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最初年号
2024-11-25 11:27阅读：
辽国最初年号
史典中记载，辽国最早的年号是公元916年设立的“神册”。神册元年便是第一个年号的年份，既公元916年。是这样吗？
《辽史·卷一·本纪第一》载：“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咼同，燔柴告天，既皇帝位。”
按此句所言的“元年”，应该是公元907年，这一年辽太祖登基当皇帝。但“元年”，什么元年？没有说明具体的年号。
现有的主要史料中，辽国（契丹国）第一个年号是“神册”，公元916年所立。晚于辽太祖当皇帝时9年时间。是从“元年”开始的第十个年头，才是神册元年。古代皇帝登基，是一定要改元新建年号的，从此文看，辽太祖当皇帝时，是没有年号的，这不符合客观情况，应该是遗漏了“元年”前的定语。
句中，“
如迂王集会咼”是地名，位于辽国龙化州东侧。属于汉朝西安平（也称北安平）县地，现辽宁省阜新、彰武、新民之间。“燔柴告天”，在坛上架起大木柴，燃起熊熊向天烧的大火；火苗向上，以示向天告诉上帝。在大火前举行登基仪式，表示这种登基仪式得到了上天的同意。
在汉朝时，西安平这个地方曾经归辽东郡管。后来几经变迁，到辽代时至少分成了四个州：既龙化州、壕州、原州、福州。这些州，都是属于辽国上京临潢府管辖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也许能够找到辽国最早的年号。
《辽史·地理志一》载：“龙化州，兴国军，下，节度。本汉北安平县地”。还说：“天祐元年，增修东城，制度颇壮丽。十三年，太祖于城东金铃岗受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
“天祐元年”，很有内容。天祐，是唐朝最后的年号，唐天祐元年是公元904年。从这年算，到天祐十三年是公元916年。辽太祖受“大圣大明天皇帝”的尊号，并“建元神册”。这是在使用唐朝的年号，记录辽国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是辽史编撰者自己按唐朝年号写下的这个年号？但根据《辽史》中多处出现“元年”内容的现象，《辽史》中这介年号的问题，不应该是编撰者自己的作用，应该是契丹人当时用的年号！
唐朝在公元907年已经没有了，朝廷灭亡，年号自然没有意义了。若按904年开始计算，可说是唐朝年号。若按907年计算，辽国再用天祐年号时，已经另有自己的意思，不能再说是唐朝年号。
这里有些令人迷惘，前文说的“元年”是指公元907年，辽太祖继位。按此计算，神册元年应是“元年”的第十年。这里所说，天祐13年，“建元神册”，有三年之差。显然，辽太祖继位的“元年”，已经不是唐天祐的年号。那么是什么年号呢？应该说，《辽史》中的“天佑13年”，是按唐天佑年计算的。但按已经无意义的“天佑”说话，只能是无意义的话。辽国“天佑”按唐朝无意义的年号计算，是不可能的。所以，按唐朝天佑说话，神册元年是天佑13年，按辽国的天佑计算，是天佑10年。
从记载看，这两个记载就是指同一个事件，都是指辽太祖登基到“神册”建元的时间。这个“元年”，是一定有名称的。
《辽史·卷一》的内容：辽太祖既皇帝位称帝的“元年”是公元907年。受尊号是公元916年在龙化州金铃岗的事。说：“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之后，还解释了金铃岗的名称。
《辽史》本纪一和地理志一，二者所述内容完全相同，只是纪年不同，是其中的计算方式有差异，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神册元年对应的天祐十三年，按唐朝年号计算，唐“天祐元年”是在公元904年。这一年，唐还未亡国。唐昭宗李晔建年号“天祐”，当年病故。唐哀帝李柷继位后，继续用此年号三年，唐朝灭亡（公元907年）。以此说，“天祐”的唐朝年号到907年就结束没有了。也可能辽国不在意唐的存亡，用了唐的年号就继续用下去
？是这种可能？应该是不存在这种可能！
当时辽国虽然正在发展，但是还没盛大起来，正游离于大唐周边。这时的契丹国用唐朝的年号，应该也是正常的事。而“本纪一”中，辽太祖在“元年”（907年）当皇帝，应当建元却没有记载。这个“元年”，是必须有内容的。前文中，契丹人用了唐的年号，增修“东城”，三年后辽太祖继位。再从“天祐十三年”这个说法看，到神册元年时，契丹人还在使用“天祐”这个年号。这时契丹人用的年号，虽然在史书上没有写；但从本义上解释，辽国当时的年号应当就是“天祐”年号。
《辽史》中，“元年”的记录时间，是公元907年无疑。这个元年是辽国自己的，不再是唐朝的！
辽太祖当皇帝和受大圣大明天皇帝尊号、建元神册（916年）这两件事，二者之间相差9年，既“元年”后的第10年是不变的。
显然，辽国最先用的是唐朝“天祐”年号，这一点能定下来。只是三年后再用“天祐”年号，则是辽国自己的“天祐”年号了。因为这时唐朝已经灭亡没有了，唐的年号当然也随之没有了。
再说，另一个事实也很巧合。既《辽史》载，公元903年年末，“遂拜太祖于越，总知军国事”。
于越，是辽国高于全部大臣的最高荣誉职位，本应没有实权，但“总知军国事”的任命，已经超出了正常于越的头衔。这样的任命，实质上是那种不是皇帝的皇帝。说明此时痕德堇可汗因身体所限，已经不能管理国家大事，或者自认不如阿保机，只能委托阿保机代理国事。耶律阿保机从这时起，已经是实际的契丹人真正的最高领袖了。当然，他的实权要从第二年，既公元904年才开始应用。所以契丹人的理念，耶律阿保机从公元904年开始是他们的实际领袖。
偏偏这一年，既公元904年润4月，唐昭宗改国号为“天祐”元年。不想，他当年去世。唐哀帝继位后，继续延用了“天祐”的年号；却在第四个年头中，唐朝灭亡。
契丹人用宗主国唐朝的年号，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辽国却依然用天祐年号。巧得很，偏偏这一年，辽太祖真正地继承了大统，当上皇帝。当皇帝是一定要有年号的，史书中不写，是一定有原因的。那么只有一个解释——辽国继续用着“天祐”的年号。
也许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既：辽太祖在公元907年初继位，而唐在907年中灭亡；所以是辽太祖先用了唐的年号，而后唐灭亡？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国运如何，也不是一天两天突然变化的，唐朝在当年灭亡，决不会在年初没有征兆。辽国是近临唐朝北疆的属国，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唐朝的政治！
《辽史·地理志一》中，神册元年对应唐天祐13年，明显是按唐的年号说话的。唐朝早在天佑4年灭亡，唐的国号已经终止。是元朝宰相脱脱在相隔两个朝代以后，写《辽史》的时候按唐朝年号实际相差的年头计算的。所以，辽国的第一个年号，与唐朝最后一个年号是不能等同对待的。客观上按中国习俗说，“天祐”这个年号，是很容易让一个刚开国的新国家利用的。
从《辽史》纪一记载的公元907年，既“元年”说，唐朝所用的“天祐”年号，历经904至907年，4年时间已经消亡。而契丹国的“天祐”，依据正论才开始是“元年”。这个差异，是必须给予明确的。这时的“天祐”年号，已经与唐朝无关。作者脱脱这种没有说明的写法，确实让后人的理解有所费力，但愿能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理解。
当时，公元906年底，痕德堇可汗去世。907年初，阿保机继皇帝位与阿保机实际掌权两种时间。这种特殊情况，必然给后人写史造成一些出路，也必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元年”概念：
一是，契丹人对领袖人物习惯地崇拜认知；辽人从阿保机实际主管契丹的那天起，就是辽太祖的“元年”；既从公元903年末任命，到904年年初开始行使权利的时间计算。
二是，史书作者按照常规，从辽太祖正式当皇帝那时算起，“元年”就从公元907年开始。更主要的是，后世写史者的理解不同。偏巧，辽国的第一个年号与唐朝最后的年号相同，一定会有人把他们等同对待。
公元907年，
辽太祖当皇帝时，必定要有年号！第一个年号，也就是《辽史》中所说那个“元年”，当然是“天祐元年”！但此时，唐朝已经灭亡，唐的年号当然不再存在。所以，“天祐”年号，是辽国的第一个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