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国史要义》读书分享——史权第二
2022-04-06 19:59阅读：
柳诒徵《国史要义》读书分享——史权第二
史权，即史官之职权。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史官秉笔直书一定有其背后的制度支持，故史权高于一切，这是当时的史官制度使然。柳诒徵先生申明史官之权，阐明史官之道尊于时势的儒家政治学说。
一、君举必书，书而有法
吾国史家，艳称南董。秉笔直书，史之权威莫尚焉。
然赵盾、崔杼，当国重臣，史氏书事，公开不惧。崔杀三人，视赵盾之甘受恶名者，已大不同，而犹有踵而书者，杼亦无如何而听其书之。
使晋齐诸国史官，无法守可据，纵一二人冒死为之，不能必四五人同执一辞，必书之而不顾一切。刘知几但曰：“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又曰：“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握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而董狐之时所以可为，顾未深考。盖时代悬隔，法制迥殊。止知重个人之气节，不知究古史之职权也。
春秋之时，史官盖有共同必守之法，故曰“君举必书”。
“秉笔直书”是吾国史家之家法，故“艳称南董”，“史之权威莫尚”。南史为春秋时期齐国史官，董狐为春秋时期晋国史官，二人皆以直笔不讳著称。《左传》宣二年，晋灵公不君，赵穿攻灵公于桃园，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赵盾言非，太史董狐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故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虽非赵盾亲手弑君，而纵赵穿不加止，故为法受恶。太史董狐秉笔直书曰“弑君”，此笔直即亦以礼为标准。《左传》襄二十五年，齐庄公与崔杼妻棠姜通，崔杼侍人贾举闭门弑君，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之弟进而又书，崔杼又杀之；太史之弟又进而书，崔杼又杀之；其弟又进而书，乃止。赵盾、崔杼是当国重臣，而史氏书事，却公开不惧，可见吾国史官必有其共同必守之法，即“君举必书”。刘知几《史通》但以为史官所以书法不隐，乃是其仗气直书，故曰：“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建情奋笔
，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刘知几《史通·直书》）柳诒徵先生认为，纵使一二人冒死为之，或是其气节使然，不足为奇，然四五人同执一辞，必书之而不顾一切，其中则必有史官所共同遵守之法，在其背后就一定有其文化制度的支持。
二、史官出于王朝，遵用周制，尤笃于史德
夫备物典策，祝宗卜史，惟伯禽始封为备。故曰“周礼尽在鲁”。他国史官，似不能尽秉周礼。
然观传文鲁举卜史典策，晋举职官五正，盖辞避重复，故官不列举。列国列国之有史官，遵用周制，当日始封已然。其史官出于王朝守其世学者，殆尤笃于史德，董狐家世董晋典籍，推其远源，盖出于辛甲。
其治典籍以为大政，非有王章何所依据？故于君臣变故,奋死不顾。而巨憝权臣，亦有所严惮而莫之敢夺。
守道守官，甘以身殉。
盖孔子修《春秋》，据旧史而益加精严。而旧史之书事，久有义例，故恒见经史之殊。
诸国史官，自封建以来皆尊用周制，其祭祀器物、典策记录、祝史官职，惟有鲁国继承周制最为完备，故言周礼尽在鲁。假使没有王章制度的支持，史官书法何以据？奋死不顾，秉笔直书又何以能？所以史官能够行使其职权的背后必定有其文化与制度的支持，故能守道守官，甘以身殉，而权臣忌惮莫之敢夺。
三、周之设官，惟史权高于一切
春秋国君之于史，谓之社稷之臣。军不先史，不能得人之国。将帅进退，有史参加。盟誓朝贡，史悉记载。不第君臣命位，司其策授己也。至如鲁之史革，更书断罟。晋史黯之箴赵鞅，楚倚相之谤申公，侃侃直言，廷争面折。
是当时各国史官职权之尊，实具有特殊地位。非后世史官仅掌撰述之比。近人论史者,比之司法独立,然亦未能推其比于司法独立之由来。盖非从五史职掌观之，无以知其系统矣。
是史虽仅仅文官幕僚之长，而一切政令，皆其职权所司。由是可知周之设官，惟史权高于一切。
周之史官为最高之档案库，为实施之礼制馆，为美备之图书府，冢宰之僚属不之逮也。史是论之，后世史籍所以广志礼乐兵刑职官、选举、食货、艺文、河渠、地理，以及诸侯世家、列国载记，四裔藩封，非好为浩博无涯涘也。自古史职所统，不备不足以明吾史之体系也。而本纪所书，列传所载，世表所系，命某官，晋某爵，设某职，裁某员，变某法，诛某罪，录某后，祀某人，一一皆自来史职所掌，而后史踵其成规，当然记述者也。惟古之施行记述，同属史官；后世则施行记述，各不相谋。而史籍乃专属于执笔者之著述耳。他族立国，无此规模,文人学者，自为诗文,或述宗教，或颂英雄，或但矜武力而为相斫书，或杂记民俗而为社会志，其体系本与吾史异趣。或且病吾史之方板简略,不能如其活动周详。是则政宗史体，各有渊源，必知吾国政治之纲维，始能明吾史之系统也。
从《周礼·春官宗伯》知史官有五：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太史掌管典则法制，小史掌管邦国之志，内史掌管王命听治，外史掌管外令四方，御史掌管邦国都鄙及万民治令。可见后世史官职权全出于周，五史所掌，各司其职，且史官虽为文官幕僚之长，但是一切政令，都有史官所司，是故“周之设官，惟史权高于一切”。后世史籍之广志礼乐刑兵，艺文地理，乃至于世家列传，皆出于周之史官所统，故谓为国家之高档案库，极具特殊地位。
四、以书谏王，限制君权，虽天子不得为非
周官史职，不言谏争，惟曰赞、曰诏、曰考、曰逆。则施行之当否与随事之劝戒，已寓其中。
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其祸至烈。而吾族圣哲深虑预防之思想,乃以典礼史书，限制君权；其有失常，必补察之，勿使过度。虽其事不似他族之以宪法规定，而历代相传，以为故事，则自甚恶如桀、纣、厉、幽失其约束之效力者外，凡中材之主，皆可赖此制以维持于不敝。夫自天子失度，史可据法以相绳，则冢宰以降,孰敢纵恣。史权之高于一切，关键在此。后世台谏之有监察权,不仅监察官吏，实历代一贯相承之良法美意。
惟是吾国史权之尊，固仿佛有他国司法独立之制度。然其精义，又与他族之言权者有别。他族之言权者，每出于对待而相争；吾国之赋权者，乃出于尚德而互助。此言史权者最宜郑重辨析者也。
中央政府如此，诸侯之国亦然。……盖深知匡弼箴规，不惟有益于国家，实则有益于其身家。
史官惟曰赞诏考逆，是史例也，虽不言谏争，而全解之义已寓其中，故《大戴礼记·保傅篇》曰：“天子不得为非也。”如自天子失度，史官则可据法以相绳，补察失常，勿使过度。故史官之权尊，虽为天子，以不敢为非。但吾国史官独尊与西方之司法独立又有不同。西方为个人主义，尚自我，故相争；吾国为集体主义，尚道德，故互助。所以太史、内史等史官各司其职而又互相为助，以辅弼大政。左史书言，右史书事，左右补缺拾遗，初以备其遗忘，而其后考其是非得失，相勉为善。
时周公、召公考察洛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定四辅之制：“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四辅”，孔颖达疏曰：“设众官为四方辅助。”柳诒徵先生则进一步认为，《大戴礼记·保傅篇》所述名堂之位之史佚、周公、召公、太公之四圣为四辅，“故太史内史，皆若友朋，共为大政。”
《大戴礼记·保傅篇》：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於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殷周之前以长久者，其辅翼天子有此具也。
五、《春秋》行玄圣素王之道，纪述天子得失之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赵注曰：“孔子惧王道遂灭，故作《春秋》。因为仲尼自卫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盖谓孔子以《春秋》为无冕之王也。素王之称，自伊尹时已有之。
庄周亦言玄圣素王之道。素王疑即古史相传纪述天子得失之事。孔子修《春秋》，用古史之法，故曰设素王之法。然孔子以鲁臣何以得行天子之事？以《周官》证之，其义自明。古之史官，本以导相天子为职，其所诏告及所记录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何一非天子之事？孔子修《春秋》,特遵史官之职而为之，非欲以私人僭行天子之事。……第其治天子诸侯者，必本周之典礼。
孔子惧王道遂灭，故做作《春秋》，而《春秋》是天子之事，孔子是鲁臣，何以德行天子之事？孔子实遵史官之职而为之，并非以私人僭行天子之事，故论天子之得失，一切皆以礼为准，故为玄圣素王之道。另外，《春秋》是经例，不惟用史例视之，孔子作《春秋》，根据旧史而愈加精严，可见经出于史，于史精严而为精，则为儒家政治教化之典。
六、历代重要官制皆出于史官
综观史迹，古史之权，由隆而替；古史之职，亦由总而分。夫古之五史，职业孔多，蔽以一语，则曰掌官书以赞治。由斯一义，而历代内外官制，虽名实贸迁，沿革繁夥,其由史职演变者乃特多。是亦研究史权所宜附论及之者也。吾国自《周官》以后,殆无一代能创立法制。设官分职，大抵因仍演变,取适一时。故虽封建、郡县，形式不同，地域广轮，日增于昔，而内外重要职务，恒出于周之史官。
《周官》之制，相权最尊，而太史内史执典礼以相匡弼。法意之精，后世莫及。秦汉不知礼意，而以丞相总大政，御史大夫贰之，犹存周制于什一。武、宣以降，丞相与御史大夫之权浸微,大权悉操于人主。此其与古制最相舛戾者也。（观《周官》国政咸总于冢宰，知其时王者实垂拱无为。)然人主以私意而忘礼意，而事实所需，仍不能出于古制。
上下二千年，或以史制相，或以相领史,及史变为相，复别置史，而更又变为相。故二千年中之政治，史之政治也；二千年中之史，亦即政治之史也。子母相生，最可玩味。而其利弊得失，亦复循环相因。……吾国史权最隆之时，乃职权混合之时；至其区分，则行政监察著述，各席其权，而分途演进，不得谓史权之没落。惟不综观官制及著作之渊源，乃不能得其条理脉络之所在耳。
《周官》所列五史，皆掌官书以替治，故以此而观，历代内外官制，虽沿革变化，而多由史职演变。汉之中书、尚书为内史，以下演变至唐则为中书、尚书、门下三省，至宋为中书门下，至元为中书省，明为殿阁大学士，清为军机大臣，皆内史所演变，可见历代内外重要官制，实际皆出于史官。史官职权混合之时，是其史权最为隆重之时，后世沿革，分权各席，只是史权之分途演进，并非史权没落。故通观中国古代官制，必观其渊源，而把握史官制度之原与流，是研究吾国古代政治沿革递进嬗变之必备。
如愚隐者
2022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