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一首悼诗：萧红与戴望舒的交谊……北塔（转帖）
2012-10-02 13:07阅读：
一
在中国，文学家的纪念馆现在已经超过了150座，这其中却没有戴望舒的，在他长时间住过的几个地方，杭州、上海、香港，甚至连表示纪念的牌子都没有挂，未免是博物馆界的一大遗憾。而萧红的故居在她老家黑龙江呼兰县却很早就开张了，数年前，我去哈尔滨，特地去参观了一番。由于研究戴望舒，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在萧红生平展览里，没有提到戴望舒。
这实际上反映了萧红研究的现状，在现有的学术成果里，戴望舒似乎是萧红生涯中可有可无的人物。
如葛浩文的《萧红传》。英文原稿是葛的博士论文，1974年就完成了，1976年出版；时隔10年之后，此书在香港出新版，即所谓的《萧红新传》，葛在“香港再版序”中说：“那是‘最后’的增订版。”①他在“英文原版序”中自承：“在记述萧红生平时，难免会有或大或小的几段空白。”那么，萧红与戴望舒的交往可以说是其中的一段空白。在新传的封底，出版方写了两段广告，说“这本评传，建立在详尽占有资料和精细艺术分析的基础上”。还说“新传”“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资料”。可惜关于戴望舒的仍没有补充进去。葛确实详尽占有资料了，那么关于戴的资料看来是故意舍弃了。其原因是“有关萧红的资料有的是无法求证，有的互相矛盾，不足采信”。关于戴的资料也属于“不足采信”之列吗?其实后来学者们发现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去求证，去解决矛盾。至少关于戴的那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求证和解决的。
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被认为是比较权威的本子，其中只有两次提到戴。1．第363页：“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星座》，给萧红和端木来信约稿。他希望是长篇，以便连载。端木本来有长篇的计划，也为解决生活问题，就一口答应下来，准备写一篇民族抗战的小说《大江》。戴望舒为了使版面活跃，又来信要端木亲笔题写篇名。萧红看了信，顺手在桌子上提起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大江”两个字。”2．第366页：“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飞往香港。”“他们刚安顿下来，戴望舒就来了，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戴望舒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他们一见如故，一起出去吃了饭。第二天一早，戴望舒又来接萧红和端木，到
他位于薄扶道香港大学网球场对面山坡的家‘林泉居’。……戴望舒的夫人穆丽娟、女儿朵朵，对他们都很热情，欢迎他们搬来一起住。他们很喜欢这个地方，觉得适宜写作。但是端木的腿又犯了风湿病，上来要爬很长的一段山路，不方便，他们就推辞了。”从此之后，戴的名字就再没有
出现，仿佛戴从此时萧红很广的交游中②消失了。
一般人说起萧与戴的交谊，都会或者只会提到戴的那首伟大的短诗：《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诗表面上语言非常平实，但内涵极其丰富；而关于其内涵包括“本事”，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此，笔者有意补充一些萧、戴交往的形迹；另外，对围绕《萧红墓畔口占》的歧见也想作一番辨析。
二、
还在重庆时，萧红就曾把小说《旷野的呼喊》交给戴望舒，从1939年4月17日起到5月17日止，整整一个月在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从1939年到1941年，萧红在“星座”上还发表别的作品。1939年8月15日，发表《放火者》和《花狗》，同年10月2日，发表《长安寺》和《茶食店》。1940年1月底，《民族魂》(为纪念鲁迅六十岁诞辰而作)。1941年4月13_29日，连载《北中国》。③
据季红真《萧红传》：萧红之所以下定决心由重庆去香港，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和端木都有些文章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生活不会成问题”(第364_365页)。而所谓香港报刊主要指的就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
到香港之后，萧红将她一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也交给戴望舒在“星座”上连载(从1940年9月1日到12月7日)。
萧红还曾参加一些戴望舒所主持的很有意义的活动。
1938年底，楼适夷南下到香港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总会从当时的总部所在地重庆致函望舒，邀请他参加筹备工作。
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时，协会名称不得不改为留港会员通讯处。戴望舒与马耳(叶君健)担任研究部西洋文学组负责人。协会名义上由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当家，实际上的领导工作“差不多落到了戴望舒肩头”。④自从文协成立，望舒一直是实际上的主其事者，直到香港沦陷这个组织被迫解散为止。
戴望舒除了个人主动第一时间去看望刚刚到港的萧红和端木外，1940年2月5日，还以香港文协的组织名义，在大东酒家举行了一场正式的欢迎会。萧红在会上作了报告，题目是“重庆文化粮食恐慌情况，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
1940年，在鲁迅诞辰60周年和逝世4周年之际，香港文协、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举行聚会，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如8月3日，举行了纪念晚会。9月25日，这几个团体举行纪念鲁迅诞辰60周年的活动。10月19日，举行了鲁迅逝世4周年纪念会。萧红都积极参加，在第一次会上，她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她编写的《民族魂鲁迅》还以哑剧的形式上演。这些活动都是借纪念为名，实际上安排的节目大多都以宣传抗日为目的。由于文协一无钱，二无地，而且还要受到港英政府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举行抗日活动是非常艰难、繁重的事。在筹备期间，戴望舒一直尽心尽力，亲自办理登记、接洽会场、与当局打交道等，真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三
1945年9月，杜宣受组织委派，前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杜宣非常崇敬萧红，所以一到香港，他就急于要去凭吊萧红。戴望舒爽快地答应杜宣陪同前往。
据杜宣说，一路上，戴望舒告诉他：“萧红逝世时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在日军统治下埋葬一个死者也是不容易的。他们是多方设法，托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弄到一张证明，几个朋友，搞到了一辆板车，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⑤从这段文字看，望舒曾经帮助埋葬萧红的遗体。但对这一点，王文彬最近提出了质疑。他反驳的证据有两条。一是最重要的当事人端木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没有提到望舒，所谈的细节与望舒所说的也相差较大，即到浅水湾不是掩埋遗体，而是安葬骨灰”。⑥端木的原话是这样的：“当时，大地硝烟很浓，我都是步行，爬过山路，加拿大前几天参战的一团人全部战死，仍血腥扑鼻。预
先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捧着骨灰瓶走到浅水湾，用手和石块挖地。”⑦葬的不是遗体，而是骨灰。据骆宾基的说法，那甚至只是衣冠。⑧二是其他当事人即戴望舒和萧红当年在香港的友好没有任何人说过戴望舒参加萧红葬礼的事，杜宣所言是孤证，所以只能存疑。
笔者以为，以戴望舒与萧红、端木的关系而言，他参与料理萧红的后事是可能的。杜宣这段文字中固然有与事实出入的地方，但有些信息和线索还是可以用来还原当时的一些情形。找日本新闻界朋友弄证明云云，可能弄的是火葬的证明；因为找个荒郊野外把骨灰瓶埋掉，恐怕不会为日本统治者所不许，日本人严密控制的应该是火葬这一关。至于用板车拉萧红的遗体，可能是从医院拉到火葬场。一路上所花时间现在固然不可考，但以当时兵荒马乱、危险四伏的恶劣环境来说，走走停停，花费六七个小时还是相当有可能的。
不过，说需要搞到日本人开具的证明才能把萧红的骨灰瓶安放在浅水湾，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根据另一位当事人叶灵凤的回忆，浅水湾那一带曾经一度是禁区，一般中国人是不允许单独到那儿去的，得有日本人的陪同才行。戴望舒陪同杜宣那一次显然不是他第一次前去凭吊萧红。真正的第一次是在1942年11月，他和叶灵凤去的；而当时他们就是在一个日本记者的陪同下，才进入那个禁区的。⑨日本人的陪同这个必要条件有时可能由一张日本占领当局的特许证明所替代。
叶氏的文章发表于50年代，杜宣当时大概是看了的。到了晚年，他记忆有误，但又没努力去查实原文，就把有关事情的几个细节弄混了。如把骨灰瓶记成了遗体，把火葬证明记成了掩埋证明或把日本人的陪同记成了日本人的证明，把戴望舒陪同叶灵凤去凭吊记成望舒帮端木去埋葬萧红遗体。他还可能把戴望舒和他自己花费在寻访萧红墓地前去凭吊的路上的时间记成了戴望舒和端木等人去安葬萧红一路上所花的时间；而且有可能他是从《萧红墓畔口占》推断的。
这里涉及两个时间问题，即写作时间和发表时间。自从1948年戴望舒将它收人他平生最后一部诗集《灾难的岁月》并标注为1944年11月20
日之后，一般读者都倾向于认为是这个日期。但实际上，早在9月10日，戴望舒就在香港《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33期上发表了这首诗的第一稿，当时的题目是《墓边口占》，而内容跟现在通行的版本中所看到的有所不同，如“放”字前面有一“偷”字。据说，在戴望舒自己保存的剪报上注明：“原题为《萧红墓边口占》，萧红二字被检。”可见，1944年时日本占领当局对香港新闻的检查还相当严格，连萧红的名字都不让出现。不过，他们只去掉了明的“反动”内容，却漏了那个暗的，即“偷”字。据王文彬的分析，这个字显示了“凭吊时境遇险恶的氛围”。⑩但不知为何，戴望舒后来把这一暗示着时代氛围和当时心境的蕴涵丰富的关键字眼给删掉了。那还不是在1948年的集子里，而是在更早些时候，即1946年1月22日。在那天的《新华日报》上，为了纪念萧红逝世4周年，戴望舒又重新发表了这首诗，但把标题改为《萧红墓照片题诗录》，并删去了“偷”字。1944年写作并发表这首诗时，他用了“偷”字，是需要相当的胆气的；但1946年1月日本已经投降了差不多有半年，环境已经变得没有危险，他为什么反而要删掉这个危险的字眼呢?同样莫名其妙的是他把写作时间也改了，说是1944年12月20日。莫非他是应编者邀约而答应供稿的，但他又没写新的纪念文章，于是只好拿旧的来应急，可是他又怕别人说他没有新作拿旧作来充数，所以把日期改得离发表时间近一些?或者他怕被
人责骂“一稿两投”?真正原因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如果我们确定这首诗写于1944年9月10日，那么那是戴望舒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呢?换句话说，他是在哪一次凭吊之后写这首诗的呢?叶灵凤说，1942年11月是他跟戴望舒第一次去拜谒萧红墓，可见这首诗不是第一次的观感；当然也不是戴望舒陪同杜宣去的那次。因此，王文彬认为，戴望舒的第一次拜谒是为“后来‘口占’一诗暗结珠胎”。继第一次之后，“又有多次凭吊”。⑾戴望舒大概是在凭吊几次之后写这首诗的，而从《新华日
报》上发表的标题来看，他也有可能是凭吊之后又看凭吊时拍的照片才有感而发的。根据叶灵凤的说法，他们第一次去凭吊就拍下了照片：“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⑿但戴望舒在萧红墓地的留影还不止这两张；根据他后来的妻子杨静的回忆，望舒有一段时间工作不忙，曾与家人朋友一起结伴去浅水湾郊游。“他在萧红墓边的那张照片，便是在浅水湾拍的。”⒀
这首诗尽管只有短短四行，但有人称它为“一首伟大的诗”⒁，王文彬的赞颂则更加具体：“‘口占’一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严肃认真的，长期酝酿，不断修润，精益求精。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透过大风海涛式的隐喻和凝重而流动的音响，写出他的
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诗篇——伟大的诗篇。”⒂
注释：
①葛浩文：《萧红新传》，第9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
②季红真：《萧红传》，第36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③丁言昭：《萧红传》附录二“萧红著作目录”，第30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④徐迟：《江南小镇》，第250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⑤杜宣：《忆望舒》，原载《文学报》1983年8月18日，见《飞絮，浪花，岁月》，第7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⑥王文彬：《本事和隐喻》．《读书)$2003年第2期。
⑦⑩⑾⒀⒂转引自王文彬：《本事和隐喻》。
⑧丁言昭：《萧红传》，第281页。
⑨⑿叶灵凤：《望舒和灾难的岁月》，《文艺世纪)1957年第8期。（12不是这篇文章里的，而是《寂寞滩头十五年》里的。）
⒁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读书)2001年第12期。
转自《上海鲁迅研究 2011 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