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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化政治和“掠夺型政府”:时代新贵的权杖(中)

2021-12-23 19:09阅读:
(思进注:各类“美国衰败了”的文章很多,有些分析是事实的陈述、逻辑自洽;不过,有些判断则可能失之偏颇(如最近因涉非法吸储被捕的某“财经大V”的一系列文章)。恰好我和庞忠甲先生在10年前合著的《美国凭什么》(2012年出版)介绍了美国的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营商、民生等方方面面,现在看来并不过时。那就从4月2日开始,特选摘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
企业化政治和“掠夺型政府”:时代新贵的权杖(中)
强势美国面面观:“公司共和国”险象环生
5-1-4 时代新贵的权杖
(接上)《谁统治美国?》出版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金融权力精英大大加强了公司化政府中的主导作用。正如BBC《新闻之夜》的经济学编辑保罗·迈森(Paul Mason)2009年在他的的著作《暴跌》(Meltdown)中写到:
自由市场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是非常容易描述的。虽然它看上去像一个统治集团,事实上却是一个网络。在该网络的中心是经营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人,包括那些参加董事会的和在最高层任命董事会的人……他们从国内市场化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获益。
迈森综合描述的“自由市场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的第一要素与金融权力精英相关, 关键问题是这些金融精英在美国政府和各州内支配
战略部门的程度。
金融利益的影响在财政部最为显著,20世纪早期美国第三富人、银行家安德鲁·梅隆是1921年至1932年美国财政部长,更近一些,比尔·克林顿挑选高盛集团联合董事长罗伯特·鲁宾为其第一任财政部长,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则选择高盛集团董事长亨利·保尔森为其第三任财政部长。
从奥巴马当局在这方面作出的选择,可以看出在行政管理中填补与金融相关的职位的人与金融业的关系,结果表明挑选出来发展和执行联邦经济政策的人物,都主要是从金融集团中抽调出来的,也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严密的与高盛集团和前财政部长有大量关系的网络。
作为克林顿的财政部长,鲁宾最值得关注的政绩是为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作了充分准备,该法案否定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99年5月鲁宾辞职,副部长萨默斯接替他的职位,后来担任过奥巴马的主要经济顾问。1999年10月,鲁宾继续就新法案的最终协议在众议院、参议院和克林顿总统之间帮助周旋。在法案制定几天后,他宣布接受花旗集团最高顾问职位,成为否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最主要的受益人之一。在新职位上,鲁宾每年基本薪资是100万美元,2000年和2001年获得延期支付的奖金每年1400万美元,加上1999年和2000年150万美元花旗集团的股票期权,接下来的10年中,他继续获得了1.26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益。
在九十年代后期经济泡沫中,萨默斯强烈支持鲁宾放松金融管制的运动,他本人也因此获得丰厚补偿。作为D.E.Shaw对冲基金顾问,一周仅仅工作一天,2008年获得520万美元,同年他给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团、美林证券公司、高盛集团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讲座获得收入280万美元。
企业化政治和“掠夺型政府”:时代新贵的权杖(中)图5-1-4 2005年11月9日,布什总统授予格林斯潘“总统自由勋章”
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1961-),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是鲁宾和萨默斯的门徒。2008年担任哈特佛保险集团高级官员的沃林,奥巴马总统的副财政部长,在克林顿任内曾负责审查否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助理弗洛曼曾是财政部鲁宾的办公室主任,跟随鲁宾到花旗集团,成为常务董事,随后进入奥巴马行政管理当局,在《哈佛法律评论》与奥巴马共事,并介绍奥巴马认识了鲁宾。
企业化政治和“掠夺型政府”:时代新贵的权杖(中)图5-1-5 自左至右:财长盖特纳,总统奥巴马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1953-)
负责金融政策和管制的奥巴马当局管理人员包括花旗集团、 大通银行(现摩根大通集团一部分)、高盛集团、美林证券(现美洲银行的一部分)、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莱银行、哈特佛金融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公司的前高官们。因此,召开行政会议时,大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发现自己经常是坐在桌子对面,紧盯着以前的同事/主管(有时是竞争对手)。
“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对美联储的影响,也不小于对财政部和相关政府机构的影响。美联储承担最后贷款人的事实,最终将其置于金融损失社会化(而收益私有化)的处境。今天人们广泛认识到,面对资产泡沫,“公司化政府”别无选择,只是尽可能维持泡沫,并保持资产价格的上升。金融当局很少考虑,也永远不会认真考虑刺破泡沫。在这方面,美联储的任务因此被局限在:任何时候,一旦整个经济体制存在不稳定,就加速对投机资本的救助。
同时,处于萎缩和停滞状态的传统实体产业部门,依赖于金融杠杆债务和投机体制来刺激经济;因此实际上生成了一种金融主导与传统产业利益相契合的公司化治理模式。(待续)
2011年12月写于纽约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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