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美国面面观：“华盛顿的腐败正在扼杀美国的未来”
2021-12-09 19:00阅读：
（思进注：各类“美国衰败了”的文章很多，有些分析是事实的陈述、逻辑自洽；不过，有些判断则可能失之偏颇（如最近因涉非法吸储被捕的某“财经大V”的一系列文章）。恰好我和庞忠甲先生在10年前合著的《美国凭什么》（2012年出版）介绍了美国的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营商、民生等方方面面，现在看来并不过时。那就从4月2日开始，特选摘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
“公司共和国”险象环生：企业化政治和“掠夺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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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腐败正在扼杀美国的未来”
本轮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多认为美国金融技术过度创新，在失却监管的情况下制造巨量泡沫所致；但究其根本，必须看到美国企业的政治战略，早已成功地酿造成功了以企业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亦即以金融资本主义为重心的企业化政府，启动了一个公权力弱化，在全球范围投机、掠夺大行其道的财富积累过程。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必然恶果。
“美国经历了八年不可思议的自我毁灭”（现任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2009年1月13日在参议院听证会的发言）之后，人们对奥巴马政府寄予厚望，希冀他的变革口号带来实质性的良性转变。但是，下面一则消息令人疑虑重重。
2010年1月
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票赞同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表决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重大法律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作出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商业决定，推翻了先前的两个判决，废除了施行一百年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主张的原则。法官们在分歧显著的情况下最终通过决议认为：公司和人是一样的，不能再禁止公司随意赞助候选人。钱就像言论，既然法律规定人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那么在广告、收费纪录片和其他任何宣传媒介上，公司也应该想花多少钱就能花多少钱。
消息传出以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荡。从此以后，美国的公司团体将被允许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不受限制地任意开支，通过政治广告等多种形式来支持或者反对候选人。
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在文章里反对的好：“法庭的这个判决将毁掉美国所有机构选举的公正性。”
总统奥巴马很快表示了对这一决定的强烈反对态度，他高调谴责说，“最高法院为利益集团用金钱来践踏我们的政治大开了绿灯。”“这是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胜利。这样他们可以每天在华盛顿列队，用他们的力量来压倒普通美国人的声音。”
一百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公司资助政界人士的钱款数额逐渐施加限制，尽管这样的限制非常乏力，然而上述裁定，将这些努力付诸一炬了。英国《独立报》2010年1月29日新闻报道称之为“影响深远的灾难，而且会扰乱全球政治。这件事没有像奥巴马的国情咨文那样引起媒体关注，不过它已成为让美国政治进一步走向残酷与混乱的最大症结。”
对此，美国众议员艾伦·格雷森（Alan Mark Grayson，
1958-，民主党人）说：“从根本上说，这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现在公司可以酬谢与它们合作的政客，同时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以后甚至不会再听到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这样的称谓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通用电气的参议员或来自微软的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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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贿赂合法化？
2011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号称19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法案，旨在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危机重演。由于华尔街竭尽阻扰之能事，共和党一直持否定态度；内容充满着不确定性，还设置了一系列“过渡期”和“缓冲期”。如果容许金融公司施加无限政治影响，这一法案日后如何生效，犹在未定之天。
新华网2月1日的评论文章《华盛顿的腐败正在扼杀美国的未来》指出：
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笼中运作。要想竞选政府公职，就要拿公司的钱，进而也就要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公司经常是在公然地贿赂政客，现在已经到了游说人员往往能够草拟国家法律的地步。正是这种腐败让奥巴马在上任的第一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如果参议院属华尔街所有，你又如何重新调整银行？如果大石油公司给了你进入美国政治圈的邀请函，你又怎么能和以抢夺石油为宗旨的外交政策一刀两断？
现在，奥巴马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走克林顿道路，要么走罗斯福道路。克林顿总统在医保之战以失败告终后，决定彻底服从公司的利益。不过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初曾想方设法满足公司的利益，但是这样的做法让他遭到强烈的指责。于是他改变了路线。他把怒火转向了“为富不仁者”，制定了严格的制度，防止经济出现灾难，并控制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
如果不彻底清扫美国的民主殿堂，就不会有什么积极的变化。奥巴马表示要对游说人员加以限制，但这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小步。他在避重就轻。美国人要想拥有民主体制，就必须为此支付成本：这意味着对政治候选人采取公正的政府资助方式。
按诸政企分开的理论，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政府的职能应该是维护社会公正，制定政策鼓励发展经济；水涨船高，政府的税收也就会增加。但是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直接参与、操纵商业活动。
例如，英国的石油公司都有政府股份，德国的奔驰有政府股份，美国政府与大公司的关系更是理不清，政府官员与企业股东的身份随时变换。
富人们想要低税率，商业领袖们希望只受到最低限度的公共监督（和被投入监狱的风险），而银行家们则希望以高利率把钱贷出去，只要银行没有损失。他们和保守派学者们如此声同气和，金钱和“理论”正在有效地改造和重塑美国政治；使得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有时会怀疑到底是财富产生智慧，还是智慧催生财富。保罗.
克罗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倾向于把这些学者看作骗子或傻瓜。
2011年12月写于纽约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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