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及其增长：伟大发明还是经济学大骗局？（一）
2022-04-25 17:07阅读：
GDP及其增长：伟大发明还是经济学大骗局？
袁葵荪
内容提要：现代西方经济学认定GDP是社会产品总产出状况的合理衡量，也因此将GDP增长认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然而，这种认定只是一种主观臆想的产物，毫无严格可靠的理论依据。依据深入严格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GDP与社会产品的真实产出总量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含义。前者属于交换价值的总量，取决于货币的供应量；后者则体现为使用价值的总量，取决于社会的知识状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类似的，经济发展应该被归结为知识增长，取决于社会知识增长的决定因素。GDP增长率则取决
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状况，可以归结为传统通货膨胀率在现代社会里的延伸，更适合用于衡量现代社会的货币价值变动状况。
虽然GDP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貌似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却仅仅是一种形影相随、可有可无的伴生关系。如果将二者混淆起来，就只能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误导。
关键词：GDP及其增长的性质含义 经济发展
现代西方经济学
信息社会经济学 纯粹信用货币的价值及其衡量标准
一、引言
现代西方经济学将GDP这一社会产品产出的价格总量，盲目认定为衡量社会产品产出总量的有效指标，并借助其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使之受到社会的广泛崇信，甚至将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此同时，GDP增长则被认为是衡量产品产出增长等状况的当然指标，并常常当做经济发展这一被寄予着社会美好愿景的社会目标的同义语，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经济运行方向的基本指南。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这类认识，在经验感觉上似乎有着较强的支撑。因为从现实角度看，GDP的增长，似乎意味着收入的增长，从而经济状况的改善或发展。能够达到一定的GDP增长率，也似乎意味着有比较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在GDP的增长率较高时，容易感到比GDP增长率较低时，产出似乎增长更多，发展似乎更快。而在以一定的汇率进行各国人均GDP比较时，只要差距足够大，人们也容易看到，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较高。反过来，经济发展似乎也离不开GDP的增长，持续而显著的经济发展似乎总是伴随着持续的GDP增长。因此，从实际的经验感觉出发，人们总感觉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甚至，往往将其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认作逻辑学意义的因果性。
凭借二者之间仿佛笃定的相关性的诱导，GDP及其增长受到西方经济学家们百般信赖与宠爱，被置于无比显耀的地位。但令人极其惊讶的却是：在专业的理论层面上，GDP及其增长是否真的具有人们想象的意义，却并不存在任何可靠的依据。而且，对其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与性质，除了似是而非的经验感觉，根本见不到这些经济学家对其最低限度的专门考证，甚至也见不到试图对此加以严格论证的专门努力，使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认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主观臆想。
考虑到作为社会目标，GDP及其增长已经构成引导现实经济运行的核心指南，如果其仅仅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一种主观臆想，就难免与社会应有的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偏差，从而可能对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此后果存在的可能性，难免令人倍加担忧。
事实上，随着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持续，人们同样也已经越来越多地从实践经验中感受到，对GDP的追求，似乎会导致诸多明显背离经济发展原意的结果，使人感觉GDP的增长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发展[]，并多少启示着梦魇成真的可能。
当然，尽管存在着对GDP性质意义越来越多的置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GDP性质含义的认定一样，这些置疑在理论上也未得到明确澄清，使其仅仅限于一种经验感觉，并不足以动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认识。
既然如此，设法严格甄别GDP的性质含义，以及其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真实关系，早已具有刻不容缓的必要性。这不仅在人们对GDP及其增长性质含义的认识可能有误时，有助于避免现实经济发展受到GDP及其增长目标的误导；即使GDP及其增长指标真的能够准确衡量经济发展状况，也能为人们摆脱此前的盲目性，坚定其信仰，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还能够避免对迄今经济学家们专业能力的质疑。
但是，由于存在不为人知、极其深刻的历史局限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具备基本的能力，来有效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经济问题。正是因为这一历史局限性，使得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不知道经济发展是何物，也难以有效把握GDP及其增长的性质、含义与决定因素，自然也无法指望能够在其分析框架内，有效澄清二者之间的的确切联系。有鉴于此，为准确把握GDP的性质含义，以及其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真实关系，就必须跳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根本性创新，从全新的视角加以严格审视。
幸运的是，近年来，经济学领域已经发展出一种可称为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全新理论体系，能够有效克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为严格分析GDP及其增长与社会产品产出状况及经济发展的真实含义，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联系，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依托这一崭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分析方法，本文将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经济波动理论、货币理论、价格理论等的基础上，以严格的理论分析表明：从GDP的含义与性质看，其与社会产品的总产出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并不具有现代西方经济学灌输给世人的、令人们信以为真的性质。前者属于交换价值的总量，取决于货币的供应量；后者则体现为使用价值的总量，取决于社会的知识状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类似的，依据严格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应该被归结为知识增长，取决于社会知识增长的决定因素。GDP增长则只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产物。
更进一步，通过确立明确的、不再与商品挂钩的纯粹信用货币的价值含义，及其价值决定因素与衡量标准，信息社会经济学得以表明，GDP增长率本质上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状况，应该归结为传统通货膨胀率在现代社会里的延伸，可用作衡量现代社会货币价值变动状况的有效指标，更适合称其为现代通货膨胀率。至于人们目前使用的传统通货膨胀率概念，则只是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能够用于准确衡量货币价值的变动状况，但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社会里，因为其只能由部分固定商品组合的价格水平变动状况决定，具有日益严重的片面性，因此不再能够成为货币价值变动状况合理的衡量标准，最多可以理解为现代通货膨胀率中，以目前的统计方式能够记录到的显性部分。而所谓实际GDP增长率，则几无确切含义，最多可以认作现代通货膨胀率中、未能被现有统计方式记录到的隐性部分。
因此，GDP增长与经济发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含义，并不具有西方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相关性与确切联系。其貌似具有的密切联系，不过意味着在经济发展与现代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一种并不确切的伴生关系，使得经济发展常常与货币供应量增长形影相随。如果据此将二者混淆起来，将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误导。
就此而言，将GDP作为社会产品的代表、以及将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代表，事实上构成了20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一个大骗局，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被引入歧途，也是造成现有诸多经济困境的元凶。
通过彻底揭示GDP及其增长的本来面目，澄清其与社会产品产出状况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真实关系，消除现代西方经济学制造的这一大骗局的影响，使经济发展能够回归正常的轨道，是本文的目标所在。
二、 GDP的含义、性质、及其与社会产品或财富的区别
按照西方经济学家通常的定义，GDP是在一定货币供应条件下、用市场交易价格衡量的、在一定时期内、剔除了重复交易的经济交易规模的一种总量，或是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经过市场交易的商品劳务产出的价格总量。
从GDP的起源看，其原本是为了衡量社会具有财富性的社会产品产出状况而设计出来的[]。这一概念也因此被赋予国民收入等含义。在西方经济学家眼里，GDP的提出相当成功，解决了如何衡量社会产品产出状况的重大问题，因此算得上二十世纪经济学的一项伟大发明。
在现实社会里，社会财富是什么，其总体上的多寡、丰足状况如何，涉及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努力方向或指南。如果真的能够设计出这样一套指标，可以对社会具有财富性的产品产出状况进行准确衡量，提供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引导，就的确意义非凡，无愧于“伟大发明”这一称号。
那么，GDP真的能够如西方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是能够有效衡量社会产品产出状况的可靠指标吗？真的铸就了二十世纪经济学的伟大发明吗？
直接从社会产品总量及其市场交易价格总量的基本含义与性质，可以看到，二者实际上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与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不存在可有效反映彼此状况的密切联系。
具有财富性质的社会产品，主要通过有关产品的种类、结构、质量等具体内容，能够以其基本功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本质上是使用价值的体现，体现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一定的社会产品要成为社会财富，需要具备一定的功能或使用价值，与是否具有交换价值无关。能够具备有用的功能或使用价值的产品，即使没有交换价值，如广为传播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名副其实的社会财富；不具备有用的功能或使用价值的社会产品，即使具有了一定的交换价值，如比特币，也算不上真正的社会财富。
因此，从社会整体角度看，社会产品或财富的丰足状况，应该由其提供的使用价值数量、品种多寡与结构令人满意的程度等来体现。尽管其使用价值数量、品种多寡与结构令人满意的程度等至今仍然缺乏精准的衡量标准，但只要提供的使用价值数量、品种相对较多、结构令人满意程度相对较高，就意味着社会产品或财富较多，较富足。提供的使用价值数量、品种相对较少，结构令人满意的程度有限，就意味着社会产品或财富较贫乏。
GDP则如西方经济学家的规定，体现为以交换价格衡量的有关商品劳务的总量，本质上是一种交换价值的总量，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虽然，交换价值多以使用价值为依托，往往承载着一定的使用价值，却不能认为交换价值的状况能够成为使用价值的有效代表。
比如，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交换价值的社会产品，不会纳入GDP的法眼。即使能够纳入GDP统计的社会产品，其交换价格的大小，也与其具有的使用价值大小缺乏相关性，使得能够纳入GDP统计的全部商品劳务的交换价格总额，没有理由与其具有的使用价值总和大小（如果能够有使用价值总和的客观衡量指标）存在相关性。尤其是，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固定产品，其交易价格会因时因地不同而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在长期中也不存在绕其上下波动的变动中心[]，更是使用价值与交易价格无关的明显标志。
事实上，即使在现有的西方经济学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也属于无可非议的常识。虽然由于其价格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常识无法以严格的理论分析为依据，但人们通常会以实际的经验案例表明，使用价值大的商品，不一定价格高，而使用价值不大的商品，反而可能价格较高。比如，不能认为比特币的价格代表着其使用价值的多少；也难以认为比特币价格的升降，意味着其使用价值的升降。
尽管如此，在涉及GDP的含义时，西方经济学家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经济学早就认同的常识。
根据信息社会经济学对现代社会商品使用价值及价格决定因素的认识[]，无论是从个别商品或部分商品组合角度看，还是从社会全部商品总和的角度看，商品的交换价格与使用价值都有不同的决定因素，使其变化不可能存在稳定的联系，因此无法相互代替或代表。
从个别商品角度看，至少在现代社会，作为知识成分越来越浓厚的现代商品，其使用价值的获取，取决于相关的生产知识；而其交换价格，则主要决于相关生产知识的垄断权状况等因素。
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产品是否能够成为商品，成为商品时其价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相关生产知识的垄断权及其强弱变化等，与这些知识的扩散、过时或领先程度及相关社会规范等的状况相关，基本上与这些知识或产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没有确切关系。即使这些知识或相关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变，其垄断权也会因为相关知识的扩散、过时或领先程度及有关社会规范的变化而出现升降。
社会全部商品的价格总量虽然与个别或部分商品的价格决定因素不同，但与体现使用价值的社会产品总产出之间，也同样不可能存在稳定的联系，无法相互代替或代表。
产品的总产出本身体现的是使用价值总量，主要取决于有关社会生产知识体系的状况；而这些产品的价格总量体现的是交换价值总量，基本取决于作为价格衡量标准的单位货币的内在价值或有关货币供应量[]。
决定因素的不同，意味着二者的变化受到不同因素支配，变化规律不同。因此，用市场交易价格衡量的社会产品的产出总量或GDP，就只是其交易价格的总量，其与社会产品产出总量本身之间，存在着类似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差别，并非性质相同的事物，没有理由将二者等同起来。
当然，在理论上，性质不同的事物也可能因为其间存在稳定联系而可以互相代表，能够以自身的度量去衡量与其存在稳定联系的其它事物的状况。但这种代表或衡量是有前提的，需要保证其间联系的稳定性与确切性等，至少不能随心所欲。
上述简单的分析已经表明，GDP与社会产品产出不仅性质不同，其间也不存在确切稳定的相关性，应该足以说明二者的确不能相互替代。在此条件下，如果仍然要将GDP用作社会产品产出总量的衡量标准，无疑需要更加无可辩驳的可靠依据，表明作为交换价值总量的GDP，的确与作为使用价值的社会产品总量之间，存在着上述分析未能发现的、稳定而确切的联系。而且，如此也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家早前认同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是毫无依据的认识，必须将其彻底推翻。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情况下，西方经济学家可能凭借什么理由，奇迹般地将性质看似如此不同的两种事物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GDP能够被认定为社会产品产出的有效衡量标准的呢？
如果我们充满好奇心并满怀期待，试图了解西方经济学家做出了怎样卓绝不凡的努力，成功完成了这一极其艰难的任务，那么，等待我们的将只是大失所望。因为，当我们仔细去梳理西方经济学家是如何信心满满地、将GDP确立为社会产品产出衡量标准时，却发现他们事实上什么也没做，仅仅在提供了GDP的定义后，甚至未作出任何明确的申明，就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将GDP当做社会产品产出的衡量标准，仿佛其是理所当然的。
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迄今负有解释责任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既未认真专门考察过GDP的性质含义，也未严格阐明，作为交易价格总量的GDP，凭什么可以成为衡量产品产出状况的有效标准。
比如，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这部西方流行的教科书中，GDP被称为给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然后，在未作进一步解释说明的情况下，甚至未直接申明其可以成为社会产品产出总量的衡量标准，就直接将其用作这样的指标。
类似的，在萨谬尔森和诺德豪斯在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19版)338页中，除了给出GDP是“一国在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物品和劳务（啤酒、轿车、摇滚音乐会、旅行等）的市场价值总和”的定义之外，也同样不加说明地直接用作社会产品产出状况的衡量指标。
而在萨缪尔森曾经广泛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较早版本里，多多少少透露出一点西方经济学家行为如此古怪的玄机。在该书（1976年第十版）中，对类似的“国民净产值（NNP）”定义的表述，即为：国民净产值或其技术上的名称“以市场价格来计算的国民收入”，可以被定义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总和（引自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2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重点号为原作者所加）。在这一表述中，萨缪尔森专门以重点符号强调的是其产出总量的含义，却暗中借此相对弱化甚至抹去了更为关键的“市场价格总和”与“货币价值总和”的含义。由此，萨缪尔森明白无误地表明，其之所以将GDP含义理解为产出总量，只是源于其主观上更看重定义中包括的产出总量的成分，而执意忽略了客观上更关键的“市场价格总和”或“货币价值总和”的成分，而之所以会如此，或许是因为后者与其主观想象不吻合。
这意味着，当西方经济学家将GDP认定为社会财富的衡量标准时，根本未加专门考察，也没有诉诸任何理由来说明其具有什么样的合理性，仅仅以含糊其辞的方式，想当然地直接引入并采用了这一标准，仿佛其是不证自明、天经地义的。
据此，我们有理由猜测，西方经济学家不仅并未就其对GDP性质意义的认定，提出任何可靠的理论依据，甚至并未进行谨慎严格的专门研究，来证明其认定的合理性。其对GDP性质意义的认定，实际上是随心所欲的。这一状况，对于自诩具有严谨科学性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此一来，表明西方经济学家提供的GDP不具有其想象的合理性，从而使自以为已经成功解决了社会产品产出指标这一重大问题的幻想，濒临破灭。
按理说，西方经济学家规定的GDP定义，本身是相当严格的，具有确切的含义，本质上应该是有关商品劳务产出总量的一种市场交易价格的总和，而非商品劳务本身的总量。尽管GDP的含义如此明白无误，其与商品劳务产出总量的区别也相当清晰，令人惊奇的是，在实际把握GDP的含义时，西方经济学家整个群体的理解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偏差，普遍偏重于强调它是一种商品与劳务的产出总量，进而倾向于将其与社会财富、社会福利等具有使用价值意义的产出拉近关联，却有意或无意识地忽略了它只是商品劳务产出总量一种用货币衡量出来的价格总量，而非产出总量本身。将这样一种与使用价值无关的概念，随意指认为描述社会实际产品产出状况的核心指标，西方经济学这一几如儿戏的做法，看起来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从信息社会经济学角度看，在GDP与社会产品或财富的真实含义及其性质差别如此分明、而且广为人知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家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将二者混为一谈，并居然能够被社会广为接受而甚少置疑，除了表明他们本身的确特别在意如何解决使用价值的衡量问题之外，就只能归结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的深刻的历史局限性。这样的历史局限性，限制了它的认识能力，使现代西方经济学本质上不具备准确理解经济发展这一现代社会特有现象的能力，无力应对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经济问题。但是，其主流经济学地位带来的压力，又迫使其不得不担负起描述经济发展状况的使命，使其为避免尸位素餐之嫌，只能病急乱投医，仅仅凭借感觉与想象，从表面现象出发，在既不能准确把握GDP的性质，又不知道如何衡量产品产出状况的情况下，借助错乱的思维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容易统计的产品产出的市场交易价格总和，来冒充产品总产出本身，使得产品总产出原本的使用价值含义，与GDP具有的交换价值总量的含义胡乱混淆起来，最终编织出了20世纪以来经济学领域最大的骗局。
不难看到，商品劳务产出的实物总量提供的使用价值，体现着能够满足的社会需要状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真正需要追求的目标，的确需要寻求一种衡量其整体状况的指标，以便将其作为社会的行为指南，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
但在此时，一方面，社会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体现，缺乏天然衡量标准，直接衡量的确太复杂、太困难。由于不同商品劳务性质不同，还可能不断变化，其产出缺乏统一的衡量指标，实在难以加总。虽然人们殚精竭虑，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衡量标准。因此，在面对如此急迫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时却束手无策，的确易于诱使人们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在受到历史局限性的限制时，西方经济学家只能习惯于极其不严谨的思维方式，既想不到需要严格甄别GDP的含义，也不清楚其与商品劳务的实物总量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真实关系，仅仅感觉到GDP与商品与劳务的实物总量和种类似乎有一定关系，加之其或许还认为交易价格本身有一定的反映需求的成分，而与使用价值多少有一些关系，便在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懵懵懂懂违背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这一源自朴素经验的基本经济学常识，将其混同起来，用作衡量社会商品与劳务总量的一种替代品。因此，将GDP赋予其无法具有的含义，虽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骗局，却也并非西方经济学家有意为之，或许算是其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
既然GDP不具有人们想象的意义，并非社会产品产出状况的准确反映，如果将其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追求目标，难免带来严重危害社会状况的种种弊端[]，导致经济运行的结果南辕北辙。
比如，仅仅凭借经验事实，人们现在已经强烈感受到，GDP只能涉及与交易相关的经济活动成果，使其即使涉及的的确是社会财富，也意味着其仅仅只能涉及社会全部财富中的一部分，而会使与交易活动无关的产出部分被排除。如家务活动及各种公益活动等不以交易为目的的活动，虽然不被GDP纳入，其创造的却的确是必不可少的社会财富。而即使GDP能够涉及的交易活动，其产出的也未必是无可争辩的社会财富或福利。如毒品交易、及与各种可能导致GDP增加的人为灾害相关的交易等。
又如，即使一些可以算作财富的产品，也能够具有交换价格，可以纳入GDP统计，却由于存在不能被交易活动纳入的负面的外部效应，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与社会分配失衡等，或者存在不能被交易活动纳入的正面的外部效应，如生产率提高的外溢效应等，可能使GDP对社会财富有不可忽视的扭曲，或者实质性夸大、或者实质性缩小实际的社会财富状况。
因此，对GDP的追求，可能导致有益的社会财富生产活动受到抑制，不利的社会活动反而得到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