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风光
契丹，前身是北方的審吉国，逐年南移至现木叶山一带。他们以分散的游牧民族形式起家，逐渐走向强大，并定居于木叶山的潢水（现内蒙西拉木伦河）和土河（现内蒙老哈河）河畔。
这个群体是以天地为家，乐观向上，不畏艰险，争强好胜，既独立奋斗又团结合作，具有长远目标的民族。
正如《全辽文·卷十二·契丹风土歌（都下闻萧总管自说其风土如此）》载有姜夔的《白石道人诗集》中写道：
“契丹家住雲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阜旗低昂围渐急，惊作关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韋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胡。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
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
这段内容是契丹人当时的现实生活写照，表现了契丹人内在心里和环境条件。契丹人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和平的民族。虽然他们有人类争斗的本性，但他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生活的本源，因此他们非常尊敬头领，知道头领他们的领路人。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以狩猎为主的马上民族，得到价值百金的第一只天鹅要送给王府。“海东健鹘”，是一种叫海东青的猎鹰，非常骄健。契丹人，就像猎膺一样勇敢，他们更羡慕江南汉族人的美好生活。
契丹人，非常羡慕居住在自己南方汉人的生活和习惯。他们一直向往着，能过上汉人的生活。曾有一位契丹富人，用一千多两白银铸造两尊银佛像。他深重地祈求自己下世为人时，一定要托生到南方。可惜这两尊银佛像，在后来的战争中被毁灭。从这个事件中也可看出，契丹人在用佛教方式祈求道教中的结果，说明契丹人既信佛教，也信道教。应该说，契丹人信道教重于信佛教，骨子里是信道教，表面形式信佛教。
《全辽文·卷九》（《辽史》一四本传。）载：
耶律孟简的放怀诗自序：“禽兽有哀乐之声，蝼蚁有动静之形；在物犹然，况於人乎？然贤达哀乐，不在穷通祸福之间。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以颜渊箪瓢自得，此知命而乐者也。予虽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这些作品，都深刻地反映出契丹人的思维和内心活动。
契丹建国后，兴起了信佛、信道、信儒的热潮。在各地兴建孔学、孔庙，设立国子小学和国子太学，及州郡县的地方性学府等。实行科举考试，选能任官。给佛、道人员很高的待遇和礼遇，雕石刻碑宣传教义，甚至规划国事等。
《辽史·卷八·辽景宗上》载：保宁六年“十二月戊子，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
这种待遇说明，宗教领袖能够参与辽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
辽太祖时，曾下诏自建契丹文字。在契丹国中，使用自己的契丹语和契丹文。但是到辽太宗时，改国号为辽。诏令使用汉语文字，所以后来的契丹文件都是汉语言形式。
南方宋人视契丹为夷、狄或胡人，就是现在也有人说契丹异类，但是契丹人从来不把自己与华夏民族分开。他们很少称南方宋朝为国，自己为国。他们称北宋为南方、南朝，南邦……，称自己为北朝，与宋朝对应，表明自己属于中华民族之一。诚如《辽史》所言，“契丹之先是炎帝”。
契丹人，与人为善。
虽然契丹铁蹄踏破华北、黄河，但契丹从不把事情作绝。在五代十国政治混乱的时候，契丹人为中华大国扶植了晋朝石姓皇帝，并未在乘人之危的时候巧取中华。在契丹最强盛时，与刚成立的赵宋政权签定了《澶渊之盟》，规定辽国再不南侵，北宋每年上贡十万两白银而已。从此，辽国与北宋和好一百多年。
契丹的东侧是渤海国，双方虽然都称有世仇；但辽国灭渤海国的时候，没有任何对民间的杀戮。虽然改掉了渤海的国名，但仍然用渤海的名称为他们的族人和后人命名，所以“渤海”的概念一直在辽国存在。对先降后叛、反复多次的渤海国王，也没有报复，而是把国王夫妻迁徙至辽上京附近。给他们安排房屋、田地，让他们夫妻二人好好生活。
从辽太祖开始，特别是辽太宗时期，对渤海国及一些战败归顺的周边国家进行了大批的迁徙活动。但决不像我们的圣祖舜帝迁徙四凶族时，把他们从自己的家乡迁往边远荒芜之地，而是把习惯于迁徙的族群迁回自己的故土或辽国的中心上京临潢府附近。
《全辽文·卷四·耶律羽之篇》载，宰相耶律羽之对辽太宗说：
“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和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徒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
虽然有辽国自己私利，但终究是使战败游离的渤海人“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使渤海人不再生丧国之痛。
契丹人自从发展强大以后，一直以汉人的习俗和文化对照自己。他们实行全面的汉化方式，使用汉人思维建立自己的国策。比如：
《辽史·卷一百三·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载，萧韩家奴在给辽皇上书说治理贼盗的问题时说：“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敛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
辽国确实是按唐太宗所言，轻赋简役，发展民生。
当然，华盛的大厦经不住腐败的蛀虫，声色犬马的诱惑腐蚀了辽国政权。辽国政权对周边民族无情欺压，激起女真人的反抗，并终于对契丹人刀兵相向。
到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时，金兵侵辽的攻势已经势如破竹，辽国只能苟延残喘。虽然有后辽、东辽、北辽等政权用顽强的精神，妄图挽救契丹人的国度，也无济于事。最终在惶惶的公元1125年之中，以天祚皇帝被金人俘获，宣告灭国。不屈的耶律大石，只能带着契丹人的遗老遗少逃奔西方，建立西辽以延续契丹的血脉。盛及一时的大辽辉煌成为过去，东北的历史再翻新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