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周世宗柴荣与他的瓷艺革命
2025-12-16 19:53阅读：
文史天地｜周世宗柴荣与他的瓷艺革命
雷 焕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在历史长河中，如雷贯耳的有“六大名窑”，分别是柴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自明代以后，有着“瓷皇”美誉的柴窑绝迹于历史的烟尘中，柴窑及其背后的故事，成了萦绕在无数瓷器爱好者与考古研究者心头的谜团，其神秘色彩与独特魅力，历经岁月洗礼，反而愈发浓郁。
据《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周太祖郭威病重，因亲子尽丧，临终前以养子柴荣（圣穆皇后之侄）为嗣，遗诏命其柩前即位。此前，郭威已通过诛杀权臣王峻、平衡禁军势力等措施，为柴荣继位扫清障碍。柴荣即位后，延续了郭威的改革政策。同年正月下旬，郭威驾崩，柴荣在汴梁宫城的紫宸殿正式登基，是为显德元年。新登基的皇帝柴荣提出了“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治国方针和“以瓷兴国”的经济发展蓝图。当督办瓷窑的大臣问他要烧制的瓷器标准时，这位年轻的皇帝目光越过雕花窗棂，投向雨后初晴的天空。他缓缓吐出一句诗般的谕旨：“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做将来。”（谢肇淛《五杂俎》）这十四个字，不仅定义了一种釉色，更开启了中国陶瓷史上最瑰丽而神秘的篇章——柴窑。
一、龙榻前的瓷商
柴荣幼年逢家道中落，随姑母迁居邺城，寄身于郭威府邸。未及束发之年，便随商队奔走于黄河两岸，以贩茶运瓷为生。相传其早年“常推独轮车往来邢洛间，载茶器以易粟麦”，正是在郑州管城唐子巷的瓷器作坊中，他目睹窑工将素胎送入龙窑，松柴
爆裂声里，釉色或如阴云垂野，或似浊浪翻涌。这段经历使其了解民间疾苦——百姓以粗陶盛食，节度使以铜瓷炫富，而佛寺铜器更占天下铜产十之三四。 显德元年（954年）春，柴荣于汴京即位时，五代十国的烽烟仍未散尽。据记载，当时“铜贵如金，兵甲铸钱皆缺其料”，而前朝遗留的铜佛像多达百万尊。郭威在位时曾下令“毁天下铜佛以铸兵器”，柴荣继位后更将此政推向极致：显德二年（955年）九月，诏令“除留铜像二十六尊外，余皆毁熔”，致使全国三万余所寺院仅存零头。然军费开支如无底之渊，仅显德三年（956年）淮南之战便耗钱千万贯。 此时柴荣少年时积累的瓷器经验派上用场。“近者铸钱，铜料不足，宜令有司以瓷器代铜，制礼器、明器、食器。”他命郑州窑场试烧仿铜瓷器，要求“色如青铜，质坚似铁”。 相传，显德二年，柴荣密召汝州窑主李氏入宫。当李氏呈上掺玛瑙末的青瓷碗时，世宗突然相询：“若仿铜箭镞，需何釉料？”原来此时南唐水师已进逼淮河，而铜料短缺导致箭镞生产停滞。李氏战战兢兢答道：“若以瓷胎代铜，需改用巩县窑的细白土，掺入磁州窑的铁釉……”话音未落，殿外惊雷炸响，世宗却提笔在奏疏上批道：“即日试烧，限月余成。” 然瓷箭镞实验终告失败。显德二年（955年）九月，柴荣颁布禁铜令：“凡民间铜器，限三月内输官，违者处斩。”同时敕令郑州窑场：“专造天青釉礼器，不得仿铸兵器。”其时窑工们将铜屑掺入釉料，试图烧出“类铜之色”，却意外创制出“雨过天青”般的釉色。这种后来被称为“柴窑”的瓷器，其釉色“青中泛蓝，蓝中透紫”，在窑火中形成的冰裂纹，恰似铜器氧化后的斑驳。 柴荣将市井经验化为治国方略的尝试，虽未能彻底解决铜荒，却无意间开启了中国陶瓷史的新篇章。
二、御窑中的天青 柴荣以雷霆手段启动“瓷业革命”。他下诏在郑州新密牛店镇月台村建立御窑，并派出督窑官整合全国制瓷资源。《景德镇陶录》记载其布局：集中当时制瓷业最好的技术，包括定窑的薄胎、越窑的釉水、耀州窑的刻划技术。北方的邢窑贡献煤炭烧窑技术，使窑温突破1300；饶州提供优质胎土；定窑工匠施展刻花绝技；越窑的“千峰翠色”釉料配方被精心调配。这是中国陶瓷史上首次由国家力量整合的产业升级。 柴窑的创烧堪称一场陶瓷革命。为达到“青如天”的釉色，窑工以名贵矿石入釉，通过精细研磨控制釉色，粒径严格控制在0.1—0.3毫米之间。在1280的还原焰中，氧化铁与氧化钛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胎骨薄至0.2厘米却坚如精钢。支钉烧造留下的“粗黄土足”被刻意保留，胎釉交界处泛着紫金色泽，似旭日初升时天地交会的辉光。更令人惊叹的是器型设计：一件祭祀用的瓷皇，外刻三道弦纹喻示道教三清，内层十三瓣莲纹暗合十三道真君，直径十二公分呼应十二老母——将道统信仰熔铸于泥土，使礼器成为宗教与王权交融的载体。“雨过天青”的釉色标准近乎苛刻。当窑工请示瓷器样式时，柴荣以一句诗作答。工匠们反复试验，将铁元素在还原焰中幻化成神秘青色。 烧成之器呈现四大奇观。据明代张应文《清秘藏》明确记载：“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一）“青如天”，是柴窑最核心的釉色标识。这三个字凝结着柴荣对理想釉色的精准定调——特指雨霁之后，云层渐散处那片澄澈如洗的湛蓝，带着天光初透的明净感，是柴窑瓷器公认的正色与标准。后世常说的“天青色”，则是另一种微妙的色调：青与蓝交织共生，既染着天空的澄澈，又比纯粹的天蓝多了层温润的青晕，像被晨雾轻轻拂过的晴空。尽管“天蓝”与“天青”同属蓝色系，柴窑器物的釉色却常显差异，追根究底，或是釉料配方的细微调整所致，抑或是入窑后器物摆放的位置不同，导致受热不均，最终让釉色在窑火中催生出万千变化。
（二）“明如镜”，说的是柴窑瓷器釉面的光泽与莹润质感——其釉质玻璃般的通透感极强，釉面光亮得如同镜面。同属青瓷体系的宋代汝瓷，釉质虽滋润细腻，光泽却稍显不足；而柴窑的天蓝釉瓷，釉层肥厚且温润有光，几乎能照见人影，用“明如镜”来形容，即便略带夸张，也算得上贴切。
（三）“薄如纸”，是对柴窑瓷器胎体轻薄的生动描摹。这一特质虽为柴窑瓷器的基本特征，却并非其独有。回溯古陶瓷史便知，五代至宋代的耀州窑、湖田窑等，亦能烧出胎体薄如纸片的青瓷佳作，可见这般精巧工艺在当时并非孤例。
（四）“声如磬”，说的是轻叩柴窑瓷器时，会响起如古磬般清越悠长的声响，余韵萦绕不绝。这独特的声学效果，想来与两重因素相关：一来，其胎体极薄，加之烧制时火候精到，瓷化程度彻底，使得器物本身具备了优良的共振条件；二来，柴窑瓷器多仿金银器造型，线条流畅，工艺考究，这般精巧的形制暗合声学原理，敲击时自然能发出磬音般的雅韵。 柴窑釉面带“细纹”开片，底部露胎处呈粗黄土色，形成独特审美。一件双耳侈口瓶残器：高21厘米，胎体细密坚致，开片清晰自然，制作工艺精湛……在素净中透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三、江山间的瓷魂 柴窑瓷器在五代后周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其用途非常广泛，既彰显着皇家威仪，又深入日常肌理，更在特殊历史语境中承担着时代使命。周世宗陵 作为礼器，柴窑以薄胎青瓷仿造青铜器造型，将瓷器的精巧与礼制的庄重完美融合。这些专供祭祀的器物，胎体轻薄如蝉翼，釉色莹润似美玉，纹饰仿照商周青铜礼器的饕餮纹、夔龙纹，在庄重肃穆的祭祀仪式上，替代了笨重的青铜器皿，却丝毫不减礼敬天地神灵的威严。按照规制，此类礼器需经严苛筛选，正品送入宫中供皇室祭祀专用，稍有瑕疵的次品则当场销毁，以此确保皇家祭祀的纯粹性与神圣性，每一件留存的礼器都是皇权至高无上的物质象征。
在工艺品领域，柴窑的天青单色釉瓷凭借“鲜碧莹薄”的独特质感，成为权贵阶层追捧的珍宝。那些通体施釉、不见瑕疵的茶盏与水盂，釉色如雨后晴空般明净，胎体轻薄到可透光观色，捧在手中似有若无。它们脱离了实用器物的范畴，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的清玩，在茶会雅集中传递着含蓄内敛的审美意趣。这些流通于市面的珍品，因工艺精湛、产量稀少，往往能卖出天价，为后周朝廷创造了巨额收入，成为当时手工业经济中耀眼的增长点。 鲜为人知的是，柴窑瓷器还曾作为日用品装备军队。那些厚实耐用的瓷碗、瓷壶，釉面坚硬耐磨，经得起长途跋涉的颠簸，既减轻了军队的负重，又降低了铜料消耗，让有限的金属资源得以集中用于兵器铸造，在后勤保障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更具时代特色的是佛像瓷的烧制。在朝廷推行限佛政策后，铜料被严格管控，原本用于铸造铜佛像的材料大幅减少。柴窑顺势烧制瓷质佛像替代铜佛像，这些瓷佛衣袂飘飘，面容慈悲，釉色温润如玉，既保持了宗教造像的庄严神圣，又规避了铜料短缺的困境。瓷佛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当时的宗教政策，更将瓷器的塑形能力推向新高度，让信仰的力量通过瓷土与窑火得以延续。
柴荣对瓷的热爱融入生活细节。他嗜饮，特命改良酒执壶——将唐代八方小口改为“执壶配中长流口”，流口与执柄曲率精心调整。显德五年（958年）的执壶“流口延长，执柄对应曲率增加”，壶身刻花工艺融合定窑刀法与越窑釉色。南唐称臣后，他甚至将饶州贡御胎骨纳入御窑生产体系，器型演变中暗藏权力密码。
四、烈焰后的绝响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开封皇宫地窖深处，几十名窑工跪在柴荣面前。案上摆着三只瓷碗：一只釉色澄澈如雨后晴空，一只布满冰裂纹，还有一只底部刻着“显德六年御赐”却布满箭孔——那是三个月前北伐契丹时，从辽军箭雨中抢回的战利品。《格古要论·古窑器论》 “你们可知，朕为何宁可用玉玺押注，也要烧这劳什子瓷器？”柴荣扯开衣襟，露出胸口狰狞的箭疤。那是高平之战留下的，当时他中箭落马，是赵匡胤割下战袍为他包扎。“铜器会锈，金玉易碎，唯有瓷器……”他忽然剧烈咳嗽，血沫溅在青瓷碗上，竟晕开一抹奇异的霁青色。此刻瓷碗里汤药微漾，倒映着这位“五代第一明君”苍白的脸——生命将尽，盛世蓝图尚未铺展，唯有手中这抹天青色，凝结着他未竟的江山理想。当夜子时，宫中传出大火。次日清晨，人们在灰烬中找到半只未烧完的瓷瓶，釉面流淌着奇异的开片，宛如泪痕。 柴窑的璀璨如流星般短暂。不到半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风暴中，柴窑遭遇系统性湮灭。民间流传着残酷的解释：赵匡胤对结义兄弟心怀愧疚，“无颜面对”，故“把与柴姓有关的东西，包括柴窑、柴瓷一同彻底销毁”。更现实的原因是，宋代统治美学追求“稳重”，与柴窑的“轻薄”形成审美分野，客观上加速了其技艺的失传。 清高士奇在《归田集》中哀叹“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明代曹昭寻访郑州窑址时，只见“粗黄土足”的残片湮没于荒草中；乾隆帝抚摸宫藏柴窑残片题诗“冶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字里行间尽是对永恒消逝的怅惘。 明代权相严嵩父子举全国之力，仅搜得十数件柴窑器；清代乾隆帝咏叹柴窑碗“土性承足在……未若永宣巧”，他御笔题字时，指尖划过残片的裂痕，或许和当年柴荣摸过的那只瓷碗，有过同样的震颤。一件青百合花瓶曾惊现日本武雄市美术馆，釉色如天，疑为柴窑遗珍，却仍争议不断。真正的柴窑完整器至今无踪，唯余“片柴值千金”的传说。
五、千年窑变的回响 尽管实物湮灭，柴窑魂魄却注入中国陶瓷血脉，宋人尤其受其启蒙。从历史的发展推断，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柴荣的爱将，宋王朝在排除了内忧外患之后，组织力量研究柴瓷是必然的。 汝窑在柴窑“雨过天青”基础上，以玛瑙入釉，将天青推向新境界。考古发现更揭示惊人脉络：陕西耀州窑出土的五代天青釉瓷片，在胎釉特征上与文献记载的柴窑高度吻合。其所在地铜川恰属古代北地郡——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正载“柴窑出北地”。柴窑可能并非单一窑口，而是以耀州窑为核心的贡瓷体系。 汴梁城破晓时分，一队兵士闯入宫禁库房。锤起锤落间，满地天青碎片折射晨光。残瓷上“大周”款识被踩进泥土，唯有一片飞溅至窗台，凝住最后一抹“雨过天青”的釉色。六百公里外的新密月台窑场，最后一窑瓷器在煤火中冷却。窑工四散逃亡，窑炉渐被荒草掩埋。 但瓷魂不灭。当汝窑工匠将玛瑙投入釉浆，当耀州窑工拉出轻薄胎体，当宋徽宗在钧瓷上题写诗句，柴荣的审美基因已深植中华陶瓷肌理。那片失落的“雨过天青”，最终化作汝窑的晨星、龙泉的梅子青、景德镇的影青，在火与土的涅槃中永续传奇。「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