺乏宽容的一种反映。由于有些养狗人不负责任，使有些不养狗或者天性厌恶狗的人感到不快，在强势主流意识的指引下，他们就咄咄逼人，对异见不能容忍，甚至视同水火。于是，我把从国外获得的资讯介绍给主管部门的主事人员，与他们进行沟通，他们也能通情达理，采纳了我的一些建议，如下调登记费，给在较短期限内办理手续的养主以较大的优惠。同时，我也开展“做负责任的养主”的宣传活动，要求养主不仅对宠物负责，而且要对社区负责，与邻里和睦相处。
人们恨狗，或者既爱狗又怕狗的另一原因，是狗可以传播疾病。但是，宠物的传病危险性显然被媒体夸大了，充满危言耸听和误解，令大众恐惧。澄清误解便是我的责任。例如，养狗可以使孕妇传染弓形虫病导致胎儿畸形，城市家养的健康狗也带有狂犬病毒，而且比例很高，这些广为流传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不幸的是，这些话经常出自一些专业人士或头面人物之口。其实，任何疾病的发生都存在一定的条件，动物传播疾病也不例外。只要养主负责任，给动物接种疫苗，进行绝育，圈养在家里，不让他们在外游荡，把传播疾病的条件拒之门外，就很安全。（不过真正关注动物的人并不主张饲养宠物，除非收容流浪动物。因为首先不应当把动物当做玩物，同时宠物在繁育、交易和运输过程中，也受到淘汰和残酷对待，而且被饲养的也总有不少结局是悲惨的。）在非典流行期间，一些地方的人们一度惊慌失措，听信谣传，无辜的猫狗惨遭屠杀。我的解释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对于遏止非理性行为起了一些作用。
我本是理想主义者，对身陷苦难的人们总是充满同情和怜悯，养狗的经历使我把对痛苦的感受延伸到所有非人类动物，并对伦理问题进行追问。史怀哲的《敬畏生命》和辛格的《动物解放》对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影响。
阿尔贝特·史怀哲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因斯坦称他为“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史怀哲创立了标志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即敬畏生命伦理学。他身体力行，为非洲的穷苦人奉献终身。他指出，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所有的生命，不只对人，而且对所有动物的生命都视为神圣，产生敬畏时，我们才是有道德的或善的。简单说，善就是不伤害，不杀生，爱人并爱护一切动物。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史怀哲说：民族主义在两次大战中起了最恶劣的作用，也是现今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欺骗性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国猖獗，特别是在过去受白人统治和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他们的危险在于任民族主义成为他们独一无二的理想，实在使许多地区现存的和平遭受威胁。”只有通过人道信念超越民族主义，从伦理出发谴责战争，才能解决和平问题。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言。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彼得·辛格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之一。他承继英国哲学家边沁的效用主义的道德原则，认为人类平等的基础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痛苦，而非别的什么能力。因此，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不分肤色、不分性别、不分族群、不分物种也都应当受到一律平等的对待，否则人类的平等也就缺乏逻辑基础。感受痛苦并做出反应的能力，是所有动物保存生命个体，避免物种消灭的一种本能，同时也是人们考虑怎样平等对待不同生命个体的痛苦的一个尺度。我们主张，任何种族、性别和物种的痛苦都应当加以防止或减少。如果平等是按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划界，那就是物种歧视，应当像族群和性别歧视一样加以反对。《动物解放》唤醒了千百万善良的人们，对世界范围的动物运动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这本书所揭露的残酷虐待动物的现象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当我对动物与人的了解和思考越来越深入时，我的内心就越来越多地充溢着对生命的惊奇和敬畏，我也越是同情痛苦的生命，自己也越是感到痛苦。“同情就是痛苦”。辛格说，素食是一种抵制行动，但我觉得也是对心灵的抚慰。
人类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动物，但人与其他动物共同起源于一棵进化树，有着亲缘关系。早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就在《人类的由来》和《人与动物的情感》中对人与动物的心理能力作了详细的描述，尽管差距很大，但存在共同的本能：包括各种情绪、好奇心、模仿力、注意力、记忆力、想像力和推理能力，乃至一定程度的使用工具、抽象能力、自我意识、语言、审美感觉和对神秘力量的信仰等，而且“这种差别肯定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即不是本质的差别。现代对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地证明了达尔文的这些天才发现。因此，我们没有权利主宰非人类动物，更不应该残酷地剥夺他们。我们要善待生命，与其他生灵共享这个星球。爱因斯坦说：“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解放我们自己，这需要扩大我们同情的圈子，包容所有的生灵，拥抱美妙的大自然。”他所说的所有的生灵，我以为就是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的所有动物。只有这样的伟大胸怀，这个星球才能有持久的安宁。
如今我们的德维已经十二周岁了，健康而快乐地生活着。他对我们的依赖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使我们与远方孩子们的团聚机会大为减少，但我们不会嫌弃他，何况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作家鲍尔吉·原野送我一本《羊的样子》散文集，我欣赏他的散发着清新的大草原气息的散文，正是从这本书里的一篇怜惜动物的文章开始的。他题赠称我是“以科学精神和爱心传达美好的人”。其实，我是凡夫俗子，愧不敢当，不过我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文章中的动物用“他”一词，以免动物歧视）
（摘自《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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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狗的第二天，我们便去把德维领回来了，但养狗的合法性依旧存在问题。读书和追根究底的习惯促使我寻求理性的方法去解决，尝试与当局打交道。我很清楚，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禁狗的，而把狗从养主家里拉走，在众人面前活活打死，更是绝无仅有的。我开始调查外国的养狗状况和管理办法，与做其他研究工作一样，首先是检索文献。向国外作者发函索取抽印本或著作来收集资讯，是我过去做研究的习惯，基本上不会落空。这次也一样，信发出不久便有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好几位专家寄来有关狗的各种书刊，有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有文化和历史的，有与人的关系和对养主健康影响的，还有管理和立法的，堆起来约一二尺厚。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瑟普尔教授不仅寄来他的著作，而且向1997年第8届国际人与动物关系大会组委会建议，邀请我赴捷克布拉格与会，并在会上作“中国人对动物的态度及其历史和文化的渊源”的报告。我之所以写信给瑟普尔教授，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在他那所大学的医学院进修，有时上班的时候穿过他们兽医院的前庭时，会见到男人和女人们带着猫狗前去就诊，那情景就如同在儿童医院里父母怜爱孩子一般。我们这代人是在闭塞中成长的，初次到美国处处觉得新奇，人们对猫狗如此宠爱，怎不令我印象深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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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对待养狗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的态度仍然是“宁左勿右”。在讨论养狗的会议上，反对养狗者总是大义凛然的样子，持容忍态度的人很少。我的一位朋友养狗，也经常为此犯愁，他是市政协常委，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会上呼吁一下，他说那气氛令养狗人无地自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社会观念落后，二是国人的责任心差和缺乏宽容的一种反映。由于有些养狗人不负责任，使有些不养狗或者天性厌恶狗的人感到不快，在强势主流意识的指引下，他们就咄咄逼人，对异见不能容忍，甚至视同水火。于是，我把从国外获得的资讯介绍给主管部门的主事人员，与他们进行沟通，他们也能通情达理，采纳了我的一些建议，如下调登记费，给在较短期限内办理手续的养主以较大的优惠。同时，我也开展“做负责任的养主”的宣传活动，要求养主不仅对宠物负责，而且要对社区负责，与邻里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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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理想主义者，对身陷苦难的人们总是充满同情和怜悯，养狗的经历使我把对痛苦的感受延伸到所有非人类动物，并对伦理问题进行追问。史怀哲的《敬畏生命》和辛格的《动物解放》对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影响。
阿尔贝特·史怀哲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因斯坦称他为“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史怀哲创立了标志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即敬畏生命伦理学。他身体力行，为非洲的穷苦人奉献终身。他指出，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所有的生命，不只对人，而且对所有动物的生命都视为神圣，产生敬畏时，我们才是有道德的或善的。简单说，善就是不伤害，不杀生，爱人并爱护一切动物。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史怀哲说：民族主义在两次大战中起了最恶劣的作用，也是现今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欺骗性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国猖獗，特别是在过去受白人统治和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他们的危险在于任民族主义成为他们独一无二的理想，实在使许多地区现存的和平遭受威胁。”只有通过人道信念超越民族主义，从伦理出发谴责战争，才能解决和平问题。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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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的德维已经十二周岁了，健康而快乐地生活着。他对我们的依赖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使我们与远方孩子们的团聚机会大为减少，但我们不会嫌弃他，何况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作家鲍尔吉·原野送我一本《羊的样子》散文集，我欣赏他的散发着清新的大草原气息的散文，正是从这本书里的一篇怜惜动物的文章开始的。他题赠称我是“以科学精神和爱心传达美好的人”。其实，我是凡夫俗子，愧不敢当，不过我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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