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汐溟
合同履行期间，当事人发现对方既有欺诈行为，又有违约情形，应撤销合同还是解除合同？如何选择？
本文认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形下，首先选择解除较为妥当。如此选择的原因主要在于欺诈的证明标准远高于解除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span>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于欺诈事实的举证应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高证明标准增加了原告的举证难度，降低了其被支持的概率，故应慎重选择，当同时具备欺诈行为和违约情形时，优先选择解除。
但是，如果违约行为达不到根本违约的程度，或者违约行为在未来有可能采取继续履行或其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根本违约情形有可能消失，而对方欺诈行为主观恶意明显，证据又充分、确凿的，该情形下，如果直接行使解除权存在不被支持的风险，可以优先选择撤销合同。
合同履行期间，当事人发现对方既有欺诈行为，又有违约情形，应撤销合同还是解除合同？如何选择？
本文认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形下，首先选择解除较为妥当。如此选择的原因主要在于欺诈的证明标准远高于解除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span>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于欺诈事实的举证应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高证明标准增加了原告的举证难度，降低了其被支持的概率，故应慎重选择，当同时具备欺诈行为和违约情形时，优先选择解除。
但是，如果违约行为达不到根本违约的程度，或者违约行为在未来有可能采取继续履行或其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根本违约情形有可能消失，而对方欺诈行为主观恶意明显，证据又充分、确凿的，该情形下，如果直接行使解除权存在不被支持的风险，可以优先选择撤销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