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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27 08:35阅读：
如果每个人都能熟悉中国的生态
——专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放
解放日报 彭德倩 2026-02-27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系主任，上海市东方学者、复旦大学仲英青年学者，长期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与城市生态学研究。
新春伊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放正带领团队“双线并行”——
一是给上海城区范围内正处于繁殖期的野生貉佩戴卫星追踪项圈，记录其迁移扩散轨迹；二是推进刺猬、松鼠等野生动物口服疫苗的相关工作，在市民和野生动物之间构筑更可靠的传染病屏障。
第13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前夕，记者采访了王放。深耕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将自然和人连接起来
周末周刊：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保护生物学这个研究方向？
王放：小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坚定地在作文里写道：“我长大后想当生物学家，研究动物的秘密，让它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源于我10岁时读的两本书。一本是珍妮·古道尔的《和黑猩猩在一起》。古道尔博士发现黑猩猩能制作并且使用工具，还拥有情感，这种探索太有吸引力了；另一本是潘文石的《大熊猫的故事》。潘教授研究大熊猫，推动保护区建设，让无数野生动物受益。而且，潘老师是中国人，研究的是中国的山川生态，他就生活在我所在的北京海淀区，这让我感觉这个了不起的工作并非遥不可及。
小学时我就开始在周围“探
险”，中学时骑着破自行车走遍北京周边山水，还连写带画做过自然笔记。而成长中亲身经历的北京城市巨变，让我的目标更清晰。我不仅想像潘文石和古道尔那样探索动物的秘密，更想关注身边的环境变化，用自己的工作连接这些肉眼可见的改变。
周末周刊：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您对保护生物学的认知有哪些变化？
王放：年轻时，我觉得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件“壮烈”的事，像勇敢的斗士对抗破坏环境、伤害野生动物的“黑暗势力”。后来，真正走进野外，让我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记得第一次去湖北神农架野外考察，我看到深山里的人们渴望改变贫穷，希望通过自然资源利用让子女后代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合情合理。后来，我也看到城市居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江河滋养着沿岸的城市百业。我意识到，野生动物的存留并非孤立的一环，而是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我的内心不再是“与世界对抗”的状态，而是明白需要把自然生态保护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环保与每个人相关，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离不开对人类命运的深刻理解和扎实的科研数据。这也让我更深刻感受现代科学中常常提到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等理论，它们的核心是将自然和人连接起来，与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人共生”的思想是相通的。
总的来说，我的认知从“对抗”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只有同时也关注人，让人更幸福，生态才会更可持续，野生动物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和留存。
共生的本质是“双向奔赴”
周末周刊：城市里，野生动物和人类如何共生？是空间的妥协、资源的平衡，还是物种间的再次“进化”？
王放：简单来说，是“双向奔赴”，是动态平衡。生态系统管理的核心之一是寻找平衡，既包括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自然层面的平衡，也包括人和野生动物关系的平衡，以及复杂的食物网络和生态系统功能平衡。
全球已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0年后这一比例将超过60%。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过去二三十年快速推进，我们面对的是从未经历过的超大城市生态系统，几亿人的生活与之息息相关。而这个系统还在快速变化，需要我们探索平衡点，明确各方需求和需付出的努力。
在我看来，这也涉及对城市的重新认识：几乎所有稳定存在的古老城市，都拥有优质的自然资源，都是千万年来野生动物和人类共同选择的栖息地。比如北京有燕山、太行山脉庇护，南京坐落于长江畔且有紫金山，西安有秦岭庇护和关中平原滋养，上海则处于长江入海口，是全球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人类挑选了这些自然资源优厚、兼具生产力和生态安全的区域定居，发展成大城市，而这些土地本就是野生动物喜爱的家园。如今，城市开始生态建设，野生动物也在通过高度的行为可塑性和适应性变化尝试重新适应城市，这就是双向奔赴的过程。
近年来，野生动物进入城市成为普遍趋势：野猪闯入北京、南京、杭州，深圳闹市区出现豹猫，舟山生活着水獭，福州发现了小灵猫，上海的貉已分布在300多个社区和城市绿地。这背后是城市生态修复的成果。
同时，城市居民对自然也有强烈需求，大家闲暇时喜欢去河边、森林、公园休闲。但双向选择中存在诸多冲突，比如传染病风险、经济财产损失、人和野生动物冲突等未知因素，因此需要找到平衡点，探索实现和平共存的技术方法和理论创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完美答案：美国常通过猎杀解决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手段相对直接；欧洲在工业化过程中丧失了大量原生野生动物，部分森林生态系统单一，形成了“空林”，空有树林而缺乏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有巨大的人口和迫切的发展需求，没有太多“作业”可抄，更需要依靠自己不断探索。
上海的貉学会了“狐假虎威”
周末周刊：从生态保护的角度看，上海的自然条件怎么样？
王放：上海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处于长江入海口，生态系统多样，有海洋、河流、滨海滩涂等生态系统，湿地面积辽阔，是上海生态系统的“基因”。但上海没有高山，只有矮矮的佘山，这导致大型地面动物缺乏天然庇护所。历史上，上海平原曾生活着华南虎、麋鹿、獐等多种动物，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很多物种已经消失。比如100年前还能在上海大量见到的獐，如今依靠重引入项目才能在零星区域维持种群。总体来说，上海陆地生态系统缺乏庇护所，韧性很可能相对较弱。
周末周刊：您对城市中的貉研究多年，它们有哪些地方和过去不同？
王放：2019年我刚到复旦工作，第一个月就去上海社区找貉。因为当时零星资料显示，上海有30多个小区存在貉，这在国内很罕见——这种动物体重约4—5公斤，属于中型食肉目动物，很少有城市能让这种体形的野生动物悄悄分布。而貉能在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生存下来，说明它们有独特的适应能力。
见到貉的第一眼，我就有两个强烈的感受：一是“教科书需要改写了”。动物志和教科书里描述的貉胆小、怯懦、谨慎、害羞，是独居的夜行性动物，但上海的貉已经变得和过去的描述不再一致。
当时，在松江的一个小区，我看到一只貉从居民楼一层的通风口探出脑袋，眼睛里满是好奇，不断观察周围环境，分辨电动车刹车声、猫叫狗叫和人的说话声，仿佛在努力学习适应城市。夜幕降临时，它从洞里出来，甚至一度行至我脚边。它能识别我这个人，知道我没有威胁，不仅低头闻我的鞋子，还对我腰上的手电感兴趣。我把手电放在地上后退两步，它竟然叼起手电跑回洞里，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与教科书上描述的截然不同。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我来晚了”。教科书里的貉是几百万年来在荒野丘陵环境中营独居生活的物种，但适应城市的貉在几年内就发生了快速改变。我目睹的貉则搬进了城市平原环境，栖息地从丘陵洞穴变成了小区下水道和沉降缝。要知道，美洲的浣熊在100年前完成城市化，欧洲的狐狸在50年前快速城市化，而上海的貉的城市化是正在发生的“进行时”，这让我们有机会同步追踪、研究它的适应过程。
还有个有趣的例子。为了温和地调控局部泛滥的貉种群，我们从上海动物园获取了虎和狼的粪便、尿液，深夜喷洒涂抹在小区内貉频繁出没的地方，想通过顶级食肉动物的气味威慑让它们搬家。
一开始，一只貉闻到气味后全身僵硬，不到一秒就掉头跑开，我们以为成功了。但不到20分钟，它又带着疑惑和探索欲回来了，虽然仍很紧张，但发觉周围没有虎狼，便慢慢移动、谨慎靠近，40米、30米、20米……最终，它发现气味来源是涂抹了粪便尿液的石头缝和树木。
半小时后，让现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只貉竟然弓起后背，把这些带着强烈虎狼气味的排泄物蹭在自己身上，大摇大摆地在小区里走，其他貉闻到气味就跑，居民们牵着遛的狗也会绕着它走，简直是“狐假虎威”的完美再现。
这让我们赞叹城市野生动物的适应智慧，也意识到它们的快速变化给保护和管理带来了更大挑战。
周末周刊：现在对貉的调控有成效吗？
王放：我们每年都会做貉的普查报告，最近的报告显示，大部分有貉的小区中，貉的数量和居民遇见率都出现了积极的下降，人貉冲突在全市范围内整体减少。毕竟，野外貉的密度本就很低，城市貉在进入初期密度也不高，局部种群爆发几乎都与人类投喂直接相关。如果小区管好猫粮投喂，做好垃圾清运，避免生活垃圾尤其是湿垃圾外溢，貉的密度往往能维持在较低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有貉小区的貉平均密度是0.41只/公顷，平均遇见率是1.02只/公里样线——也就是说，在小区里走一公里平均能遇到一只貉。这个比例整体而言是比较低的，此时貉与人冲突很少，往往也没有居民投诉。
不过，数据显示，一旦小区存在猫粮不定时定点地大量投喂的情况，貉的数量会增加95%；若同时存在湿垃圾管理不当，貉的密度会增至3倍，居民走200—300米就能遇到一只貉，投诉会显著增加，居民的不安感会变得更强烈。同时，貉本身的健康也会出问题，致死率较高的疥螨等疾病发生率会显著上升。
所以，当发现小区里的貉有皮肤病时，我们会及时跟居民沟通：从自身角度，要控制投喂，避免貉与人产生冲突；从爱护野生动物的角度，要控制它们的数量，让其接近自然密度，才会更健康；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也要探索构建更安全的生态屏障的科学方法。
一个公众参与的科学话题
周末周刊：除了貉，您还监测到小灵猫等动物在城市的活动痕迹，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化大都市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可能性已经显现？
王放：可以说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但还需要大量工作的推进。
2019年我们刚开始调查城市野生动物时，上海还没有长期稳定运行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网，貉、小灵猫、远东刺猬、赤腹松鼠等动物的数量都无从知晓，数据严重缺乏。过去几年，我们和伙伴单位一起建立了稳定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收集了珍贵数据。
我们访谈了超过2000名上海市民，93%的市民表示愿意在没有传染病风险的前提下与野生动物在城市共存。为了守住这个前提，过去几年我们每年都会收集几百份野生动物的血液、粪便、肛拭子和咽拭子样本，与相关单位共同进行疫源疫病监测——这是人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的底线。
之前，上海缺乏完成的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2023年《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出台，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过程，也有部分意见被采纳。同时，上海还建立了完善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制度，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委员会，梳理了21块市级野生动物栖息地清单，还有大量市民志愿者参与其中，城市野生动物保护已成为公众参与的科学话题。
这些工作是科研团队、市民、政府多个部门联动推进的结果：从传染病防控、栖息地保护到法律法规建设，从街道绿化管理到跨区域协作，形成了既有自上而下推动也有自下而上参与的管理框架。这种框架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在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它们缺乏这样强的社会力量和集体动员能力，而上海能在几天内完成跨区域调查组织，一年内摸清全市各区的生物多样性情况，这正是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有了这些基础，我们才有底气说，看到了大都市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希望。
周末周刊：有很多市民志愿者参与了野生动物监测项目，其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王放：2019年我们想开展上海全市生物多样性调查，但资金有限。当时我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负责人赵翔商量，决定尝试众筹。这很冒险，很容易被当作“诈骗”。没想到有4000多位市民捐了十几万元，他们的信任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也定下规矩：开放数据，共享成果，所有工作都要为城市生态保护服务。
让我感动的是，不少市民参与众筹后，纷纷联系我们要求参与调查。当时我们原本计划小规模开个见面会，结果来了200人，挤满了会议室。大家分组讨论城市生态、野生动物对生活的影响和自身愿望，气氛热烈。之后，有100多人加入了调查队伍。
周末周刊：这一公共科学议题得到了许多支持，也有少部分人质疑花力气保护和调查野生动物的意义。您怎么看？
王放：大量研究证明，生物多样性更完整、生态系统更健康的城市，对居民更安全，也更有发展潜力。森林和湿地承担着调节气候和控制污染在内的多种功能，蝙蝠和蛙类会帮助控制蚊虫，貉能控制鼠患，鸟类和昆虫则负责城市植物的传粉和种子扩散，这些都为城市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持续支撑。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结果而非目标。
有个重要的概念叫“One
Health”（整体健康）。城市生物多样性对城市的支撑，最终会惠及每一个人。
100多头羚牛排队“参观”我
周末周刊：您不仅是科研工作者，还是签约摄影师。涉足自然摄影，是否也缘起于环保工作？
王放：我是因为热爱野生动物、热爱自然生态，希望能为它们的生存和生态保护做些事情，才选择成为科研工作者。自然摄影对我来说，也是传递这份热爱、推动保护工作的重要工具。
珍妮·古道尔说过：“只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我非常认同这句话。要推动全社会参与自然保护，首先要让公众了解自然、关心自然，而影像是拉近公众与科学研究的绝佳载体。
科研和影像本质上都是“讲故事”：科研是用数据讲故事，影像则是用照片、视频讲故事，最终都是为了呈现自然生态系统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如何适应、如何改变，探索其平衡之道和关键驱动因素。
周末周刊：拍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王放：不少照片对我意义重大。其中之一是2006年在四川摩天岭（四川北部与甘肃交界的山脊线）拍摄的羚牛。传说中羚牛脾气暴躁，会冲撞人，见到就得赶快跑。因此，近距离偶遇成群的羚牛时，我很紧张。
那天有大雾，我和三脚架被大雾笼罩，雾散时发现面前蹲着一头小羚牛。我担心它的妈妈会冲过来保护孩子，结果没想到，接下来一个多小时里，100多头羚牛排着队过来“参观”我。它们有的从侧面走过来抬头打量我，有的径直朝我走来，用鼻子喷气示意“我看到你了，不要动”，还有的在我旁边吃草。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好奇心，也看到了它们的个性差异——有的温柔，有的直接，有的对我的照相机感兴趣，有的关注我背包的味道。
当时我才20岁出头，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相处方式，很多场景下人和野生动物是可以共存的——这也成为我后来开展城市野生动物研究、推动人兽共生的重要认知基础。
生态问题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
周末周刊：不断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的同时，您也长期活跃于科普一线，在您看来，公众对自然生态的认知还有哪些需要加强？
王放：说到中国的野生动物，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大熊猫、川金丝猴、雪豹、海南长臂猿等少数几种，很多中国特有的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甚至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太了解。比如大灵猫、小灵猫，大家可能连它们的样子都想不出来
我们在浙江舟山群岛研究水獭。很多当地民众对中国水獭的生活环境、数量分布一无所知，甚至会把表情包里面的海獭和中国本土的小爪水獭、欧亚水獭混淆；“一丘之貉”的成语人人皆知，但貉长什么样子，几乎没人能说清。
我们对国外的自然生态（比如非洲马赛马拉草原、南美亚马孙雨林），似乎比对本国的自然生态更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仍然缺乏关于本土自然生态的传播和教育。国外有《狮子王》《丛林之书》等大量文化产品，让公众熟悉本土的自然故事，而我们关于本国生态系统的绘本、纪录片、课本案例等太少了。
如果每个人都能熟悉中国的生态系统，熟悉自己家乡的生态，那么自然保护、人兽共生就会有更坚实的基础。比如，南京的孩子熟悉紫金山和江豚，上海的孩子了解崇明、佘山和貉、小灵猫，北京的孩子认识太行山脉的华北豹和其他同域分布的动植物……这不仅是对家乡的热爱，也能激发对国家的了解和自豪感。
所以我希望，一方面能有更多人投身本土生态研究，另一方面能把这些研究成果转译出来，既融入课本，也超越课本，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接触到中国的生态知识和动物故事。
这几年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貉的普查项目产出了两部貉的纪录片、8本绘本，还有很多视频和影像传播资料。虽然还远远不够，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
周末周刊：生态保护工作要获得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哪些支撑？
王放：实际上，生态问题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需要跨学科视角。就像我的团队里，有工科（声学工程）、传统生物学、城市设计与风景园林专业毕业的学生，我们还和法律、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密切合作。只有整合不同学科的力量，才能更好地解决生态问题。
这种跨学科思维应该从小培养。要让孩子们明白，生态保护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工程、设计、法律、经济等多个领域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