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了“大院文化”，这次说说“胡同文化”。这里的说的“胡同文化”，可不是北京的胡同，那里的胡同有很多都是比较有名的，比如“八大胡同”、府学胡同、文丞相胡同等。虽是胡同，可胡同里有很多大宅门或四合院，住的都是有身份或有钱的主，属于旧世界的贵族之类，说起来比住“大院”的还要高级，虽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但还真瞧不起那些“大院”里的新贵。
我说的胡同，可没有那么高级，不过是一些里弄、伙巷之类，住的多是城市贫民，顶多是小产阶级，胡同里既没有大宅门，也没有四合院，都是些大杂院或小杂院，里面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还有很多是租住户。这些人大多是乡下人，到城里来谋生，靠耍手艺、打零工或做一些小生意过活，成分比较复杂。文革那年开始“揭老底”，从中暴露出各色人等，如开妓院的窑主、逃亡的地主富农、做过伪事的旧警察，还有一些青皮、混混，都成了被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还挨了批斗，当然也有不少冤枉的。这里姑且不论。
在这样的胡同里生活，可能很难与之相处。但你错了，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人只是少数，且是比较规矩的。因为新世界之后，过去曾经欺行霸市、横行乡里、有些劣迹的人，都被打击和改造过了，平时又有街道和派所的严格管控，在加上那时运动较多，每有运动这些人都是重点对象，所以他们是老实一族。反而是那些没有历史政治问题的、出身和成分“较好”的品质低下的一族，在胡同里成为不大不小的“祸害”。但胡同里居住的一般市民还保持着朴素的本色，而从乡下到城里谋生的人，农民的淳朴还没
有完全褪去，虽然有些自私和狡黠，却也容易相处。
胡同里多是多子家庭，孩子多了管不过来，往往任其野蛮生长，有些孩子养成了独来独往的习惯，从小就走大街串小巷，到处游走。我属于性格内向和胆小的一类，见不到胡同口的电线杆子心里就发毛，对那些成群结伙出去“闯荡”的孩子羡慕不已。有一次听小伙伴讲起乘公共汽车逃票的故事，很是心向往之，但始终不敢跟他们出去。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并不像小胡同里的一样，除了住独门独院的人家，还有住着干部的“大院”，出来进去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不仅有思想和见识，而且生活上相对富裕，不像胡同里的孩子那样穷气。
可以说，这里说的胡同其实就是贫民窟的代名词，就像现在的“城中村”一样。后来这些胡同，在八十年代的城市改造中，都被“规划”了。想起来还有些留恋，也有些遗憾，历史的脚步从容地踏平了这些胡同。这一代人过后，就没有人知道那些城市老百姓曾经居住的胡同了。
说到“胡同文化”，我觉得只有这里的胡同才能与“大院”和“大院文化”进行对比，也才能衬托出“大院”的意义所在，和“大院”人的优越感。因为只有将这些胡同作为参照系，“大院”才显出高贵和气派，才能有了碾压的力量。如果比之四合院和大宅门，很会被嘲笑为“暴发户”，所以“大院”里的人从来没有跟大宅门和四合院比较过。这无形中给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们，尤其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们以精神上的压力，一句“怎么说我也是大院里出来的”，足以将你藐视到底。
胡同古有之的，有了城市，就有了胡同，当然那时未必叫胡同。据说到了元朝，才有了胡同的称谓，有的说是元朝时的政治口号“胡人大统”的简化版，有的说是取“胡人通道”之意，古代称北方民族为胡人。因为历史相对久远，“胡同文化”也底蕴颇深，是没有历史传承的“大院”无法比拟的。
胡同的特点是开放性，这是与乡村比较而言。这里有几代常住的居民，也有的新搬来的住户，还有一些租房客。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干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南腔北调、成分复杂，生活习惯不大一样，文化信仰也不尽相同，那才叫不折不扣地“杂”。在这中环境中生存，需要有一定的“定力”，不然将很快被融化。但对孩子们来说，却没有那些隔阂，反而互相吸引和滋润，越是与众不同，越有吸引力，会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等到长大之后，胡同里的孩子们便离家出走、各奔东西、自力更生了。这期间，少有“大院”人之间互相帮衬的情况。因为胡同里的老百姓，身份低微、资源有限，彼此借势的情况很少发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有了自己的职业，人与人之间也有了距离感。或许多年之后，原本不起眼的鼻涕孩却成为教授、老板或官人，让人刮目相看。胡同里的孩子们的发展，得不到父辈的荫庇，所以没有什么固定的轨迹，大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机遇。
胡同里长大的孩子有点野性，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这与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出身有关。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多出自胡同，“大院”里多出保皇派。但领导新潮流的往往是“大院”人，不管社会上怎么折腾，都需要上级的引导，造反派折腾了半天，到头来还是被人所用，不如保皇派吃香。那时有个叫“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都是“大院”出身的人，人称“秃联动”，之所以称“秃”，据说与参加这一组织的人都必须剃掉头发有关。你想想，谁有光头的习惯？这当然是部队里的作派，但这个组织很快被取替了。后来各地的造反派也没得好，一是因为成分比较复杂，各色人等混入其中；二是因为打砸过火，引起领导的不满；三是没有上层的支撑，虽然表面是认可和鼓励造反，但实际上还是被造反的说了算。最后造反派只能乖乖回到胡同里匿了起来。
我的印象中，胡同远不如“大院”，无论素质还是资源。“大院”一类是国家机器的拥有者和社会既得利益者，胡同里是跟着起哄的粮票一族，政治上没素养，经济上没条件，更没享受过“特殊待遇”。“大院”里的孩子比之胡同里的孩子更关心政治，也有一定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如果两伙人插架，往往是“大院”人获胜，而胡同人除了“拼命三郎”之外，众人往往遇事做鸟兽散。
胡同里生活的人，虽然不是既得利益者，却是新世界的积极拥护者，那时街道代表和积极分子，在历次运动中都冲锋在前，为社会稳定和政治运动尽心竭力，就像现在的“朝阳大妈”一样。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缘故，他们当中很少出现叱咤风云的人物。这里的好人，多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人；这里的坏人，多是一些横吃恶打、描龙绣凤的土霸，还有一些“胡同串子”或叫“街溜子”，就是没有正式营生、游手好闲、成天东游西逛、无事生非的闲人。
当然，我说的只是胡同之一种，如果你说“五大道”里的胡同，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比起“五大道”里的胡同，“大院”人是不敢牛掰的。“大院”人之所以为傲，就是与那些小胡同里的人相比较，他们瞧不起胡同人也是自然的。这也是引起老朋友不满的原因。
胡同文化里负面的东西不少，比如邻里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是闲言碎语的多发地，邻居之间保密条件很差，发生“羡慕嫉妒恨”的概率比较高。但也有很多正面的东西，比如邻里关系比较亲密，乐于互相来往、帮助他人，虽然常因琐事而发生摩擦，但人们也能够掌握分寸，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不像现在那样互不相容、点火就着。一个胡同、一个院里的人们，待得时间一长，也会产生感情，不是老乡胜似老乡，虽几十年过去了，一提起来过往的故事，还印象深深，有一种浓浓的情谊。
都是过去的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院”里的人在进步，胡同里的人也在改变。随着城市建设加快，很多胡同已不复存在，“大院”也少了很多。人们都住进了楼房，“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真正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与胡同和“大院”成了鲜明的对比。
胡同有“胡同文化”，大院有“大院文化”。人们住进楼房小区，有没有“小区文化”呢？也应该有吧。如果有兴趣，哪天再说说“小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