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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 FACE='宋体'>“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译文：
马这种动物，其蹄可以践踏霜雪，其毛可以抵御风寒。吃草芥，喝凉水，动一下蹄和腿，便可在陆上随意行走。这，就是马的真实性质。虽然有天子的仪台和所居正殿那样好的住处，对马都无所用处。
到了伯乐出世，他说：“我善于管理马” 。其实不过是用火烧、灸烤、刀修，针刻、铁烙等方法编制马匹。用缰绳、络头来牵连它们，用马具和槽肆来栓绑它们。这样做下来，马会死掉十分之二三。马饿了、渴了，不给吃喝，反而让它们急速驰驱奔跑，还得队形整齐，步伐雄壮，前有马具装饰和栏木缰络的限制，后有马鞭和皮夹的威逼。这样下去，马就死过半数了。
制陶器的工匠说：“我善于烧土制陶”。不过是用粘土制成的器皿，圆的合乎圆规检测，方的适合角尺度量。
制家俱的木匠说：“我善于加工木材”。不过是用木材制成的器物，弯曲的钩弧合于要求，平直的表面与墨绳划线吻合。
那些土木原本的性质，就是按圆规、角规、尺度、钩弧、墨绳所规划的那样吗？可是，我们却世世代代地称赞他们说，“伯乐善于管马，陶匠和木匠善于加工粘土和木材”。其实，这就是治理天下人的过错啊！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的。黎民百姓有常态化的本性，他们靠纺线织布穿衣，靠耕种收获吃饭。这就是，所说的天然朴实的共性。这样专一而不谋求偏颇另类，是上天赐给人的本性。
所以，最讲德性的世道中，其行为会补充人们的不足，所求的意向才能高远而广大。那个时候，山中没有小路和隧洞，大水之中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物类共同生活，都有同一的故乡。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遂心生长。所以禽兽可用绳子牵引游玩，鸟鹊的巢穴可以攀登上去探望。那种最有天性和德行的时候，人类与禽兽可以共居一处，万类物种可以一起并存。是不愿意知道什么君子、小人的！同样都不想知道那些没用的事情，共同的德行修养也就不会离去。同样都没有什么欲望，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性和直朴。有了天性和直朴，百姓的良好本性也就存在其中了。
有些睿智英明的领导者，勉心费力地为仁，竭尽全力地为义，而天下人却开始迷惑，出现疑虑了。极力推广开放乐律，恭维谨慎地推行礼仪，天下人却开始瓦解，分崩离析了。
其实，精纯的朴玉不受雕琢，怎么能作成牺尊那样美的酒器？或者说，白玉不被磨砺，怎么能成为珪璋那么好的玉件？天道和德行不变革，怎么能取得仁义？性情还是原始状态，怎么能接受礼乐？五色关系不重组，怎么能显示华丽文采？五声音色不调和，怎么能制作出六律曲艺？
那种破坏原材料原质朴素性质，使之成为“器物”的作法，是工匠们的罪过。把百姓原来朴实的本性改成所谓的仁义，是高明的管理者的“过失”。
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会交颈相摩，发怒时掉过头背对着相互踢腿。马，也就知道这些了。管马的人把车杠和颈轭加在马身上，把月牙佩饰的辔头戴在马头上，那马觉得不舒服就会怒目抗拒，扼住轭木，咬着嘴里的勒口，挣脱辔件。所以，马能够知道对抗人，而做出像小偷一样的事，是伯乐的罪过。
上古赫胥氏（应该是华胥氏）的时代，百姓住的地方不知道是哪里，走出去没有方向和目标。口里含着食物就高兴，吃了饱肚就去玩乐。百姓能做到这样也就够了。
及英明睿智的领导者出现，扭曲地推行礼乐，用以匡正天下人的形象。妄图提倡仁义，来慰藉天下人的心。却始得百姓开始竭心尽力地学会做人技巧，争先恐后地追逐利益，不能终止。这也是圣人的罪过。
小议：
似乎，庄子主张自然、天真、原始，提倡人的本性。但他说的，“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则是在天真、本性之上的，社会伦理和道德。
显然，庄子不是简单地提倡人的本性，而是提倡在更高的社会道德前提下的人本思想。
似乎，庄子极力推崇“命曰天放”的原生态。但他说：“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则是主张行为填补自己的不足，意识要高瞻远瞩，超乎自然的“同德”。
显然，庄子主张的不是完全原生态的东西，而是主张，在保持原生态的原材料基础上，制造出各种的带有质朴特性器物的思维方法。
似乎，庄子反对抹灭人的天性的社会管理方式。但他说的，“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则是很精准地瞄住了那些，争名逐利、巧取豪夺的方法和本质。庄子不过是反对以仁义、礼节之名，实则泯灭百姓纯朴本质的行为。
显然，庄子要求的是在百姓本质之上的变革，纯朴之上的仁义，天真之上的礼仪，自然之上的乐律……。
也许，自然之上的变革是真正的变革；非自然地变革不是变革。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译文：
马这种动物，其蹄可以践踏霜雪，其毛可以抵御风寒。吃草芥，喝凉水，动一下蹄和腿，便可在陆上随意行走。这，就是马的真实性质。虽然有天子的仪台和所居正殿那样好的住处，对马都无所用处。
到了伯乐出世，他说：“我善于管理马” 。其实不过是用火烧、灸烤、刀修，针刻、铁烙等方法编制马匹。用缰绳、络头来牵连它们，用马具和槽肆来栓绑它们。这样做下来，马会死掉十分之二三。马饿了、渴了，不给吃喝，反而让它们急速驰驱奔跑，还得队形整齐，步伐雄壮，前有马具装饰和栏木缰络的限制，后有马鞭和皮夹的威逼。这样下去，马就死过半数了。
制陶器的工匠说：“我善于烧土制陶”。不过是用粘土制成的器皿，圆的合乎圆规检测，方的适合角尺度量。
制家俱的木匠说：“我善于加工木材”。不过是用木材制成的器物，弯曲的钩弧合于要求，平直的表面与墨绳划线吻合。
那些土木原本的性质，就是按圆规、角规、尺度、钩弧、墨绳所规划的那样吗？可是，我们却世世代代地称赞他们说，“伯乐善于管马，陶匠和木匠善于加工粘土和木材”。其实，这就是治理天下人的过错啊！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的。黎民百姓有常态化的本性，他们靠纺线织布穿衣，靠耕种收获吃饭。这就是，所说的天然朴实的共性。这样专一而不谋求偏颇另类，是上天赐给人的本性。
所以，最讲德性的世道中，其行为会补充人们的不足，所求的意向才能高远而广大。那个时候，山中没有小路和隧洞，大水之中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物类共同生活，都有同一的故乡。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遂心生长。所以禽兽可用绳子牵引游玩，鸟鹊的巢穴可以攀登上去探望。那种最有天性和德行的时候，人类与禽兽可以共居一处，万类物种可以一起并存。是不愿意知道什么君子、小人的！同样都不想知道那些没用的事情，共同的德行修养也就不会离去。同样都没有什么欲望，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性和直朴。有了天性和直朴，百姓的良好本性也就存在其中了。
有些睿智英明的领导者，勉心费力地为仁，竭尽全力地为义，而天下人却开始迷惑，出现疑虑了。极力推广开放乐律，恭维谨慎地推行礼仪，天下人却开始瓦解，分崩离析了。
其实，精纯的朴玉不受雕琢，怎么能作成牺尊那样美的酒器？或者说，白玉不被磨砺，怎么能成为珪璋那么好的玉件？天道和德行不变革，怎么能取得仁义？性情还是原始状态，怎么能接受礼乐？五色关系不重组，怎么能显示华丽文采？五声音色不调和，怎么能制作出六律曲艺？
那种破坏原材料原质朴素性质，使之成为“器物”的作法，是工匠们的罪过。把百姓原来朴实的本性改成所谓的仁义，是高明的管理者的“过失”。
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会交颈相摩，发怒时掉过头背对着相互踢腿。马，也就知道这些了。管马的人把车杠和颈轭加在马身上，把月牙佩饰的辔头戴在马头上，那马觉得不舒服就会怒目抗拒，扼住轭木，咬着嘴里的勒口，挣脱辔件。所以，马能够知道对抗人，而做出像小偷一样的事，是伯乐的罪过。
上古赫胥氏（应该是华胥氏）的时代，百姓住的地方不知道是哪里，走出去没有方向和目标。口里含着食物就高兴，吃了饱肚就去玩乐。百姓能做到这样也就够了。
及英明睿智的领导者出现，扭曲地推行礼乐，用以匡正天下人的形象。妄图提倡仁义，来慰藉天下人的心。却始得百姓开始竭心尽力地学会做人技巧，争先恐后地追逐利益，不能终止。这也是圣人的罪过。
小议：
似乎，庄子主张自然、天真、原始，提倡人的本性。但他说的，“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则是在天真、本性之上的，社会伦理和道德。
显然，庄子不是简单地提倡人的本性，而是提倡在更高的社会道德前提下的人本思想。
似乎，庄子极力推崇“命曰天放”的原生态。但他说：“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则是主张行为填补自己的不足，意识要高瞻远瞩，超乎自然的“同德”。
显然，庄子主张的不是完全原生态的东西，而是主张，在保持原生态的原材料基础上，制造出各种的带有质朴特性器物的思维方法。
似乎，庄子反对抹灭人的天性的社会管理方式。但他说的，“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则是很精准地瞄住了那些，争名逐利、巧取豪夺的方法和本质。庄子不过是反对以仁义、礼节之名，实则泯灭百姓纯朴本质的行为。
显然，庄子要求的是在百姓本质之上的变革，纯朴之上的仁义，天真之上的礼仪，自然之上的乐律……。
也许，自然之上的变革是真正的变革；非自然地变革不是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