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嵩阳书院名师讲学考论
2022-04-21 20:54阅读：
北宋嵩阳书院名师讲学考论
北宋时期嵩阳书院坐落于河南府西京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城北太室山下，因位于嵩山之阳，故名。史载：“嵩阳书院在太室之麓，据登封县城五里，即五代所称太乙书院也，历金、元，迄明，置废不一。”[1]卷一七也就是说，嵩阳书院在五代时被称为太乙书院，现存史料对此时期的太乙书院及其讲学情况未有记载，因此无从考证其在建立之初的发展状况。伴随五代时期的战乱纷争，太乙书院逐渐荒废。入宋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嵩阳书院得以长足发展。
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盛郎西对宋代主要书院发展概况以及宋代书院整体讲学特点作了介绍，但对宋代书院讲学方法、特点多以南宋书院为例，较少涉及北宋嵩阳书院具体讲学状况[2]。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涌现出一批以古代书院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在谈及宋代书院时，大多是对嵩阳书院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如章柳泉著《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3]，张正藩著《中国书院制度考略》[4]，刘卫东、高尚刚著《河南书院教育史》[5]，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6]等。此外，宫嵩涛的《嵩山书院》是第一部以嵩阳书院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不同历史阶段嵩阳书院的发展状况、名师讲学内容及优秀学生代表等，是全面了解嵩阳书院发展状况的重要成果[7]。但该书内容仅限于对嵩阳书院讲学活动的陈述罗列，并未深入分析北宋时期名师讲学的具体成效及学术影响。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北宋嵩阳书院名师讲学的具体情况，来探讨名师讲学对书院教育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书院培养出优秀学生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现实状况以及北宋书院讲学制度与北宋政治发展的交互影响等。
一、北宋嵩阳书院名师考
《嵩阳书院志·沿革》载：“有宋之世，大儒辈出，名山胜水，结庐聚徒，以相讲学。嵩阳接近伊洛，最为盛焉。”[8]卷一宋代嵩阳书院名儒汇聚，人才辈出，“四方达人高士自远而至，学者苟有向往之心”[8]卷二。最早开始在嵩阳书院聚徒讲学的是后唐清泰年间的进士庞式[9]卷一一，当时嵩阳书院前身为嵩阳观。至赵宋王朝建立后，嵩阳书院因神宗熙宁年间，程颢、程颐兄弟在此传道授业、教化一方而声名大起。此后，司马光、邵雍、张载、李唐、杨璞等众多知名学者均在此传播学术，百家争鸣。这些学者在嵩阳书院追寻学术真谛，并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毫无保留地传授于求学之人。
北宋神宗熙宁变法之际，嵩阳书院涌现出一批声名显赫的学者。这些学者在政治立场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朝廷中受到变法派的排挤，仕途失意，于是他们试图寻求闲暇场所，希冀隐于山林，逃避世俗，专心学术。而嵩阳书院就成为这些政治失意者的最佳场所，他们多在此追求精神至上的“为己之学”，史载：
（程）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10]卷四二七程颢一生仕途短暂，虽历数官，但因议新法不合而被贬谪，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隐逸山林，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从教长达三十余年。神宗熙宁中，程颢的父亲程珦“厌于职事，丐就闲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岁满再任，遂请致仕”[11]卷八。程颢、程颐兄弟便随父亲来到崇福宫，嵩阳书院因与崇福宫比邻，二程便时常来到嵩阳书院读书讲学。
哲宗嗣位，宰相司马光、吕公著、西京留守韩绛上其行义于朝，曰：“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以宣德郎、祕书省校书郎召。赴阙既对，除崇政殿说书。……差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崇宁初，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屏居伊阙山数年，卒年七十五。学者尊之称为‘伊川先生’，其门人游酢、谢良佐、吕大临、杨时皆著名于世。”[12]下卷一二。哲宗朝，程颐曾任嵩山崇福宫管勾一职，期间致力于嵩阳书院的兴学活动。当时程颢已经过世，程颐便扛起在嵩阳书院传道授业的重任，培养出众多知名弟子。
司马光，字君实，夏县人。以父荫入官。……英宗朝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朝加资政殿学士，退居洛阳，凡十五年。[13]卷五。
司马光是嵩阳书院众多名师中官职较高的一位。神宗熙宁年间，新法在全国推行，司马光坚决反对实施新法，因此被贬至洛阳，四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在这期间，司马光潜心编修《资治通鉴》，在任满归朝之际，他上书朝廷乞求续任，神宗元丰三年（1080）三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奏：‘再任已满，已经两任，难更除授，止乞专修《资治通鉴》，诏特许再任”[14]卷三三。至元丰五年（1082）九月，司马光再任崇福宫提举的任期将至，西京留守文彦博上书言：“提举崇福宫司马光昨以编修《资治通鉴》，非积岁月未可成书，累乞闲官以便修述，今再任将满，欲乞更许再任，庶不妨编修”，其延期任职的请求再次得到朝廷批准，“仍诏光再任满三十个月”[14]卷三二九。司马光在嵩山任职期间，或应邀在嵩阳书院讲学，或安心在崇福宫著书。在他著书期间，因工作量大，他还向朝廷上书请求让其子司马康来到崇福宫，助其检阅文字，并得到朝廷批准[14]卷二九三。司马光著书讲学于嵩阳书院，对嵩阳书院的学术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载）嘉祐初，见二程于京师，共语道学。……公去朝，筑室南山下，敝衣蔬食，专精治学，以知人而不知天，为贤人而不为圣人，自秦汉以降学者之大弊也，故其学尊礼贵德安命乐天，时以为难，公持论不变也。[15]外集卷四。
张载作为北宋著名教育家，“设教关中”[16]卷八，讲学经验丰富，学术研究丰硕，“张子明于关中，……关中皆尊其学”[17]卷六。“博学厚重，循谨好礼，弟子数百人”[10]卷四二七。“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18]卷二八。他在理学问题上经常和二程进行辩论探讨，“程颢、程颐、张载诸贤既讲明于伊洛之间”[17]卷四。因同治学于道，他们之间往来密切频繁，除了在洛阳及嵩阳书院聚徒讲学外，他们还会通过书信往来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探求真理[19]卷一一。
（邵）雍尝适吴、楚，过秦、鲁，客梁、晋，而归徙居于洛，士人道洛者，必过其庐，与人言必依于孝悌忠信，乐道人之善不及其恶。……熙宁初，以为颍州团练推官，与常秩同召，而雍卒不起，居洛三十年而卒，年六十七，赠著作郎谥曰：“康节”，有书十二巻。[20]卷五八。
学者邵雍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在洛阳三十年以学问著称，嵩阳书院作为四大书院之一，声名显赫，而当时嵩阳书院距离洛阳也仅百里，像邵雍这样的经学大师必会受邀在此传道授业。《宋史·胡安国传》载：“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10]卷四三五据前文知，二程及张载均在嵩阳书院讲学传道，那么同样以“道学德行”而闻名的邵雍必会义不容辞地来到嵩阳书院，和学者们坐而论道。
反变法派官员吕公著也曾在嵩阳书院讲学。神宗熙宁五年（1072）八月己卯，“翰林侍读学士、判太常寺吕公著提举崇福宫，从所请也。上始欲令公著归朝，公著以病辞。王安石因言‘公著既诬韩琦欲举晋阳之甲，乃自讳匿云未尝言。’其意恐公著复用，故力排之”[14]卷二三七。吕公著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在朝廷被其排斥，故请任崇福宫。神宗熙宁十年（1077）二月癸巳，“翰林侍读学士兼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吕公著知河阳。公著再任崇福，及是，乃起为州”[14]卷二八。可知，吕公著在熙宁年间长期提举崇福宫，以远离朝廷纷争，专注于在嵩阳书院读书讲学。
除了在宋神宗熙宁变法期间，因反对变法而被贬至嵩山地区的官员会到嵩阳书院读书讲学外，还有一些官员则是希望远离朝政纷争，主动上书请求谋得嵩山地区某一闲职，从而寄情山水，专心于读书治学。
韩维在宋神宗期间被任命为西京嵩山崇福宫提举，至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韩维再次以“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改汝州，继除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12]下卷一七。担任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韩维必不会错过来嵩阳书院和学者交流及讲学的机会。吕诲，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一位敢言直谏的官员。神宗朝时，因不满朝政，“乃罢中丞，出知邓州，献可虽在外，朝廷有大得失犹言之不置，会有疾，奏乞闲官归乡里，朝旨未许，乃乞致仕，诏提举西京崇福宫，到官又乞致仕，许之。以熙宁四年五月丙午终于家，年五十有八”[12]中卷二四。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曾布被任命为“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任便居住”[12]下卷二。至大观元年（1107）六月乙卯，曾布卒于此任。
以上来嵩阳书院讲学者，他们多在政治上与当政者政见不合，或受排挤被贬，或自身主动退出政治纷争，他们来到距离嵩阳书院一步之遥的嵩山崇福宫担任宫观闲职，嵩阳书院古朴典雅，藏书万卷，是他们排遣愤懑、著书立说的世外桃源。他们在此饱读经史，谈经论道，针砭时弊，从而逃避现实纷扰。除了上述文人士大夫前来寻求慰藉外，一些文人墨客、文化名流也到此讲学，宋太宗时期，陈州隐士万适、历城田诰以及新郑杨璞均曾游历于嵩阳地区，遗逸山林，专心学术，聚徒讲学：
（万适）六七岁即为诗。及长，喜学问，精于《道德经》，与高锡族子冕及韩伾交游，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进，专以著述为务。……（太宗）淳化中，伾任翰林学士，因召对，上问曰：“卿早在嵩阳，当时辈流颇有遗逸否？”伾以适及杨璞、田诰为对，上悉令召至阙下。……田诰者，历城人。好著述，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以故闻名于朝，宋惟翰、许衮皆其弟子也。诰著作百余篇传于世。……杨璞，字契玄，郑州新郑人，善歌诗，士大夫多传诵，与毕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璞既被召还，作《归耕赋》以见志。[10]卷四五七。由上可知，万适、韩伾、杨璞、田诰等人曾同时在嵩阳书院切磋问学，名闻于时。
北宋时期，在嵩阳书院的文人士大夫多是进士出身，饱读经史，或仕宦一生，或归隐山林。不难发现，他们在嵩阳书院讲学时期正处于人生低谷阶段，政治失意。而嵩阳书院为这些讲学者提供修身养性之地，使他们身心愉悦。他们倾心于学术，希望隐匿政治情怀。在嵩阳书院讲学时，这些学者在政治立场上依旧是反变法派，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嵩阳书院退隐休闲，一是由于嵩阳书院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自然风光优美；二是由于嵩阳书院位于国家统治中心区域的西京洛阳，这些看似闲庭信步、著述讲学的官僚士大夫，却时刻洞察京师开封的朝局变动，尽管他们在嵩阳书院讲学治道，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依旧渴望能够得到朝廷重用，重返朝政舞台，施展政治抱负。他们一方面在嵩阳书院修身养性、研读儒学，另一方面关心时政、针砭时弊，可谓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1]卷一的宋朝士大夫群体形象的典型诠释。
二、嵩阳书院名师讲学理念与内容
乾隆时期《登封县志》载：“两程夫子应期而出，先后提点嵩山崇福宫，昌明正学，于是濂关洛闽递接薪传，俾尼山之渺旨微言，昭昭若揭日月，则诸儒之功诚不容泯灭也。”[1]卷一七嵩阳书院的名师在此著书立说，讲学授徒，谈经论道，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正是这些学者的诲人不倦，为北宋社会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推动学术发展，并使得在宋代以后诸多学者的认知中，北宋嵩阳书院成为“明教化，敦礼风俗”[8]第四册的理想圣地。
（一）嵩阳书院名师讲学的教育理念
北宋时期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名师，大多继承儒家孔孟学统，在讲学过程中，学者始终坚持以追求孔孟圣学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不同学者在具体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对于到底应如何坚持孔孟之道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程颢、程颐认为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学至圣人”，二人着重强调培养个人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觉，并欣赏“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21]卷一五的教学理念，认为“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11]卷九。二程希望把每一位学者都培养成孔、孟一样的贤人至圣，倡导“为己之学”。二程通过观察现世之学，认为“今之学者有三弊：溺于文章，牵于训诂，惑于异端。苟无是三者，则将安归？必趋于圣人之道矣”[22]卷上。二程的这些教育理念在当时备受洛阳地区生徒推崇，并成为“洛学”的核心观点。
继二程之后，教育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1]卷一八的高远教育志向，也得到儒生的肯定和追捧。他教导学生“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10]卷四二七。他对求学士人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由贤人升华到圣人，鼓励学子们追求完美至善的学问。书院的另外一位名师邵雍提出以“正人伦”为核心的伦理纲常，是书院主要的教育理念。他崇尚通过个人修养达到以“天理”与“心理”合一，即学者通过求索天理达到“正人伦”的教育目的。他说：“得天理者不独润身，亦能润心，不独润心，至于性命亦润。”[23]卷八而韩维在教学理念上则比较推崇儒家的“中庸”思想，他在和司马光的书信往来中提出“中者，天下之大本”[11]卷一的观点。
尽管嵩阳书院名师们在教育观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身体力行授业理念，他们希望通过自身讲学讲明义理，传承孔孟之道，重新振兴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官方正统地位。这些讲学理念也是构成二程“洛学”、张载“关学”等各自学派思想的牢固根基。嵩阳书院的学者在实践过程中将他们的育人理念融入到整个国家文治政策之中，深刻影响着北宋书院文化乃至儒家正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二）嵩阳书院名师讲学的主要内容
嵩阳书院名师在儒家“至圣”教育观的指导下，选取适合的教学内容讲学授业。和北宋官学一样，传统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是嵩阳书院教学的必备内容。在《宋史·程颐传》中记载“（程）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10]卷四二七。此外，朝廷多次对嵩阳书院捐献书籍，对嵩阳书院发展状况十分重视，所以官方指定的“九经”也是书院讲学的主要内容。除了官方认定的讲学内容，嵩阳书院作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宣讲理学也是书院学者讲习的重要内容。二程是继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之后的重要开拓者，因此，在书院讲学过程中，以二程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在书院不遗余力地讲明义理，构建理学体系。程颢的《明道学案语录》，程颐的《伊川语录》《易传》等著作均是二程之后书院讲学的主要参考书籍。
在学者讲学过程中，因为术业专攻各不相同，在讲学内容上也会各有侧重。在学生如何达到“至圣”这一问题上，二程提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21]卷一三，认为只有通过内在的深刻反省才能求道，连程颢自己都肯定“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5]外集卷二的；二程还经常鼓励学生学习时要勤于思考，“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24]卷二五。关于如何探究学问这一问题，二程认为学者要穷其根源，“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于仲尼，得他言语，便终身守之，然未必知道这个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于人者也。学者须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夺亦不得”[21]卷一五；在学生追求“至圣”的求道过程中，二程坚决反对其为科举而学习，“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11]卷九。二程认为科举考试不能选拔出至善贤才，反而是这些功名利禄会束缚学子们发展，使得学子们不能追求真正的修身养性、求学问道。二程认为：
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禄可趋，则所至可知趋善，便自此成徳。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只营衣食却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21]卷一五。程颐的一名学生谢显道一心想要参加科举考试，程颐劝其言：
汝之是心，已不可入于尧舜之道矣。夫子贡之高识，曷尝规规于货利哉，特于丰约之间，不能无留情耳；且贫富有命，彼乃留情于其间，多见其不信道也。故圣人谓之不受命，有志于道者，要当去此心而后可语也。[25]卷三。
在程师的劝导下，谢显道最终并未参加科举，并且刻苦钻研，学有所成，创立上蔡学派，成为心学奠基人。
除了二程将理学内容应用于嵩阳书院教学实践之外，张载在教学过程中也推崇孔孟教育。“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10]卷四二七。理学大师邵雍在嵩阳书院讲学，在讲授儒家经典的同时，还侧重教授学生理学中较为深奥难懂的先天象数学。邵雍以象数为工具言“理”，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追求内圣外王之道，致力于实现人伦探究。
深奥的理学思想在嵩阳书院学者们努力讲学的实践中传播开来，嵩阳书院也成为北宋时期理学研究重镇，不同学者根据自身术业专攻情况对理学深刻内涵加以阐述，这促进了理学的完善发展。在向学生传授新学问的同时，嵩阳书院学者也没有忽视对儒家传统文化中道德教育的宣扬。
在德育观上，二程强调培养学生的道德自觉，认为“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初。……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21]卷一三。“学者有所得，不必在读经论道间，当于行事动容周旋中礼得之”[26]卷二。除了教育学生，二程自身也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程颢主张“以诚敬存之”，在教学过程中为人和善，不拘小节，以德化人。而司马光则主张勤俭节约，他在《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侈多则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27]卷六九。司马光在洛阳居住期间也是以勤俭闻名，“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26]卷八。此外，司马光还提出“才德论”观点，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28]卷一。这些都对书院德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张载在培养学生时，同样劝勉学生“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29]，说明先天聪颖与后天努力的关系，强调勤奋的重要作用。
学者对于道德教育的重视，理学家邵雍更是言简意赅地指出“人贵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无”[23]卷九。邵雍还教育学生待人接物要内心真诚，“言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逸，人久而信之。作伪任数，一时或可以欺人，持久必败”[23]卷九。他还认为人无贵贱高低，作为君子要学会以德服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10]卷四二七。“修德积善，君子常分，安有余事于其间哉！”[21]卷九邵雍还以言行不同来区分君子小人，他认为“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众”[21]卷九。书院为了时刻提醒学生要谨记君子之德，在书院的对联、匾额、碑刻等建筑上镌刻体现儒家传统美德的名篇佳句，对学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感化作用。嵩阳书院学者们的德育教化让学生在学习经典的同时自身综合素质也得到全面发展，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德才兼备之才。
三、嵩阳书院名师讲学方法与效果
至圣的教育理念、广博的教育内容使得北宋时期嵩阳书院教学过程不断完善，随着教育实践的日渐成熟，学者们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形成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北宋嵩阳书院发展鼎盛时期，书院学生多至数百人，这些学生学业有成以后，或科举做官，或隐逸传道，通过自身实践为北宋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一）名师讲学方法
嵩阳书院授业之师根据学生学习特点，总结出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讲学方法。张载曾感叹道：“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谬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人之才足以有为，但以其不由于诚，则不尽其才。”[30]卷之五在教学时，老师会根据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大小传授学问，“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将后倦此。若洒扫应对，乃幼而孙弟之事，长后教之，人必倦弊。……今始学之人，未必能继，妄以大道教之，是诬也”[21]卷一七。老师还会遵循学生不同阶段对知识的接受能力而依次进行传授，“教之而不受，则虽强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不纳也”[29]。“教人当以次，守得定，不妄施”[31]卷四。“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29]。即在讲学过程中要让学子们不断积累知识，逐渐领悟事理，不主张学子们过度辛劳地苦读。
此外，嵩阳书院名师采用开门讲学、教学相长的方式传承学问。前文已提及，嵩阳书院名师众多，但这些学者多是流动式讲学，他们不仅在嵩阳书院读书治学，还会和洛阳周边其他知名学者谈经论史，探讨学术真谛。有学者通过考察分析韩维、司马光、程颢等大家之间的书信往来，从中窥探不同学者的学术思想状况[32]。嵩阳书院名师还会定期外出传道讲学，程颢、程颐在洛阳地区创建明道书院、鸣皋书院，聚徒讲学，传播学术思想。张载就是在洛阳龙门书院讲学时提出了“为万世继绝学”的治学理念。在这种开门讲学的理念引领下，嵩阳书院聘请了众多中州名儒前来访学，师生之间互相辩论，使得嵩阳书院群英荟萃。书院学子还可根据自身喜好，拜访名师，传承学问。学子们在学习名师学问的同时，不拘泥于现状，而是进一步研究创新，使学术成果更加多样，学术派别更加纷呈。南宋后期学者真德秀详细记载了二程学术的传承脉络，“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桐），李氏传之朱氏（朱熹），此其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栻），此又一派也”[33]卷三一。师生教学相长，互相砥砺，共同传承，促进学术发展。
嵩阳书院名师讲学时也非常注重引导学生笃行结合，勤于思考，寓教于乐。程颐认为“学不博者不能守约，志不笃者不能力行”，“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而行之”[22]卷上，“穷经，将以致用也”[25]卷三，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服务实践。张载也告诫学生，学习时要勤于思考，多生疑问，“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须有疑”[21]卷一八。二程认为，学子们学习过程不应该是枯燥无味、令人生厌的，反而应该是充满乐趣、引人入胜的过程。“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24]卷二。
除此之外，嵩阳书院师生在讲学过程中互动频繁，师生关系和谐融洽，亦师亦友。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态度谦和，风度翩翩，深受学生欢迎。“（程颐）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11]卷一二。程颢在讲学时性情敦厚，温文尔雅，作为学生有“如坐春风”之感，“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24]附录。
北宋嵩阳书院正是因为汇聚众多鸿儒贤才而扬名天下，名师倾心传教，学子们认真学习，他们在嵩阳书院提供的广阔平台上尽情施展学术才华，薪火相传，在北宋学术领域逐渐显露头角，并成为北宋书院学术发展的领军人物。
（二）名师讲学的效果
据河南嵩县程村二程祠中《二程门人名单碑》记载，仅程颢、程颐两人讲学期间培养的著名学子就有88人之多，并且来自全国不同地区[34]。《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载：“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祕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时）、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21]卷二五“自熙、丰间，程颢、程颐以道学为天下倡，其高第门人有故监察御史建阳游酢，监西京竹木务上蔡谢良佐，今徽猷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将乐杨时。其后党祸作，颐屏居伊阙山，学者往从之，而（谯）定与尹焞为首。至大观以后，（杨）时名望益重，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而胡安国诸人实传其学”[35]卷八。可以说这里是深院聚鸿儒，桃李满天下。太宗时期，隐者种放就开始在嵩山地区学习道义，史载：
（种放）少时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之志，隐居终南豹林谷，自号云溪醉叟，又号退士，闻陈抟之风，往见之，放作樵夫拜庭下，抟挽之而上曰：“君岂樵者耶！二十年当为显官名闻天下”，放曰：“放为道义，官禄非所愿也。”笑曰：“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亦犹贱者之不可为贵也。”[36]卷五下。
在学习道义的同时，种放开始在终南山地区聚徒讲学，将自己的学问传及他人。太宗淳化三年（992）八月，“（上）召隐士种放，不至，放居终南山，以讲习为业，及诏至，其母曰：‘常劝汝勿聚徒，果为人所知’，遂称疾不至，上亦不夺其节”[37]卷第四。种放一生淡泊名利，不羡功名，高风素节，宋真宗继位后召种放入京，欲授其官，但均被种放拒绝。景德二年（1005）五月二十日，真宗“饯右谏议大夫种放赐告游嵩山。帝作七言诗赐放，令属和，命从臣皆赋”[38]礼四五之四。种放在学业有成以后，将自己的道术传及他人，前来跟随他学习的学子众多，曾在真宗朝担任过宰相的陈尧佐即是他的高足，“尧佐少好学，父授诸子经，其兄未卒业，尧佐窃听已成诵。初肄业锦屏山，后从种放于终南山，及贵，读书不辍”[10]卷二八四。
上蔡祠堂记云：“谢良佐，字显道，受业二程，与游酢、定夫、杨时、中立皆为高弟，号上蔡先生，学者宗其传谓颜冉复见也，不幸遭党人禁锢，未解而卒。”[39]卷八谢良佐是二程的四大门人之一，常年跟随二程讲学于嵩阳书院，“伊川尝称其有王佐之才，以释褐登第，宋建中靖国初，召对除书局官”[40]卷一八一四。谢良佐在学业有成以后，登进士第，步入仕途。
游酢，“建州建阳人，初与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时，所交皆天下豪英，公虽少，而一时老师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师，一见谓其资可与适道，是时明道先生知扶沟县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学为已任，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来职学事，公欣然往从之”[25]卷四。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至元丰四年（1081），游酢跟随程颢在洛阳地区的书院读史论道，元丰五年（1082），30岁的游酢登进士，开启仕宦生涯。但其毕生不忘钻研学术，研究理学，著有《中庸义》《易说》《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数卷[25]卷四。
还有就是杨时，“熙宁九年进士，游二程之门，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召为祕书郎，钦宗朝，兼国子祭酒，高宗朝除工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洞霄宫，卒谥文靖，学者称龟山先生，有集”[20]卷九七。杨时是二程培养出来的优秀门生，《宋史·杨时传》中记载：“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10]卷四二八。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程门立雪”的故事，可见杨时能够深得二程器重，必因他谦卑有礼，尊师重道。
吕大临也是二程讲学时的得意门生，他以门荫入仕，“初学于横渠之门，横渠卒，乃求见二先生而卒业焉。伊川称其六月中来缑氏，常窥之，必见其俨然危坐，可谓敦笃矣”[33]卷三一。范祖禹看他“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可为讲官，未及用而终”[15]外集卷六。尹焞也是其中之一。“（程颐）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而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焞、杨时成德尤著”[41]卷二二。钦宗靖康元年（1126）二月，钦宗“召河南处士尹焞至京师，赐号‘和靖处士’，遣还，洛人尹焞师事程颐，绍圣初，尝应举”[42]卷一三。
理学大家邵雍之子邵伯温也和嵩阳书院各名师密切往来，“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皆交其门。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故所闻日博，而尤熟当世之务”[10]卷四三三。
罗从彦，“从龟山（杨时）游，以累举恩，授惠州博罗县主簿，绍兴初卒，学者称豫章先生，淳祐间谥文质，有集”[20]卷二一二。罗从彦是二程理学得以传承发扬的重要人物，元人陈栎《历代通略》中记载了二程理学传播轨迹，“自程颢、颐受学周敦颐，上接孔孟不传之学，二程没，其门人杨时传罗从彦，从彦传李侗，侗传新安朱熹，胡安国得颐春秋之学，安国传其子宏，宏传广汉张栻，乾淳间，熹、栻以正学为己任，东莱吕祖谦其同志也，张、吕没而熹独存”[43]卷四。罗从彦师从杨时，专攻学术，杨时曾欣喜地感叹道：“惟从彦可与言道。”[10]卷四二八张九成同罗从彦一样，也是杨时的门生，他“徙居钱塘。游京师，从杨时学。……九成研思经学，多有训解”[10]卷三七四。
嵩阳书院名师培养出来的众多知名学者，他们在学有所成后，多通过科举入仕，跻身于国家政治舞台，将他们的治学道义融入到为官理念当中，造福一方。这些在书院学习过的贤才多饱读经史，思想自由活跃，他们是构成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在为官之后，他们谨遵书院名师教诲，将“至圣至德”的理念作为自身为官的准则，在仕宦生涯中，他们多关心时政，针砭时弊，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洁身自好，竭力为国家出谋划策，这些优秀品德的形成与书院名师教学息息相关。
四、余论
嵩阳书院自然风光优美，地理位置优越，在北宋时期，其发展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宋初，中书舍人崔敦上疏言：“臣窃惟国朝偃武崇文，首善太学，其后天下州郡始相继有，请建书院以养士。”[44]卷一一五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朝廷批准。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守臣周述言，（书院）学徒数百人，望赐九经使之习。缘其学徒繁盛，于是有旨从之”[44]卷一一五。太宗“至道二年（996），赐西京嵩阳书院额”[44]卷一一五。至道三年（997），嵩阳书院又被“赐名太室书院，藏九经其中”[1]卷一七。太宗对嵩阳书院赐额赠书，“至道中赐九经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数百人，称最盛”[8]第四册。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九月，西京留守奏请：“重修大室嵩阳书院，乞降敕额。朝廷敕以‘嵩阳书院’为额。”[38]崇儒二之四一仁宗宝元元年（1038）四月，朝廷又“赐河南府嵩阳书院田十顷”[14]卷一二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嵩阳书院获得了巨大发展。
北宋不同名师讲学于嵩阳书院，他们在此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自成学派，辨明学术，促进北宋学术欣欣向荣。至宋神宗时期洛学开创者程颢、程颐在书院聚徒讲学十余年，“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45]卷六。程颢亲自倡议嵩阳书院制定条规，促进书院制度的完善发展。一批批名师不断来到嵩阳书院传道授业，他们完善讲学理念，丰富讲学内容，总结讲学方法。在学术上，他们着重强调培养个人心性修养，以“道学”促“政术”，在思想上碰撞融合，使得北宋书院学术创新水平达到新高度。嵩阳书院的名师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们一生仕宦沉浮，来到嵩阳书院读书讲学多是由于仕途受阻，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从而选择隐逸山林，力求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是，作为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始终坚持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不忘关心国家现实政局。在讲学之际，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将自身政治理想寄托于学生身上，这些学生在跟随老师学习后，大都吸收恩师的政治观点，从嵩阳书院走出的一批批学子，他们多数都能不忘老师谆谆教诲，性格刚直，品行端正，恪守职责，成为北宋新时期的优秀之才。有学者指出：宋代书院讲学培养出的贤才名仕是皇权所依赖的政治伙伴，以书院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与赵宋皇朝“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46]。笔者也赞同该观点。书院名师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就着重强调经世致用的理念，培养学子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士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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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项目“宋代嵩阳书院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志光（1981-），男，河北沧州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