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北宋三杰”，却非“北宋三伟”（外8篇）
郑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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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殿兴
的。要不，列宁咋会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之评？要不，反变法的黄庭坚对（逝世后的王安石）咋能有“视富贵如浮云……一世之伟人”之赞？而反变法首领司马光，死硬到底不回头：王安石两被罢相，皆因其代表的守旧派作祟……1085年，神宗死，哲宗上，司马光为相，立即废了新法。
郑殿兴
元末（红巾军）之王韩林儿、明初之帝朱允炆，何以那么短命——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其教训，其灾殃，太惨痛、太严重了！后来人，尤其是为官者及为父、为母者，皆应从中汲取教训，才是、才好了。
1351年春夏之交时节，被举为明王的红巾军领袖韩山童，正要起义时，遭到了元军镇压……牺牲了。另一名起义领袖刘福通，突出了重围，坚持造反不停步，很快有了起色：投奔红巾军者越来越多，红巾军实力越来越大。不久，在安徽毫州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宋，年号为龙凤。
可“小明王”，是个无阅历、无武略、无文韬的“三无”主儿。从一开始，便是任人摆布的傀儡。1363年，刘福通战死，“小明王”没了保护，很快悲剧了：被朱元璋手下以沉船方式，活活淹死了。
朱允炆，比韩林儿，也没强多少。建文初年，便在黄子澄等心腹撺掇下，实施了“铁腕削藩”：成了庶民的藩王、被逼自杀的藩王，一个跟一个……盲目、轻率的“削藩”，将燕王朱棣“逼上梁山”，发动了“靖难之役”，让朱允炆丢了皇位、丢了性命（即便，朱允炆没死，可一直、一直的销声匿迹，跟死了有多大区别）。
韩林儿、朱允炆之悲，让我想起了那句名言：“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是呀！秦“二世而亡”，隋“二世而亡”，不都是继任者胡亥、杨广“德不配位”，极其残暴、腐败导致的吗？“德不配位”之灾殃，不单继任者丢命，更是身死国灭——秦朝、隋朝短命，便是活生生教训呀！
引这句名言，非言韩林儿、朱允炆之悲与胡亥、杨广之祸的原因，是等同的、一样的。而是要说明，居于高位、尊位者的品德，不仅极其重要——才能，亦小觑不得、忽略不得！韩林儿无才的“傀儡”评价，足以说明问题了；朱允炆“削藩”，亦属“政治雏儿”之蠢！这俩人，根本不是为王、为皇的料：政治舞台上的“无为”或“乱为”，即“才不配位”会带来与“德不配位”相似之灾殃，同样是事实了。
在此，与爱新觉罗·玄烨即清康熙皇帝的“才很配位”比较一下，更能看清“才不配位”之害了：康熙，十四岁亲政，就遇上了鳌拜的“专擅朝政”、南方的“三藩之乱”、郑成功后裔欲“割据台湾”等问题，却都一一解决了！还有、更有的，是打败沙俄侵略，令其不得不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还有、更有的，是“三征”噶尔丹，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爱新觉罗·玄烨文武兼备、多谋善断之历史定论，谁能不服、谁敢不服？如果，爱新觉罗·玄烨与韩林儿、朱允炆一样，能有“康乾盛世”之说吗？
“德不配位”与“才不配位”，会带来一模一样灾殃？
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两者区别，是有些的。后周皇帝柴荣死了，乘机“陈桥兵变”的赵匡胤，未杀柴荣妻、儿，且封后、封王优待有加；晋朝灭了西蜀，司马昭未杀刘禅，让其悠哉悠哉，“乐不思蜀”了。当然，这区别，也仅是活命、苟活：皇位丢了，就是灾殃呀！他俩，为啥能活命、能苟活，主因之一或之首，是他俩对新朝构不成威胁，且有些安抚人心、稳定局势之用。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是警世箴言；“才不配位，亦有灾殃”，同样是箴言警世！后者，不仅被古代韩林儿、朱允炆之悲所证实，也被当代某些人如某些父母之悲所证实：那些对子女严重“管教不当”的父母，也是一种“才不配位”，也会带来殒命的灾殃！浙江（金华市）弑母案、江苏（建湖县）弑母案……血淋淋的例子，足以说明问题，足以让我们清醒了。
羚羊、角马“生存法则”与康熙“给敌敬酒”
郑殿兴
这文题，猛一看，很有些风马牛，还有些不敬……可是，当您细细读完并细细思考后，这样的感觉一准儿有了变化：您即便不拍手、不称妙，心里也是默许、点头的。
先说“十只羚羊”故事。对生活在非洲大草原奥兰河东岸和西岸的羚羊，一位动物学家做过这样的研究：河东岸与河西岸的羚羊，品种一样，吃的草、喝的水也一样，差异却很大：河东岸的，繁殖能力强，奔跑能力更强——每分钟奔跑速度比之快13米。为弄清原因，动物学家在东、西两岸各捉了10只羚羊，分别将它们送往对岸生活，结果是：从东岸运到西岸的羚羊，一年后繁殖到14只；从西岸运到东岸的羚羊，一年后只剩三只，另外七只全被狮子吃了。
经进一步调研，动物学家明白了：东岸的羚羊强健，是因有天敌——狮群；西岸的羚羊孱弱，则因无天敌——无狮群！很明显，天敌，让东岸羚羊不敢懈怠，时时保持警惕性，发挥出巨大潜能，减少了被吃之险；无天敌的西岸羚羊，一直陷于懒怠，一直缺少警觉，一直未发挥出应有潜能，被吃之险，自然大大增加了。
再说角马过河故事。每年十月，上百万头非洲角马，会从三千公里外的坦桑尼亚迁徙到肯尼亚，必须渡过河马、尼罗鳄霸占的马拉河。这一年，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河水较浅且无河马、尼罗鳄的河段。可它们，仍在头马带领下，仍从老地方过河……无论场面多血腥，亦照过不误。对此，懂行者说：这是角马的“生存法则”——为避免角马丧失抗争命运的本能，为更好地生存、繁衍，必须直面天敌的死亡挑战！
是的，角马吃草，河马、尼罗鳄吃角马，乃“食物链”表现——角马，必须直面死亡挑战！即便，有难得一见的安全“捷径”，也不走！此之“生存法则”，当是角马能繁衍至今原因之一了。由此，我们便会明白：那七只被狮子吃掉的羚羊，就因生活在无天敌环境，忘记了迎接死亡挑战，导致生存本能、技能严重退化——孱弱、衰落、死亡，成必然结局了。
说完羚羊、角马的故事，再说说康熙“给敌敬酒”的故事。康熙执政60年之际，举办了“千叟宴”。宴会上，康熙敬了三杯酒：第一杯，敬辅佐他登上皇位、一统江山的孝庄太皇太后；第二杯，敬尽忠朝廷的众臣、俯首农桑的百姓；第三杯，敬的是反叛、奸佞——吴三桂、葛尔丹、鳌拜……面对目瞪口呆的臣下，康熙立即解释了给敌敬酒之因：“是他们，逼着朕建立了丰功伟绩，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朕，我感谢他们。”
应该说，康熙敬酒，颇有水平：首先，敬了助其成功的孝庄皇太后；其次，敬了为其助力的众臣和百姓；最后，敬的是逼迫他达到人生事业高点的对手、敌人。很显然，这第三敬，隐含了角马、羚羊直面死亡挑战的“生存法则”因素，或者说，这是此之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别样儿反映。尽管，此之“生存法则”，不等同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法则——可其启示作用，绝对不能小觑、不能无视的。
康熙“给敌敬酒”，是识见、气魄不凡之表现，是流汗、流血战胜一切邪恶——使自己能力倍增、创造辉煌不可或缺之过程！先前的“八旗子弟”之颓、当今的“挪威‘过度富裕’”（2025年7月31日《参考消息》第13版《挪威“过度富裕”正成为负担？》）之忧即“过度福利”导致“毫无雄心”之忧，皆从反面证明：失去“给敌敬酒”之心，会带来何种隐患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前检阅部队时，明确指出：“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是的，新时代，美好、希望多多，可事关国家、民族及人生命运的外患、内忧，也难说少少啊！所以，牢记康熙“给敌敬酒”的启示，强化迎接挑战意识，强化迎难而上精神……便是国人尤其是志者的长久课题了。
“代表性官腔”
郑殿兴
自古以来，批评官腔之作，不少又不少了。但要说批评最尖锐、最到位的，还得说鲍鹏山教授的《官腔与事变》（载2024年总第224期《读好书》）：既提出了“代表性官腔”即“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官腔”概念，又明确了“对付官腔的最好武器——良知和常识”。
《官腔与事变》说的官腔，说的是《水浒传》里武大郎被潘金莲、西门庆暗害，武松为兄长依法维权时，遇到的县官的官腔：“武松，你也是个本县都头，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奸见双，捉贼见脏，杀人见伤’，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九叔和郓哥），便问他杀人公事，莫非忒偏向吗？你不可造次。”意思是：依据不足，不能立案。武松，当即从怀里取出“两块酥黑骨头、十两银子（西门庆贿银）、一张纸”——将物证给了县令。翌日，县令仍说“难以对理”，还以圣言训喻武松……一旁狱吏，立时帮腔：“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俱全，方可推问得。”
鲍教授据此，便下了如此断语：“知县和狱吏所说，完全是官腔”；便有了如此结论：“官腔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句句在理，你无法反驳”；便作了如此概括：“这俩人所说的话，恰恰成为两种最具有代表性的官腔”——“政治官腔”和“专业官腔”。继而，便是具体释义：“政治官腔”的“使用者一般为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官僚……不仅口称‘法度’，甚至抬出圣人的话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虽然他所说的什么圣人之言完全是他的捏造……你再纠缠就属于闹事了”；“专业官腔”的“使用者一般为权势者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御用学者和专家。其用途在于确立自己的专业知识优势……你再纠缠就属于闹事了。”
跟着，鲍教授对官腔作了区别，将释义引向深入：“官腔既是一种说话方式，更是一种话语权。有话语权者才有资格打官腔。县令掌握的，是政治话语权；县吏掌握的，是技术话语权；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就是不懂事和闹事。不懂事有时叫不明真相，闹事时叫危害稳定，都是可怕的罪名。”
跟着，鲍教授述说了武松心态，肯定了武松所作所为：他“没有耐心听官腔”，也“不管什么政治正确，不管什么圣贤之言，他只有良知……只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也不懂什么专业术语，他只要常识。他只知道，哥哥被人谋害了，弟弟必须为他讨还公道。”
跟着，鲍教授作出了权威性结论：“代表性官腔”违背“良知”“常识”，后果、危害很大、极大……“是的，对付官腔的最好武器，就是良知和常识。”（武松）“杀嫂，杀西门庆，血溅鸳鸯楼，反上二龙山，啸聚梁山泊——这，就是官腔的后果”即题目里说的“事变”——“代表性官腔”带来的“事变”。
鲍教授的批评，虽很棒、很好、很全……但借此再发挥或补充一下，也难说是画蛇添足。比如说，由“代表性官腔”导致“啸聚梁山泊”的，非武都头一人——“雪夜上梁山”的林教头，便是个最好例子；比如说，“代表性官腔”累积带来的“事变”，除了宋江、方腊造反“事变”，还有“靖康之耻”那样的亡国“事变”。很明显，“代表性官腔”带来的“事变”，可谓之“代表性事变”了！“代表性事变”与“代表性官腔”关系，密切无比了：久久耍官腔，耍来了官员腐败、民心涣散、军心紊乱……最终、最终是：不堪一击，国将不国……
“代表性官腔”之外，也有“一般性官腔”：官员高高在上，对百姓烦心事，推拖、敷衍……对此之官腔，亦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是“代表性官腔”滋生、成长的土壤，会带来官民离心、离德之害。所以，防微杜渐，从拒绝“一般性官腔”起步，严防“代表性官腔”……便是任何时代、任何官员，都要警觉、防范的问题了。
父母的格局
郑殿兴
开首，先这么告知一下儿：这儿说的格局，为引申意之格局，即人的眼光、胸襟、胆识等等要素的内在布局；这儿说的格局，是父母的格局，即对孩子成长、成才，对家庭、家族未来，影响极大的父母的格局。
不少人知晓、很知晓，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可您，或许不知晓、不很知晓的是：煌煌之《史记》，非司马迁遵帝令之行，而是司马迁从父命之果。不幸的是，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在跟随汉武帝封禅泰山路上，得了重病……还好，弥留之际见到了儿子，对儿子提出了如此高标准、严要求：要争取成为新的太史令，要继承《春秋》传统，要写新史书，让“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得到记载、传承，做出无愧于先人的成就……还说，这件大事自己干不了了，每一想起来，“余甚惧焉！”，要求儿子“汝其念哉”，完成自己未了的使命……司马迁“俯首流涕”，铭记在心了。
三年后，38岁的司马迁继任了太史令职务。42岁，司马迁参与完成“太初历”历法修订后，开始了写史……不料，天汉二年，司马迁为李陵仗义执言，遭了宫刑之祸……他，之所以屈辱地活下来，就为写好、写完《史记》，让父亲的“临终嘱托”不落空。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十三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终于问世了！很显然，司马谈的“临终嘱托”，胸襟、抱负非同一般，乃格局大的突出表现。倘其所嘱，皆是些“好好听话”“干好历法修订即可”之类的凡俗之言，《史记》踪影，我们怕是难见了。
父母格局大之影响、之功用，非司马谈一例。孟母的“断机教子”“孟母三迁”，与孟子成为“亚圣”，有直接关系吧？岳母的“精忠报国”刻字，与岳飞成为民族英雄，更是紧密相连吧？即便，孩子业绩没那么辉煌，但能青史留名——父母格局大之力、之功，亦不可否定呀！（东晋）陶侃母亲育子成才二事，即“截发延宾”（剪掉自己的头发换钱，招待陶侃宾友）“封坛退鲊”（陶侃当官后，用公家的糟鱼送给母亲品尝……陶母知情后，立即封好鱼坛，并附书信批评陶侃“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益，乃增吾忧也。”）二事，便是千古传颂的范例：陶母“截发”助儿待友，“退鲊”教儿廉洁……在陶侃心里扎根、发芽了，终成了有名的良吏清官。
正面事例之外，负面事例——因父母格局小，让天赋高的儿子不能成才之伤之悲，也不少。北宋王安石的《伤仲永》，说的就是此类典型：能“指物作诗立就”的孩童方仲永，就因其父亲“不使学”，整天介拉着他显摆，整天介以作诗领赏为乐……成年后，“泯然众人矣”，跟普通人一样了。如果，其父格局大，如孟母、岳母、陶母那样，努力创造条件，全方位育儿，即便成不了李白、杜甫，至少，在诗坛亦会有一席之地。唉！说啥都晚了，没格局的仲永之父，真真“毁儿不倦”呀！
父母，是一家之长，格局大、小对儿女成才影响很大。其实，不单家长对儿女，一切长字号人物——重要人物的格局，对属下、对民风，对一地、一行乃至一国之地位的影响，都很大、极大！齐桓公格局大，敢于任用射杀自己的管仲为相，很快成了五霸之首；李世民格局大，敢用魏征监督自己，贞观之治了，大唐盛世了。
至于后来，齐桓公因任用奸佞而“饿死宫中”，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格局之重要：晚节不保，丢了格局——不仅毁了霸业，还丢了老命……
郑殿兴
让唐太宗（李世民）定性之事，肯定是大事，必定是大事！是的，是这样的：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评，自然格外关心、关注……那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看了“闪烁其词”的《今上实录》，不满意、不很满意了，当即作了这样的强调、这样的“定性”：“玄武门之变”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一回事儿……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说来有些话儿长了。周武王灭商后，依“灭国不绝祀”原则，保留了殷人祭祀之权，将商王畿一分为三，仍让商纣王之儿“武庚继承殷王位，统治殷商故地”；同时，命自己的仨弟兄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这仨地儿监视武庚，史称“三监”。一年后，武王病亡。驾崩前，他的成王继位、周公摄政决策，让“三监”尤其管叔很不满，“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腾》）
一直妄图复国的武庚，乘机挑拨离间，进而与“三监”与殷商东夷一些人联合起来，造反作乱了！面对严峻形势，周公亲帅大军东征：诛武庚、杀管叔，废霍叔、放蔡叔，“遂以师逐之江南”乘胜东进，平定了“三监之乱”。此后，注意“营建东都雒邑”，加强政权建设，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刑错四十年不用”，国家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史称“成康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将“玄武门之变”，与周公为国、为民平定“三监之乱”论之……当是靠谱之言、可信之语。先前，战功赫赫的李世民，不仅“功显盖兄”，让太子李建成心中妒火熊熊，且还“功高震父”，让李渊也有些忌惮不安了。在俩兄弟磨刀霍霍之时，李世民灭杀兄弟的先发制人，实属忍无可忍、无可厚非之举。不这么办，李世民必会成（隋）杨勇第二、（秦）扶苏第二，百姓，也跟着遭殃了。
以史为鉴、选贤任能、从谏如流、轻徭薄赋、寓兵于农、华夷一体、兴学重教、唐诗灿烂……“贞观之治”带来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和谐之风和“万国来朝”、呼李世民“天可汗”的独尊之荣……大大超越了“成康盛世”！可以说，如此盛世之至境，在封建社会史无前例、后无来者了；可以说，唐太宗（李世民）将“玄武门之变”与平定“三监之乱”并论之、“定性”之，不单很靠谱、很可信，而且很谦虚、很低调了。
对唐太宗千古一帝之赞，绝非谁人的胡吹乱捧。只一个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便超越了所有帝王。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高参、诛杀秦王李世民的主谋！照常理，对其“杀无赦”并“株连九族”，乃寻常事儿。可是，魏征“各为其主”的刚直之辨，让唐太宗不仅心动了，且还重用他——让他直接监督自己！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及诸多谏言，让李世民愈加“虚心纳下”“慎始敬终”，对实现“贞观之治”之功，无人能比了。
其间，李世民虽有“杀乡巴佬”（魏征）之怒、有“砸坏（魏征）墓碑”之误……但最终，是为他重修墓碑，是心底里的信服：不仅让魏征入凌烟阁，更有公开的肺腑之言：“贞观以来……犯颜正谏，匡朕之违，唯见魏征一人。”“唯见魏征一人”的一个“唯”字，足以说明明君之明了。
不言而喻，唐太宗（李世民）的“定性”，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正确的自我认知。有此正确的自我认知，才会有高度自信——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智慧……不单李世民，“冯谖弹铗”“毛遂自荐”和斥“肉食者鄙”的曹刿……皆是自知、自信成事之范例。“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同时，还须记住、更须懂得：自知、自信，是“金子发光”不可或缺的要素、要件之一。
不过，那些看似自知、自信，实为蠢材、狂妄者，便是两回事儿了！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惨败、完败……刘邦追杀“做鬼雄”的项羽，孔明“挥泪”而斩马谡，便是典型的俩例子。
因诗而得官、而取咎、而贾祸……
郑殿兴
古之华夏，乃诗之大国——当我们，为之唱赞歌、抒豪情时，千万别忽视、忘记了某些诗人命运的天差地别：有人，因诗而得官；有人，因诗而取咎；有人，因诗而贾祸……
比如说，韩翃以清丽之笔写承平气象——轻灵跳动、神采飞扬，寓意于象、意绪无穷的《寒食》诗，还真有些不凡，有些精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让唐德宗龙心大悦，深深折服了！当即钦点其为驾部郎中知制诰。此之皇命，让“宅家”十年的天宝进士韩翃，喜出望外了：不仅升为朝官，而且诗名远播，青史留名；后升为“中书舍人”，成了“司局级”干部，更是心花怒放了。
韩翃，因诗而得官——比之名声更大的孟浩然，无此幸运了。那一次，孟浩然应邀来王维“内署”做客，没说几句话，唐明皇驾到了。孟浩然来不及回避，匆忙间钻进了床底……唐明皇得知此情后，依然很高兴：他晓其诗名，他命其吟诗。不料，如此露脸机会却惹了麻烦：在不久前科考中，呼声很高的孟浩然，名落孙山了……其心中，难免有些郁闷、有些情绪，让“不才明主弃”之句，脱口而出了。唐明皇闻之，当即斥道：“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经王维的一再求情、解释，虽未治罪于孟浩然，但因此咎，终生一介布衣了。
孟浩然因诗得咎，阻断仕途，委实小事情、小小事情——因诗贾祸，才最要命、最可怕呢！清朝翰林院编修徐骏，将文稿中的陛下之“陛”写成了“狴”。雍正见之，大怒，立即撤职、搜家——搜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浪漫诗句后，立即以诽谤罪，将之“斩立决”了！雍正年间，考试官查嗣庭以《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句，出了道《维民所止》作文题。诗的本意，是国土广阔，皆为民栖息、居住，很有爱民意。可雍正，硬说其中的“维、止”是去头的“雍正”，有杀雍正之意！查嗣庭被捕，被折磨死后，还受戳尸之辱；其儿，惨死狱中；族人，亦遭流放……
因诗而得官、而取咎、而贾祸——透过一些人因诗而该变的命运，让我们愈加看清封建专制之弊、之害。君皇多喜欢、很喜欢，颂上之声，歌功之作。尽管，《寒食》并非单纯颂圣，亦含某种讽刺……可唐德宗，就是喜欢，就钦点韩翃入朝为官了；君皇多不喜欢、很不喜欢，不满之声，逆耳之言……尽管，孟浩然的“情绪”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可唐明皇，就不喜欢了，就阻断孟浩然仕途之路了！
对徐俊、查嗣庭的因诗贾祸，就得另说一下了：让我们，不能不想到清朝“文字狱”：不单因为诗词，更因一切文章、著述而制造的“文字狱”，登峰造极了。据不完全统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文字狱高达166起，杀200多人（以康熙初年庄廷龙《明史》案、雍正末年吕留良案杀人最多），涉案被追查者3000多人。
文人，因诗、因文，惨遭屠戳，后果严重，危害极大：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遏制了学术，阻碍了社会发展……面对臣民噤口之状，莫谈国事之悲，让龚自珍按捺不住了，发出了诗疾呼、诗呐喊：“九州生气侍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然，让因诗改变命运的得官、取咎、贾祸之丑、之恶，以及让更多、更大的社会之丑、之恶，得到根治，实现公平，非疾呼、呐喊几声，能成事的：还须、更须有变革、有斗争，有流血、有付出……这一点，早已被人类发展史、社会进步史，反复证明了。
按说，待客、访友之事，没啥好说的。可是，将（东晋）陶侃“待客”与（东晋）王子猷“访友”联系起来说，就有些说头了。
一个大雪天，人饥马倦的孝廉范逵，忽来到陶侃家……重友情、功名的陶母湛氏，平日没少教儿“使结交胜己”（结交比自己强的人）。今日，“胜己”者来了，却见儿为无法招待范逵发愁，便说了：你“出外留客，吾自以为计”。此“计”，便是撤下自家新草席，剁碎了喂客人的马；暗里剪掉自己长发，换来米面酒肉；劈碎柴门煮肉烧饭，“遂设精食”……之后，陶侃送客百里“犹不返”，直至范逵说出“至洛阳，当相为美谈”，即说出我会为你美言、举荐的话，才返回。之后，范逵真向羊晫、顾荣进言了，陶侃大获美誉了；真向庐江太守张夔举荐了，陶侃“为督邮，代理枞阳令”了……
王子猷雪夜“访友”，访的是隐居剡溪的画家戴安道。那天半夜，辞官在家的王子猷醒了，一见纷飞大雪，兴致来了，睡意没了：命家童“酌酒”，“咏左思《招引诗》，忽忆戴安道”，随后，乘船去了百里之外的剡溪。天亮了，好不容易来到戴安道家门前，王子猷却命掉转船头，不见戴安道了。面对仆从之问，王子猷轻松回道：“我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便是陶侃“待客”与王子猷“访友”要情。
猛一瞧，陶侃特别是陶母热情待客，隐藏着让名士范逵举荐的动机——很有些算计、功利，很难说高大上了。不过，此之看法，不一定准确。“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连大唐“诗圣”杜甫都干谒权门低三下四求举荐，何况“门阀政治”盛行的东晋——“孤寒”出身的陶侃呢？再说了，从长远看，陶母“封坛退鲊”等教育和陶侃治下的荆州“路不拾遗”之风；陶侃作为联军主帅平定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局立下的赫赫战功，逆袭为天下名将、清官……所以，当年的陶侃“待客”，很可视为冲破“门阀政治”智慧之举了。
赏雪、酌酒、咏诗、乘船、造访、突返、答问……王子猷之“兴”（即其雪夜“访友”时的“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随意之“兴”，下同），有人认为无算计、无功利，很友谊、很纯情……甚至发出“王子猷的人生晶莹剔透，一尘不染”之赞，委实说，忒脱离实际了。王子猷叔祖王导、父亲王羲之，为宰相、为右军将军……“王与马共天下”的显赫家世，让王子猷成了“门阀政治”最大获益者——功利即封建阶级功利，自在其中了！西晋豪族石崇、王恺斗富，是奢靡之风的极度反映，可鄙、可恶——东晋名士王子猷之“兴”，随意耗费“民脂民膏”，就可歌、可赞了？联想到车胤“萤囊苦读”之贫，再联想到嵇康“广陵散绝”之悲……这种质疑，愈加坚定了。
王子猷之“兴”，非一点、一面：当官，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办公，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他雪夜“访友”，便是辞“黄门侍郎”后之举；他当骑兵参军时，“不综府事”，弄“玄学式”答问，自以为聪明，忒没底线了吧？也正因此，王子猷为官，毫无政绩，与陶侃有天壤之别；也正因此，王子猷为文，空空如也，与陶渊明有云泥之差……全面比较之后，只能、只好作此之结论了：无功利、很纯情之言，“王子猷的人生晶莹剔透，一尘不染”之赞，昏话、胡话无疑了。
伟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功利观”，依然适用，绝不过时。也就是说，评人论事，摒弃病态思维，坚持根本标准，乃基本原则。具体来说，古代，须“民为邦本”思想为要；当代，必“人民至上”理论为核。更具体说，要看对人民、国家、社会的贡献：多有陶侃“待客”之后——那样的实干之绩，而非王子猷“访友”之类——那样的玄虚之“兴”。
“纠偏‘小米加步枪’”
郑殿兴
这文题，虽感觉有些“半生不熟”，可我却不想改、很不想改。原因是，这么说顺溜、舒服，且有“晒太阳”等类似语病之通行先例……当然了，为之作点儿释义、说明，还是有些必要的：“纠偏‘小米加步枪’”，即纠正对“小米加步枪”认识偏差也。
继而，我还得说、必须说，“纠偏‘小米加步枪’”（以下简称“纠偏”）非我之言，而是中共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之论。对此，罗教授不仅在《决胜》（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书里有专章之论述，还有、更有媒体专访之宣传——“贺老总有关于‘小米加步枪’的解释，解释的很好。他援引了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小米指的是群众力量，步枪指的是党领导的军队，小米加步枪就是人民和军队的结合……国民党虽然有‘飞机加大炮’，武器装备好，但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怎么能胜利呢？”“‘小米加步枪’，是过去对于我军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如果简单地认为我们以劣势的装备，打败了装备比我们强得多国民党军队，也就是说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并不重要，这就可能有偏差了。”
“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之下，武器装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解放战争中，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一方面是有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帮衬，另一方面各解放区均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军工企业，也能造一部分武器特别是弹药。”“比如，辽沈战役结束后，罗荣桓在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时就明确表示：‘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超过了敌人的任何美械化部队，比抗战时候日军的装备也有提高’”“再比如……平津战役中天津之战打响，攻打天津的东北野战军不但数量上大大超过国民党守军，而且攻城火炮上也占绝对优势。”（以上引文，皆引自2023年3月上《读好书》——《小米加步枪就是人民和军队的结合》）
罗教授的“纠偏”，很重要、极重要。愚钝者如我，就不知先前的“小米加步枪”，是“形象的比喻”，只知“小米加步枪”是“写实”——是形象的“写实”，一直认为，是吃的差、武器差的人民军队，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美蒋军队。再联想到，我党、我军建“二炮部队”，下大力搞原子弹、氢弹，武器装备建设之业绩非凡……就愈感自己无知、愈感“纠偏”必要了。
罗教授“纠偏”的启示意义，极具普遍性。太阳系从九大行星降到到八大行星，是“纠偏”；从“地心说”改为“日心说”，是“纠偏”（当然，“日心说”亦非“终审”）；从空想社会主义跃升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纠偏”；从革命“同时（多国）胜利论”到认同“一国胜利论”，是“纠偏”；从革命道路“城市中心”到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是“纠偏”……日常生活里的“纠偏”，更常见了：寓言“疑人偷斧”，便是个典型例子。
何以出现认识偏差？原因自然很多：或因条件限制、时代局限；或因个人偏见、阶级偏见……倘换个角度看，因素会更多：思维基础，环境变化，认识能力，惯性力量，教条主义……
所以呢，最后，还得说、必须说：只要出现偏差之因存在，“纠偏”，就永远在路上。
苏东坡反变法，与司马光大不同。主张“稳扎稳打”，亦有些变革意；后对自己的反变法，亦有“辄守偏见”“所言差谬”之悔；对司马光废新法，更有“免役法”有“万世之利”，勿一勺烩之言……见司马光不理睬，大骂其“司马牛”！也正因此，旧党将之视为“王安石第二”，没少让他吃苦头。因“乌台诗案”，苏东坡险被杀头时，司马光“保持沉默”，是王安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之力谏，助其逃过此劫的！王安石心胸之博大，由此可见一斑了。
反变法的司马光，何以“中华杰出人物”名之？主功是，编写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此功，确是“一俊”。可再俊，也遮不了反变法之丑、之恶呀！童年司马光“砸缸”，是救人，功莫大焉；成年司马光“砸纲”——砸掉全部变法纲目之祸国，就是罪莫大焉了！此之“砸纲”，“断送了宋朝几十年努力”，国势每况愈下、愈下……不过40年出头，便“靖康之耻”，便亡国了。说《资治通鉴》“有资于治道”，得看对谁说——对昏君来说，不过是废纸一堆。
苏东坡能成“中华杰出人物”，主因有二：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力推诗文革新运动，更表率多多，其前、后《赤壁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皆为传颂千古的佳作、名句。还有，其“下派”期间，救灾、治水等方面，多有政绩——“苏堤春晓”，仍是今日西湖一景呢。众所周知，杰出，为才能、成就出众者；伟大，乃顺应时代、才识卓越、心胸博大、成就斐然之雄才。用此标准衡量，称被列宁赞为“改革家”、被黄庭坚誉为“伟人”的王安石伟大，精准了；曰反变法、废变法，加速宋之衰亡的司马光是“零伟大”，合身了；说文名佳、政绩多且对自己反变法有悔的苏东坡“准伟大”，恰好了。也就是说，此之再考察、再审视，只能得出此之结论了：是“北宋三杰”，却非北宋“三伟”。
此之结论，此之史实，再次证明，“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之论的科学性：评价历史人物，须从时代发展大势，看清人物本质差异，弄清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小……唯有如此，才能作出更恰当的评价，才会更益于社会的进步。韩林儿、朱允炆之悲
郑殿兴
元末（红巾军）之王韩林儿、明初之帝朱允炆，何以那么短命——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其教训，其灾殃，太惨痛、太严重了！后来人，尤其是为官者及为父、为母者，皆应从中汲取教训，才是、才好了。
1351年春夏之交时节，被举为明王的红巾军领袖韩山童，正要起义时，遭到了元军镇压……牺牲了。另一名起义领袖刘福通，突出了重围，坚持造反不停步，很快有了起色：投奔红巾军者越来越多，红巾军实力越来越大。不久，在安徽毫州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宋，年号为龙凤。
可“小明王”，是个无阅历、无武略、无文韬的“三无”主儿。从一开始，便是任人摆布的傀儡。1363年，刘福通战死，“小明王”没了保护，很快悲剧了：被朱元璋手下以沉船方式，活活淹死了。
朱允炆，比韩林儿，也没强多少。建文初年，便在黄子澄等心腹撺掇下，实施了“铁腕削藩”：成了庶民的藩王、被逼自杀的藩王，一个跟一个……盲目、轻率的“削藩”，将燕王朱棣“逼上梁山”，发动了“靖难之役”，让朱允炆丢了皇位、丢了性命（即便，朱允炆没死，可一直、一直的销声匿迹，跟死了有多大区别）。
韩林儿、朱允炆之悲，让我想起了那句名言：“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是呀！秦“二世而亡”，隋“二世而亡”，不都是继任者胡亥、杨广“德不配位”，极其残暴、腐败导致的吗？“德不配位”之灾殃，不单继任者丢命，更是身死国灭——秦朝、隋朝短命，便是活生生教训呀！
引这句名言，非言韩林儿、朱允炆之悲与胡亥、杨广之祸的原因，是等同的、一样的。而是要说明，居于高位、尊位者的品德，不仅极其重要——才能，亦小觑不得、忽略不得！韩林儿无才的“傀儡”评价，足以说明问题了；朱允炆“削藩”，亦属“政治雏儿”之蠢！这俩人，根本不是为王、为皇的料：政治舞台上的“无为”或“乱为”，即“才不配位”会带来与“德不配位”相似之灾殃，同样是事实了。
在此，与爱新觉罗·玄烨即清康熙皇帝的“才很配位”比较一下，更能看清“才不配位”之害了：康熙，十四岁亲政，就遇上了鳌拜的“专擅朝政”、南方的“三藩之乱”、郑成功后裔欲“割据台湾”等问题，却都一一解决了！还有、更有的，是打败沙俄侵略，令其不得不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还有、更有的，是“三征”噶尔丹，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爱新觉罗·玄烨文武兼备、多谋善断之历史定论，谁能不服、谁敢不服？如果，爱新觉罗·玄烨与韩林儿、朱允炆一样，能有“康乾盛世”之说吗？
“德不配位”与“才不配位”，会带来一模一样灾殃？
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两者区别，是有些的。后周皇帝柴荣死了，乘机“陈桥兵变”的赵匡胤，未杀柴荣妻、儿，且封后、封王优待有加；晋朝灭了西蜀，司马昭未杀刘禅，让其悠哉悠哉，“乐不思蜀”了。当然，这区别，也仅是活命、苟活：皇位丢了，就是灾殃呀！他俩，为啥能活命、能苟活，主因之一或之首，是他俩对新朝构不成威胁，且有些安抚人心、稳定局势之用。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是警世箴言；“才不配位，亦有灾殃”，同样是箴言警世！后者，不仅被古代韩林儿、朱允炆之悲所证实，也被当代某些人如某些父母之悲所证实：那些对子女严重“管教不当”的父母，也是一种“才不配位”，也会带来殒命的灾殃！浙江（金华市）弑母案、江苏（建湖县）弑母案……血淋淋的例子，足以说明问题，足以让我们清醒了。
羚羊、角马“生存法则”与康熙“给敌敬酒”
郑殿兴
这文题，猛一看，很有些风马牛，还有些不敬……可是，当您细细读完并细细思考后，这样的感觉一准儿有了变化：您即便不拍手、不称妙，心里也是默许、点头的。
先说“十只羚羊”故事。对生活在非洲大草原奥兰河东岸和西岸的羚羊，一位动物学家做过这样的研究：河东岸与河西岸的羚羊，品种一样，吃的草、喝的水也一样，差异却很大：河东岸的，繁殖能力强，奔跑能力更强——每分钟奔跑速度比之快13米。为弄清原因，动物学家在东、西两岸各捉了10只羚羊，分别将它们送往对岸生活，结果是：从东岸运到西岸的羚羊，一年后繁殖到14只；从西岸运到东岸的羚羊，一年后只剩三只，另外七只全被狮子吃了。
经进一步调研，动物学家明白了：东岸的羚羊强健，是因有天敌——狮群；西岸的羚羊孱弱，则因无天敌——无狮群！很明显，天敌，让东岸羚羊不敢懈怠，时时保持警惕性，发挥出巨大潜能，减少了被吃之险；无天敌的西岸羚羊，一直陷于懒怠，一直缺少警觉，一直未发挥出应有潜能，被吃之险，自然大大增加了。
再说角马过河故事。每年十月，上百万头非洲角马，会从三千公里外的坦桑尼亚迁徙到肯尼亚，必须渡过河马、尼罗鳄霸占的马拉河。这一年，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河水较浅且无河马、尼罗鳄的河段。可它们，仍在头马带领下，仍从老地方过河……无论场面多血腥，亦照过不误。对此，懂行者说：这是角马的“生存法则”——为避免角马丧失抗争命运的本能，为更好地生存、繁衍，必须直面天敌的死亡挑战！
是的，角马吃草，河马、尼罗鳄吃角马，乃“食物链”表现——角马，必须直面死亡挑战！即便，有难得一见的安全“捷径”，也不走！此之“生存法则”，当是角马能繁衍至今原因之一了。由此，我们便会明白：那七只被狮子吃掉的羚羊，就因生活在无天敌环境，忘记了迎接死亡挑战，导致生存本能、技能严重退化——孱弱、衰落、死亡，成必然结局了。
说完羚羊、角马的故事，再说说康熙“给敌敬酒”的故事。康熙执政60年之际，举办了“千叟宴”。宴会上，康熙敬了三杯酒：第一杯，敬辅佐他登上皇位、一统江山的孝庄太皇太后；第二杯，敬尽忠朝廷的众臣、俯首农桑的百姓；第三杯，敬的是反叛、奸佞——吴三桂、葛尔丹、鳌拜……面对目瞪口呆的臣下，康熙立即解释了给敌敬酒之因：“是他们，逼着朕建立了丰功伟绩，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朕，我感谢他们。”
应该说，康熙敬酒，颇有水平：首先，敬了助其成功的孝庄皇太后；其次，敬了为其助力的众臣和百姓；最后，敬的是逼迫他达到人生事业高点的对手、敌人。很显然，这第三敬，隐含了角马、羚羊直面死亡挑战的“生存法则”因素，或者说，这是此之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别样儿反映。尽管，此之“生存法则”，不等同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法则——可其启示作用，绝对不能小觑、不能无视的。
康熙“给敌敬酒”，是识见、气魄不凡之表现，是流汗、流血战胜一切邪恶——使自己能力倍增、创造辉煌不可或缺之过程！先前的“八旗子弟”之颓、当今的“挪威‘过度富裕’”（2025年7月31日《参考消息》第13版《挪威“过度富裕”正成为负担？》）之忧即“过度福利”导致“毫无雄心”之忧，皆从反面证明：失去“给敌敬酒”之心，会带来何种隐患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前检阅部队时，明确指出：“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是的，新时代，美好、希望多多，可事关国家、民族及人生命运的外患、内忧，也难说少少啊！所以，牢记康熙“给敌敬酒”的启示，强化迎接挑战意识，强化迎难而上精神……便是国人尤其是志者的长久课题了。
“代表性官腔”
郑殿兴
自古以来，批评官腔之作，不少又不少了。但要说批评最尖锐、最到位的，还得说鲍鹏山教授的《官腔与事变》（载2024年总第224期《读好书》）：既提出了“代表性官腔”即“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官腔”概念，又明确了“对付官腔的最好武器——良知和常识”。
《官腔与事变》说的官腔，说的是《水浒传》里武大郎被潘金莲、西门庆暗害，武松为兄长依法维权时，遇到的县官的官腔：“武松，你也是个本县都头，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奸见双，捉贼见脏，杀人见伤’，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九叔和郓哥），便问他杀人公事，莫非忒偏向吗？你不可造次。”意思是：依据不足，不能立案。武松，当即从怀里取出“两块酥黑骨头、十两银子（西门庆贿银）、一张纸”——将物证给了县令。翌日，县令仍说“难以对理”，还以圣言训喻武松……一旁狱吏，立时帮腔：“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俱全，方可推问得。”
鲍教授据此，便下了如此断语：“知县和狱吏所说，完全是官腔”；便有了如此结论：“官腔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句句在理，你无法反驳”；便作了如此概括：“这俩人所说的话，恰恰成为两种最具有代表性的官腔”——“政治官腔”和“专业官腔”。继而，便是具体释义：“政治官腔”的“使用者一般为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官僚……不仅口称‘法度’，甚至抬出圣人的话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虽然他所说的什么圣人之言完全是他的捏造……你再纠缠就属于闹事了”；“专业官腔”的“使用者一般为权势者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御用学者和专家。其用途在于确立自己的专业知识优势……你再纠缠就属于闹事了。”
跟着，鲍教授对官腔作了区别，将释义引向深入：“官腔既是一种说话方式，更是一种话语权。有话语权者才有资格打官腔。县令掌握的，是政治话语权；县吏掌握的，是技术话语权；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就是不懂事和闹事。不懂事有时叫不明真相，闹事时叫危害稳定，都是可怕的罪名。”
跟着，鲍教授述说了武松心态，肯定了武松所作所为：他“没有耐心听官腔”，也“不管什么政治正确，不管什么圣贤之言，他只有良知……只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也不懂什么专业术语，他只要常识。他只知道，哥哥被人谋害了，弟弟必须为他讨还公道。”
跟着，鲍教授作出了权威性结论：“代表性官腔”违背“良知”“常识”，后果、危害很大、极大……“是的，对付官腔的最好武器，就是良知和常识。”（武松）“杀嫂，杀西门庆，血溅鸳鸯楼，反上二龙山，啸聚梁山泊——这，就是官腔的后果”即题目里说的“事变”——“代表性官腔”带来的“事变”。
鲍教授的批评，虽很棒、很好、很全……但借此再发挥或补充一下，也难说是画蛇添足。比如说，由“代表性官腔”导致“啸聚梁山泊”的，非武都头一人——“雪夜上梁山”的林教头，便是个最好例子；比如说，“代表性官腔”累积带来的“事变”，除了宋江、方腊造反“事变”，还有“靖康之耻”那样的亡国“事变”。很明显，“代表性官腔”带来的“事变”，可谓之“代表性事变”了！“代表性事变”与“代表性官腔”关系，密切无比了：久久耍官腔，耍来了官员腐败、民心涣散、军心紊乱……最终、最终是：不堪一击，国将不国……
“代表性官腔”之外，也有“一般性官腔”：官员高高在上，对百姓烦心事，推拖、敷衍……对此之官腔，亦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是“代表性官腔”滋生、成长的土壤，会带来官民离心、离德之害。所以，防微杜渐，从拒绝“一般性官腔”起步，严防“代表性官腔”……便是任何时代、任何官员，都要警觉、防范的问题了。
父母的格局
郑殿兴
开首，先这么告知一下儿：这儿说的格局，为引申意之格局，即人的眼光、胸襟、胆识等等要素的内在布局；这儿说的格局，是父母的格局，即对孩子成长、成才，对家庭、家族未来，影响极大的父母的格局。
不少人知晓、很知晓，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可您，或许不知晓、不很知晓的是：煌煌之《史记》，非司马迁遵帝令之行，而是司马迁从父命之果。不幸的是，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在跟随汉武帝封禅泰山路上，得了重病……还好，弥留之际见到了儿子，对儿子提出了如此高标准、严要求：要争取成为新的太史令，要继承《春秋》传统，要写新史书，让“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得到记载、传承，做出无愧于先人的成就……还说，这件大事自己干不了了，每一想起来，“余甚惧焉！”，要求儿子“汝其念哉”，完成自己未了的使命……司马迁“俯首流涕”，铭记在心了。
三年后，38岁的司马迁继任了太史令职务。42岁，司马迁参与完成“太初历”历法修订后，开始了写史……不料，天汉二年，司马迁为李陵仗义执言，遭了宫刑之祸……他，之所以屈辱地活下来，就为写好、写完《史记》，让父亲的“临终嘱托”不落空。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十三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终于问世了！很显然，司马谈的“临终嘱托”，胸襟、抱负非同一般，乃格局大的突出表现。倘其所嘱，皆是些“好好听话”“干好历法修订即可”之类的凡俗之言，《史记》踪影，我们怕是难见了。
父母格局大之影响、之功用，非司马谈一例。孟母的“断机教子”“孟母三迁”，与孟子成为“亚圣”，有直接关系吧？岳母的“精忠报国”刻字，与岳飞成为民族英雄，更是紧密相连吧？即便，孩子业绩没那么辉煌，但能青史留名——父母格局大之力、之功，亦不可否定呀！（东晋）陶侃母亲育子成才二事，即“截发延宾”（剪掉自己的头发换钱，招待陶侃宾友）“封坛退鲊”（陶侃当官后，用公家的糟鱼送给母亲品尝……陶母知情后，立即封好鱼坛，并附书信批评陶侃“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益，乃增吾忧也。”）二事，便是千古传颂的范例：陶母“截发”助儿待友，“退鲊”教儿廉洁……在陶侃心里扎根、发芽了，终成了有名的良吏清官。
正面事例之外，负面事例——因父母格局小，让天赋高的儿子不能成才之伤之悲，也不少。北宋王安石的《伤仲永》，说的就是此类典型：能“指物作诗立就”的孩童方仲永，就因其父亲“不使学”，整天介拉着他显摆，整天介以作诗领赏为乐……成年后，“泯然众人矣”，跟普通人一样了。如果，其父格局大，如孟母、岳母、陶母那样，努力创造条件，全方位育儿，即便成不了李白、杜甫，至少，在诗坛亦会有一席之地。唉！说啥都晚了，没格局的仲永之父，真真“毁儿不倦”呀！
父母，是一家之长，格局大、小对儿女成才影响很大。其实，不单家长对儿女，一切长字号人物——重要人物的格局，对属下、对民风，对一地、一行乃至一国之地位的影响，都很大、极大！齐桓公格局大，敢于任用射杀自己的管仲为相，很快成了五霸之首；李世民格局大，敢用魏征监督自己，贞观之治了，大唐盛世了。
至于后来，齐桓公因任用奸佞而“饿死宫中”，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格局之重要：晚节不保，丢了格局——不仅毁了霸业，还丢了老命……
说说唐太宗“定性”
郑殿兴
让唐太宗（李世民）定性之事，肯定是大事，必定是大事！是的，是这样的：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评，自然格外关心、关注……那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看了“闪烁其词”的《今上实录》，不满意、不很满意了，当即作了这样的强调、这样的“定性”：“玄武门之变”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一回事儿……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说来有些话儿长了。周武王灭商后，依“灭国不绝祀”原则，保留了殷人祭祀之权，将商王畿一分为三，仍让商纣王之儿“武庚继承殷王位，统治殷商故地”；同时，命自己的仨弟兄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这仨地儿监视武庚，史称“三监”。一年后，武王病亡。驾崩前，他的成王继位、周公摄政决策，让“三监”尤其管叔很不满，“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腾》）
一直妄图复国的武庚，乘机挑拨离间，进而与“三监”与殷商东夷一些人联合起来，造反作乱了！面对严峻形势，周公亲帅大军东征：诛武庚、杀管叔，废霍叔、放蔡叔，“遂以师逐之江南”乘胜东进，平定了“三监之乱”。此后，注意“营建东都雒邑”，加强政权建设，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刑错四十年不用”，国家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史称“成康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将“玄武门之变”，与周公为国、为民平定“三监之乱”论之……当是靠谱之言、可信之语。先前，战功赫赫的李世民，不仅“功显盖兄”，让太子李建成心中妒火熊熊，且还“功高震父”，让李渊也有些忌惮不安了。在俩兄弟磨刀霍霍之时，李世民灭杀兄弟的先发制人，实属忍无可忍、无可厚非之举。不这么办，李世民必会成（隋）杨勇第二、（秦）扶苏第二，百姓，也跟着遭殃了。
以史为鉴、选贤任能、从谏如流、轻徭薄赋、寓兵于农、华夷一体、兴学重教、唐诗灿烂……“贞观之治”带来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和谐之风和“万国来朝”、呼李世民“天可汗”的独尊之荣……大大超越了“成康盛世”！可以说，如此盛世之至境，在封建社会史无前例、后无来者了；可以说，唐太宗（李世民）将“玄武门之变”与平定“三监之乱”并论之、“定性”之，不单很靠谱、很可信，而且很谦虚、很低调了。
对唐太宗千古一帝之赞，绝非谁人的胡吹乱捧。只一个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便超越了所有帝王。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高参、诛杀秦王李世民的主谋！照常理，对其“杀无赦”并“株连九族”，乃寻常事儿。可是，魏征“各为其主”的刚直之辨，让唐太宗不仅心动了，且还重用他——让他直接监督自己！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及诸多谏言，让李世民愈加“虚心纳下”“慎始敬终”，对实现“贞观之治”之功，无人能比了。
其间，李世民虽有“杀乡巴佬”（魏征）之怒、有“砸坏（魏征）墓碑”之误……但最终，是为他重修墓碑，是心底里的信服：不仅让魏征入凌烟阁，更有公开的肺腑之言：“贞观以来……犯颜正谏，匡朕之违，唯见魏征一人。”“唯见魏征一人”的一个“唯”字，足以说明明君之明了。
不言而喻，唐太宗（李世民）的“定性”，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正确的自我认知。有此正确的自我认知，才会有高度自信——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智慧……不单李世民，“冯谖弹铗”“毛遂自荐”和斥“肉食者鄙”的曹刿……皆是自知、自信成事之范例。“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同时，还须记住、更须懂得：自知、自信，是“金子发光”不可或缺的要素、要件之一。
不过，那些看似自知、自信，实为蠢材、狂妄者，便是两回事儿了！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惨败、完败……刘邦追杀“做鬼雄”的项羽，孔明“挥泪”而斩马谡，便是典型的俩例子。
因诗而得官、而取咎、而贾祸……
郑殿兴
古之华夏，乃诗之大国——当我们，为之唱赞歌、抒豪情时，千万别忽视、忘记了某些诗人命运的天差地别：有人，因诗而得官；有人，因诗而取咎；有人，因诗而贾祸……
比如说，韩翃以清丽之笔写承平气象——轻灵跳动、神采飞扬，寓意于象、意绪无穷的《寒食》诗，还真有些不凡，有些精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让唐德宗龙心大悦，深深折服了！当即钦点其为驾部郎中知制诰。此之皇命，让“宅家”十年的天宝进士韩翃，喜出望外了：不仅升为朝官，而且诗名远播，青史留名；后升为“中书舍人”，成了“司局级”干部，更是心花怒放了。
韩翃，因诗而得官——比之名声更大的孟浩然，无此幸运了。那一次，孟浩然应邀来王维“内署”做客，没说几句话，唐明皇驾到了。孟浩然来不及回避，匆忙间钻进了床底……唐明皇得知此情后，依然很高兴：他晓其诗名，他命其吟诗。不料，如此露脸机会却惹了麻烦：在不久前科考中，呼声很高的孟浩然，名落孙山了……其心中，难免有些郁闷、有些情绪，让“不才明主弃”之句，脱口而出了。唐明皇闻之，当即斥道：“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经王维的一再求情、解释，虽未治罪于孟浩然，但因此咎，终生一介布衣了。
孟浩然因诗得咎，阻断仕途，委实小事情、小小事情——因诗贾祸，才最要命、最可怕呢！清朝翰林院编修徐骏，将文稿中的陛下之“陛”写成了“狴”。雍正见之，大怒，立即撤职、搜家——搜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浪漫诗句后，立即以诽谤罪，将之“斩立决”了！雍正年间，考试官查嗣庭以《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句，出了道《维民所止》作文题。诗的本意，是国土广阔，皆为民栖息、居住，很有爱民意。可雍正，硬说其中的“维、止”是去头的“雍正”，有杀雍正之意！查嗣庭被捕，被折磨死后，还受戳尸之辱；其儿，惨死狱中；族人，亦遭流放……
因诗而得官、而取咎、而贾祸——透过一些人因诗而该变的命运，让我们愈加看清封建专制之弊、之害。君皇多喜欢、很喜欢，颂上之声，歌功之作。尽管，《寒食》并非单纯颂圣，亦含某种讽刺……可唐德宗，就是喜欢，就钦点韩翃入朝为官了；君皇多不喜欢、很不喜欢，不满之声，逆耳之言……尽管，孟浩然的“情绪”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可唐明皇，就不喜欢了，就阻断孟浩然仕途之路了！
对徐俊、查嗣庭的因诗贾祸，就得另说一下了：让我们，不能不想到清朝“文字狱”：不单因为诗词，更因一切文章、著述而制造的“文字狱”，登峰造极了。据不完全统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文字狱高达166起，杀200多人（以康熙初年庄廷龙《明史》案、雍正末年吕留良案杀人最多），涉案被追查者3000多人。
文人，因诗、因文，惨遭屠戳，后果严重，危害极大：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遏制了学术，阻碍了社会发展……面对臣民噤口之状，莫谈国事之悲，让龚自珍按捺不住了，发出了诗疾呼、诗呐喊：“九州生气侍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然，让因诗改变命运的得官、取咎、贾祸之丑、之恶，以及让更多、更大的社会之丑、之恶，得到根治，实现公平，非疾呼、呐喊几声，能成事的：还须、更须有变革、有斗争，有流血、有付出……这一点，早已被人类发展史、社会进步史，反复证明了。
陶侃“待客”与王子猷“访友”
按说，待客、访友之事，没啥好说的。可是，将（东晋）陶侃“待客”与（东晋）王子猷“访友”联系起来说，就有些说头了。
一个大雪天，人饥马倦的孝廉范逵，忽来到陶侃家……重友情、功名的陶母湛氏，平日没少教儿“使结交胜己”（结交比自己强的人）。今日，“胜己”者来了，却见儿为无法招待范逵发愁，便说了：你“出外留客，吾自以为计”。此“计”，便是撤下自家新草席，剁碎了喂客人的马；暗里剪掉自己长发，换来米面酒肉；劈碎柴门煮肉烧饭，“遂设精食”……之后，陶侃送客百里“犹不返”，直至范逵说出“至洛阳，当相为美谈”，即说出我会为你美言、举荐的话，才返回。之后，范逵真向羊晫、顾荣进言了，陶侃大获美誉了；真向庐江太守张夔举荐了，陶侃“为督邮，代理枞阳令”了……
王子猷雪夜“访友”，访的是隐居剡溪的画家戴安道。那天半夜，辞官在家的王子猷醒了，一见纷飞大雪，兴致来了，睡意没了：命家童“酌酒”，“咏左思《招引诗》，忽忆戴安道”，随后，乘船去了百里之外的剡溪。天亮了，好不容易来到戴安道家门前，王子猷却命掉转船头，不见戴安道了。面对仆从之问，王子猷轻松回道：“我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便是陶侃“待客”与王子猷“访友”要情。
猛一瞧，陶侃特别是陶母热情待客，隐藏着让名士范逵举荐的动机——很有些算计、功利，很难说高大上了。不过，此之看法，不一定准确。“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连大唐“诗圣”杜甫都干谒权门低三下四求举荐，何况“门阀政治”盛行的东晋——“孤寒”出身的陶侃呢？再说了，从长远看，陶母“封坛退鲊”等教育和陶侃治下的荆州“路不拾遗”之风；陶侃作为联军主帅平定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局立下的赫赫战功，逆袭为天下名将、清官……所以，当年的陶侃“待客”，很可视为冲破“门阀政治”智慧之举了。
赏雪、酌酒、咏诗、乘船、造访、突返、答问……王子猷之“兴”（即其雪夜“访友”时的“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随意之“兴”，下同），有人认为无算计、无功利，很友谊、很纯情……甚至发出“王子猷的人生晶莹剔透，一尘不染”之赞，委实说，忒脱离实际了。王子猷叔祖王导、父亲王羲之，为宰相、为右军将军……“王与马共天下”的显赫家世，让王子猷成了“门阀政治”最大获益者——功利即封建阶级功利，自在其中了！西晋豪族石崇、王恺斗富，是奢靡之风的极度反映，可鄙、可恶——东晋名士王子猷之“兴”，随意耗费“民脂民膏”，就可歌、可赞了？联想到车胤“萤囊苦读”之贫，再联想到嵇康“广陵散绝”之悲……这种质疑，愈加坚定了。
王子猷之“兴”，非一点、一面：当官，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办公，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他雪夜“访友”，便是辞“黄门侍郎”后之举；他当骑兵参军时，“不综府事”，弄“玄学式”答问，自以为聪明，忒没底线了吧？也正因此，王子猷为官，毫无政绩，与陶侃有天壤之别；也正因此，王子猷为文，空空如也，与陶渊明有云泥之差……全面比较之后，只能、只好作此之结论了：无功利、很纯情之言，“王子猷的人生晶莹剔透，一尘不染”之赞，昏话、胡话无疑了。
伟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功利观”，依然适用，绝不过时。也就是说，评人论事，摒弃病态思维，坚持根本标准，乃基本原则。具体来说，古代，须“民为邦本”思想为要；当代，必“人民至上”理论为核。更具体说，要看对人民、国家、社会的贡献：多有陶侃“待客”之后——那样的实干之绩，而非王子猷“访友”之类——那样的玄虚之“兴”。
“纠偏‘小米加步枪’”
郑殿兴
这文题，虽感觉有些“半生不熟”，可我却不想改、很不想改。原因是，这么说顺溜、舒服，且有“晒太阳”等类似语病之通行先例……当然了，为之作点儿释义、说明，还是有些必要的：“纠偏‘小米加步枪’”，即纠正对“小米加步枪”认识偏差也。
继而，我还得说、必须说，“纠偏‘小米加步枪’”（以下简称“纠偏”）非我之言，而是中共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之论。对此，罗教授不仅在《决胜》（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书里有专章之论述，还有、更有媒体专访之宣传——“贺老总有关于‘小米加步枪’的解释，解释的很好。他援引了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小米指的是群众力量，步枪指的是党领导的军队，小米加步枪就是人民和军队的结合……国民党虽然有‘飞机加大炮’，武器装备好，但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怎么能胜利呢？”“‘小米加步枪’，是过去对于我军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如果简单地认为我们以劣势的装备，打败了装备比我们强得多国民党军队，也就是说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并不重要，这就可能有偏差了。”
“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之下，武器装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解放战争中，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一方面是有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帮衬，另一方面各解放区均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军工企业，也能造一部分武器特别是弹药。”“比如，辽沈战役结束后，罗荣桓在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时就明确表示：‘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超过了敌人的任何美械化部队，比抗战时候日军的装备也有提高’”“再比如……平津战役中天津之战打响，攻打天津的东北野战军不但数量上大大超过国民党守军，而且攻城火炮上也占绝对优势。”（以上引文，皆引自2023年3月上《读好书》——《小米加步枪就是人民和军队的结合》）
罗教授的“纠偏”，很重要、极重要。愚钝者如我，就不知先前的“小米加步枪”，是“形象的比喻”，只知“小米加步枪”是“写实”——是形象的“写实”，一直认为，是吃的差、武器差的人民军队，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美蒋军队。再联想到，我党、我军建“二炮部队”，下大力搞原子弹、氢弹，武器装备建设之业绩非凡……就愈感自己无知、愈感“纠偏”必要了。
罗教授“纠偏”的启示意义，极具普遍性。太阳系从九大行星降到到八大行星，是“纠偏”；从“地心说”改为“日心说”，是“纠偏”（当然，“日心说”亦非“终审”）；从空想社会主义跃升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纠偏”；从革命“同时（多国）胜利论”到认同“一国胜利论”，是“纠偏”；从革命道路“城市中心”到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是“纠偏”……日常生活里的“纠偏”，更常见了：寓言“疑人偷斧”，便是个典型例子。
何以出现认识偏差？原因自然很多：或因条件限制、时代局限；或因个人偏见、阶级偏见……倘换个角度看，因素会更多：思维基础，环境变化，认识能力，惯性力量，教条主义……
所以呢，最后，还得说、必须说：只要出现偏差之因存在，“纠偏”，就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