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建立民国的关键在‘南北和谈’”。
1911年11月，袁世凯带兵攻占了汉阳、汉口。作为汉阳之战民军指挥的黄兴在汉阳兵败后，于当天辞掉武汉战时总司令。回到上海，马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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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建立民国的关键在‘南北和谈’”。
1911年11月，袁世凯带兵攻占了汉阳、汉口。作为汉阳之战民军指挥的黄兴在汉阳兵败后，于当天辞掉武汉战时总司令。回到上海，马上就
去了“惜阴堂”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江浙一带的领袖、名流程德全来了，汤寿潜来了，陈其美来了，李平书来了，庄蕴宽、章太炎、蔡元培等各方面头面人物，都聚集到这里，“惜阴堂”简直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中心。
根据“立宪预备会”原会长郑孝胥日记，12月2日：“闻黄兴昨日来沪，寄居南阳路，非熊宅，必赵宅也。报言，程德全昨日来沪，与季直、平书等会议，必因汉阳失败，南京守固，故谋办法。”12月3日：“革党已陷南京……是夜，程德全、汤寿潜皆在竹君宅中议事，车马甚多。”
同一天，梁启超的学生盛先觉致信梁启超：“（12月3日）觉即特
据资料记载，南北议和从开始，赵凤昌更成了关键人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遇事都向他请教，许多重要决议的形成，都是他的主
巧拨历史时针
1911年11月15日，“上海各省都督会议”召开以后，赵风昌等人立即将重点放在第二次会议以及南北和谈上面来。如何在武昌各省代表会议召开前半个月内充分把握时局的变化，依据北京传来袁世凯将要进行和谈、唐绍仪为北方和谈总代表的密报，掌控辛亥共和的走向，成为惜阴堂一干人商议的重点。
北方和谈总代表唐绍仪接赵风昌“以居住上海的南方代表伍廷芳、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等不便远行等原因，将南北和谈的地点改在上海”电报后，并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尔典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0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袁世凯同意，12月16日唐绍仪乘船一行抵达上海。
12月8日，唐绍仪一行人乘京汉铁路专列从北京南下，开始了和谈历程。
当天晚上，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唐绍仪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
虽然是依12月8日清廷颁了一道圣旨：“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辫。”上旨而行，但表明了唐绍仪作为清朝大臣对待时局的一种态度。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另一个举动：在案牍文本的署名恢复了本名“唐绍仪”。此前，为避末代皇帝溥仪的名讳，他的名字被写作“唐绍怡”。再次，证明了赵风昌的判断。
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从武汉乘船到达上海。下榻处显然考虑到以赵凤昌、伍廷芒为枢纽，与江浙立宪派及革命党人私下沟通的方便。唐绍仪住戈登路英商李德立（Little）的寓所，其余代表住静安寺路的沧州饭店，两处离赵凤昌的惜阴堂与伍廷芳的观渡庐都不过数百米，步行转眼即至。
从唐绍仪到达上海那天晚上，南方代表伍廷芳写给赵凤昌的一封信，更可以看到赵凤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伍廷芳在信中写道：
“顷唐使来拜，已约明日两打钟在小菜场议事厅开议。全权文凭，乞明日午前掷下为祷。又黄公衔似可添代大总统字样。”
此信至少透露两点重要信息：一、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的选定、出席会议的凭证，委任状之类的正式任命文件，是由赵凤昌办理的。这样的证件究竟应该由谁颁发？竟然是赵凤昌。
二、黄兴的头衔是否应该添加“代大总统”字样，作为南方总代表的伍廷芳应该与谁商量？竟然也是赵凤昌！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一切都由他一手操办。这就是当时赵凤昌在南方独立各省以及革命党人当中的地位。
把握辛亥脉动
当年的北方代表团成员、外务部的冯耿光（后为银行董事长）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经写到， 有一天，北京发来电报，他马上送交唐绍仪，唐绍仪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冯耿光觉得奇怪，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冯耿光说得不错，在和谈中，赵凤昌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能够做出决断的中心人物。而且，这个中心人物，南方北方都信服。
12月17日午后两点，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南方代表武廷芳提议，自19日起武汉清军、民军对峙停战，所有鄂晋陕鲁皖奉苏等省的一律实行，待清内阁回电同意，然后和谈才能正式进行。唐绍仪继伍起而发言，他表示立即把伍廷芳的建议电达袁世凯内阁，同时请武廷芳立即电告武昌黎元洪都督，转告各省查照。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没有和谈的必要。唐绍仪把南方的和谈先决条件打电报到北京，向袁世凯内阁请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唐绍仪的看法是，革命军方面对这个先决条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如果拒绝便无法谈下去，不如绕圈子谈，把这个国体问题交给赵风昌“两次会议，分两步走、两个国会”中的一个临时国会去做表决，如此何谈还可以谈得下去。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的电报，向隆裕太后请示，最后终于接受了唐的意见。有人说唐绍仪的意见根本就是袁世凯（赵风昌）的授意，因为袁世凯作为内阁总理，推翻清廷则是政变，他不愿意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只有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朝的统治，同时为袁世凯自己今后，留下余地。
从12月18日到31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五次公开会议，讨论了停战、国体、借款、国民会议等一系列问题。但这公开的谈判，包括激烈的争论，都是例行公事，因为真正的会谈是在赵凤昌家惜阴堂中进行的。
1911年12月20日，南北双方第二次会谈，已经取得了一个各方面的妥协方案：坚持让朝廷尽快召开国会，议定国体。按照赵凤昌、张謇、独立各省和革命党人的预期，国民会议必然的结果是选择共和，那么，清帝退位，袁世凯任大总统，一切都顺理成章。
屏住时局气息
1911年12月5日，曾逼袁世凯下野的摄政王载沣，在形势日渐危急和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引咎退位。掌握皇权的隆裕皇太后则对袁世凯发话：“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也就是说，清王朝的命运、小皇帝和皇太后的命运，就交到了袁世凯一人的手里。迅速平息国内动乱形势，稳定局面成为头等大事。
停战，稳定动乱局面、和谈、建立共和顺应民众呼声、组阁临时政府、易于政权交接，建府、便于融资借款促进经济发展。一系列的问题集中在于临时总统、总理人选上。
一策奠基建府。南北议和到了最后关头，和谈代表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任内阁人选的问题时，南方代表（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袁世凯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
这一和谈信息，立即传送到惜荫堂守候的赵风昌等人中间。赵风昌临时政府人选“同正、革副”意见得到张謇等人的认同。
晚上，在“惜荫堂”讨论这个问题时，赵凤昌插言：“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在总统（临时）已定的情况下，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这话刚说完，黄兴眼睛一亮、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于是马上办手续，由汪精卫、蔡元培充当介绍人，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
赵风昌拿出关于临时内阁的名单，与和谈结果及临时政府内阁组成，竟然一人不差。
（待续）
根据“立宪预备会”原会长郑孝胥日记，12月2日：“闻黄兴昨日来沪，寄居南阳路，非熊宅，必赵宅也。报言，程德全昨日来沪，与季直、平书等会议，必因汉阳失败，南京守固，故谋办法。”12月3日：“革党已陷南京……是夜，程德全、汤寿潜皆在竹君宅中议事，车马甚多。”
同一天，梁启超的学生盛先觉致信梁启超：“（12月3日）觉即特
据资料记载，南北议和从开始，赵凤昌更成了关键人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遇事都向他请教，许多重要决议的形成，都是他的主
巧拨历史时针
1911年11月15日，“上海各省都督会议”召开以后，赵风昌等人立即将重点放在第二次会议以及南北和谈上面来。如何在武昌各省代表会议召开前半个月内充分把握时局的变化，依据北京传来袁世凯将要进行和谈、唐绍仪为北方和谈总代表的密报，掌控辛亥共和的走向，成为惜阴堂一干人商议的重点。
北方和谈总代表唐绍仪接赵风昌“以居住上海的南方代表伍廷芳、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等不便远行等原因，将南北和谈的地点改在上海”电报后，并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尔典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0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袁世凯同意，12月16日唐绍仪乘船一行抵达上海。
12月8日，唐绍仪一行人乘京汉铁路专列从北京南下，开始了和谈历程。
当天晚上，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唐绍仪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
虽然是依12月8日清廷颁了一道圣旨：“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辫。”上旨而行，但表明了唐绍仪作为清朝大臣对待时局的一种态度。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另一个举动：在案牍文本的署名恢复了本名“唐绍仪”。此前，为避末代皇帝溥仪的名讳，他的名字被写作“唐绍怡”。再次，证明了赵风昌的判断。
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从武汉乘船到达上海。下榻处显然考虑到以赵凤昌、伍廷芒为枢纽，与江浙立宪派及革命党人私下沟通的方便。唐绍仪住戈登路英商李德立（Little）的寓所，其余代表住静安寺路的沧州饭店，两处离赵凤昌的惜阴堂与伍廷芳的观渡庐都不过数百米，步行转眼即至。
从唐绍仪到达上海那天晚上，南方代表伍廷芳写给赵凤昌的一封信，更可以看到赵凤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伍廷芳在信中写道：
“顷唐使来拜，已约明日两打钟在小菜场议事厅开议。全权文凭，乞明日午前掷下为祷。又黄公衔似可添代大总统字样。”
此信至少透露两点重要信息：一、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的选定、出席会议的凭证，委任状之类的正式任命文件，是由赵凤昌办理的。这样的证件究竟应该由谁颁发？竟然是赵凤昌。
二、黄兴的头衔是否应该添加“代大总统”字样，作为南方总代表的伍廷芳应该与谁商量？竟然也是赵凤昌！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一切都由他一手操办。这就是当时赵凤昌在南方独立各省以及革命党人当中的地位。
把握辛亥脉动
当年的北方代表团成员、外务部的冯耿光（后为银行董事长）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经写到， 有一天，北京发来电报，他马上送交唐绍仪，唐绍仪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冯耿光觉得奇怪，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冯耿光说得不错，在和谈中，赵凤昌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能够做出决断的中心人物。而且，这个中心人物，南方北方都信服。
12月17日午后两点，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南方代表武廷芳提议，自19日起武汉清军、民军对峙停战，所有鄂晋陕鲁皖奉苏等省的一律实行，待清内阁回电同意，然后和谈才能正式进行。唐绍仪继伍起而发言，他表示立即把伍廷芳的建议电达袁世凯内阁，同时请武廷芳立即电告武昌黎元洪都督，转告各省查照。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没有和谈的必要。唐绍仪把南方的和谈先决条件打电报到北京，向袁世凯内阁请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唐绍仪的看法是，革命军方面对这个先决条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如果拒绝便无法谈下去，不如绕圈子谈，把这个国体问题交给赵风昌“两次会议，分两步走、两个国会”中的一个临时国会去做表决，如此何谈还可以谈得下去。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的电报，向隆裕太后请示，最后终于接受了唐的意见。有人说唐绍仪的意见根本就是袁世凯（赵风昌）的授意，因为袁世凯作为内阁总理，推翻清廷则是政变，他不愿意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只有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朝的统治，同时为袁世凯自己今后，留下余地。
从12月18日到31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五次公开会议，讨论了停战、国体、借款、国民会议等一系列问题。但这公开的谈判，包括激烈的争论，都是例行公事，因为真正的会谈是在赵凤昌家惜阴堂中进行的。
1911年12月20日，南北双方第二次会谈，已经取得了一个各方面的妥协方案：坚持让朝廷尽快召开国会，议定国体。按照赵凤昌、张謇、独立各省和革命党人的预期，国民会议必然的结果是选择共和，那么，清帝退位，袁世凯任大总统，一切都顺理成章。
屏住时局气息
1911年12月5日，曾逼袁世凯下野的摄政王载沣，在形势日渐危急和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引咎退位。掌握皇权的隆裕皇太后则对袁世凯发话：“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也就是说，清王朝的命运、小皇帝和皇太后的命运，就交到了袁世凯一人的手里。迅速平息国内动乱形势，稳定局面成为头等大事。
停战，稳定动乱局面、和谈、建立共和顺应民众呼声、组阁临时政府、易于政权交接，建府、便于融资借款促进经济发展。一系列的问题集中在于临时总统、总理人选上。
一策奠基建府。南北议和到了最后关头，和谈代表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任内阁人选的问题时，南方代表（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袁世凯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
这一和谈信息，立即传送到惜荫堂守候的赵风昌等人中间。赵风昌临时政府人选“同正、革副”意见得到张謇等人的认同。
晚上，在“惜荫堂”讨论这个问题时，赵凤昌插言：“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在总统（临时）已定的情况下，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这话刚说完，黄兴眼睛一亮、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于是马上办手续，由汪精卫、蔡元培充当介绍人，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
赵风昌拿出关于临时内阁的名单，与和谈结果及临时政府内阁组成，竟然一人不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