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是怎么演变成施害者的？

2026-01-07 09:2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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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是怎么演变成施害者的？
杨靖渊、雷雳

在关于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的研究中，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是：大多数施害者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他们在心理上并无病态或人格障碍，很多人原本与“普通人”相差无几。
有研究指出，暴力的爆发往往源于艰难的社会环境，人们在困顿中寻找替罪羊，通过构建“敌人”来解释痛苦与不公，从而为施加暴力找到心理上的合理性。然而，仅靠环境压力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为何会实施极端暴行。早在1974年，一项著名的“服从实验”就表明：个体是否会参与非人道行为，常常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服从权威，这种对上级命令的服从，可能比仇恨或恐惧本身更能驱动暴力的发生。那么，普通人是如何演变成了施害者的呢？研究者Putra等人（2024）通过具体案例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一、案例聚焦：柬埔寨的“零年乌托邦”
1975年至1979年间，柬埔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种族灭绝事件。暴行发生在红色高棉建立的

“民主柬埔寨”政权统治下，领导人波尔布特试图将国家改造成一个“没有阶级”的农民乌托邦。上台后，红色高棉迅速废除货币、关闭学校、驱逐城市居民，试图从“零年”重新塑造国家。在短短几个月内，城市人口被强制迁往农村，参与集体农业劳动，原有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被全面摧毁。
在这一过程中，性别压迫与性暴力随处可见。家庭被拆散、个人被重新编入农业公社，甚至实行了强制婚配制度。政权还通过极端手段“净化”社会，将非“纯正”群体视为敌人。这些所谓“敌人”包括知识分子、原城市居民、佛教僧侣、少数民族等，他们被送往各地的监狱和审讯中心，遭受酷刑乃至屠杀。据估计，约有170万人死于屠杀、劳役与饥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施害者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与许多类似的大规模暴行一样，柬埔寨的施害者多为体制内部成员和青年组织成员。在波尔布特的极权体制下，任何质疑政权理想的人都会被视为“敌人”，甚至连沉默也可能被解释为叛逆。国家通过持续的宣传灌输，将“纯净社会”的愿景与对“内部敌人”的清除挂钩，鼓励民众举报甚至出卖亲人和邻居。
因此，暴力的泛化与制度化，与两个重要心理机制密切相关。敌我划分极端化：非“纯高棉农民”的群体几乎都被视为潜在威胁。群体规范紧缩：社会形成一种高度压抑的规范氛围，任何不参与暴力或表现出同情的人，都会被怀疑为“内鬼”，遭到肃清。
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提醒我们，个体是否成为施害者，往往取决于其在群体中的身份与所受的社会规范影响。在这些群体中，权威的命令与群体压力构成了动员暴力的核心机制。人们出于服从、融入、恐惧或信念，逐渐认同甚至参与暴行，从而使原本无法想象的暴力，成为日常的“职责”或“正义”。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人性的警示。当我们试图理解极端行为时，不能只将“恶”简化为个体特质，更要关注群体如何通过规范、语言与结构，把普通人一步步推向不可挽回的深渊。

资料来源：
Putra, I. E., Rufaedah, A., Thontowi, H. B., Pohlman, A., & Louis, W. (2024). A theoretical model of victimization, perpetration, and denial in mass atrocities: case studies from Indonesia, Cambodia, East Timor, and Myanma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8(4), 398-426.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24123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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