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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载道”“以身徇道”是晚清时期士绅阶层所遵循的思想内涵。成为当时社会正统意识观念的重要组成。按照现代社会学家的观点，清末取消科举制度以后，士坤阶层由于文化知识、社会观念和资产的变化，开始向城市转移，接触和使用新的资本主义营运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开始带有近代趋向。在晚清的上海、广州等城市聚集了一大批士绅、坤商群体，形成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在很多方面依然非常守旧和传统。仍以“以身载道”“以身徇道”为己任，关心社会热点、参与社会办学、公共教育等公益活动，参与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
中国式传统绅士（包括离职、丁忧赋闲官员）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这种转型从戊戌维新开始，大量出国留学生的出现，国内高等学堂的办学，经过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最后推动，到20世纪初发展到极盛。外来先进技术、先进文化观念、资本生产方式的快速涌入，资本积累的迅速增长，使得这部分士坤阶层（富绅、学者、媒体工作者）数量迅速扩大，逐渐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决策权等特权。
在政治上，士绅（富绅、学者、媒体工作者）阶层具备一定的特权，成为乡村和城市治理的辅助者，引导舆论、调和国家权力与乡村、城市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享有“资本运营”的特权，尽管“非明文、明文规定”的豁免赋税，但有享受拖延或少缴税款的特权（地方政策），调剂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增长。此外，士绅阶层拥有文化权力和教化权力，成为地方社会的规范者和引领者，维护着儒学的伦理文化秩序；“以身载道”“以身徇道”思想，拥有的经济特权，成为维护着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动力。
张謇、赵风昌、熊希龄等聚集在上海的这部分人（士绅、富坤、学者、媒体工作者）阶层），张謇的南通（上海）大来公司、盛宣怀、赵风昌的萍汉股份有限公司和汉阳兵工厂、社会办学出身的熊希龄等，在千年变局国家混乱的历史关头，牵头成立“和平期成会”团体，
团体宣言：1、不带政派臭味；2、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3、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这三条宣言，明显带有赵风昌、张謇的意向……成为第二次南北和谈的重要力量。
南方孙中山广东建立政权，手无重兵，三起三落，护法运动，历经艰难。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逃亡日本。于1913年冬筹备，次年7月8日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政党虽然成立了，党组织内部却因此引起了分裂，不久宣布解散。届时1917年北京军阀政府撕毁约，解散国会，引起各省地区的一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返回国内，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和部分国会议员，由沪赴粤，并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开会，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对立，维护约法，被国民党党内称为护法之役。
孙中山先生的护法，最初得到了西南各省的响应，南下海军的支持，你非常国会赋予法律上的权力，已造成了政治上的声势，形成可以有为的局面。但孙中山名义上虽是大元帅，但因手中没有嫡系部队，政令不出大元帅府。广东省军政府，三个首脑人物中，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唐继尧为应付周围环境而护法，陆荣廷原为巩固两广地盘，早就在勾结北方军阀政府，各有利益目标，迟迟不肯就职。由于当时段祺瑞内阁，采取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策略，企图吞并湖南及两广，发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利害冲突。
1917年12月，一方面，南方军政府12 月，唐继尧、陆荣廷未经孙中山同意，擅自在湖南、四川前线宣布停战。桂系元帅陆荣廷等正式取消护法，通电主张南北议和。1918年1月，粤督莫荣新（桂系），擅自逮捕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诬为土匪枪决。唐继尧，陆荣廷组织所谓“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推出议和代表与主张北伐的军政府相对。2月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桂系暗杀，5月莫荣新手将陆军总长张开儒逮捕囚禁。紧接着，原先与孙中山联名与段琪瑞作对的岑春煊等人也开始在军政府内部排挤孙中山。1918 年 1 月 15 日，各路军在广州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实则是“隐然与军政府抗衡”的政治实体。5 月 4 日，在唐继尧、陆荣廷等人主持下，南方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选出总裁 7 人，孙中山虽也名列其中，但已完全被架空。至此，非常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先生不得不愤而辞去大元帅一职。6月1日离粤赴沪。
北方军阀政府内阁更迭频繁，言行不一
以身载道，承担第二次南北和谈纲辰，应对千古变局
在这国内政府南北政府更迭频繁，群龙无首、军阀混战，处于南北分裂边缘的危难时刻，赵风昌、张謇不计前嫌，再一次站了出来。以身载道，承担第二次南北和谈纲辰。按照辛亥革命时立宪会的做法，于1918年10月23日，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以及国会议员王家襄、谷钟秀、王人文、梁善济、文群等共24人，宣布成立“和平期成会”，推动南北和平。同时将和平促进会取消。熊希龄向记者声明，和平期成会：一、不带政派臭味；二、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三、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
10 月 29 日，而北方军阀政府军人间，王士珍也联合了张绍增、周学熙、张耀曾等一批北洋军人、政客发起”全国和平联合会”，响应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就连倪嗣冲、张敬尧等段系军人都纷纷通电表示支持和平政策。倪、张这类人不用想，投机成分必然占大头。但段系中也不乏真心为和平而努力之人，北方的议和代表之一吴鼎昌可以算是其中典型代表。吴鼎昌属段系，但本人是自由派中的一员，既不代表军阀利益，也不代表政客利益，而是以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为追求而主张“调和”。
赵风昌、张謇在先前的二次革命调停过程中，因被袁世凯、孙中山双方利用，导致二次革命南北对抗调停失败；并致使个人产业遭受重大损失后，曾发誓不在过问双方之事。但在国难当头的危机关头，又一次主动站了出来，参与第二次南北和谈。赵风昌、张謇与老友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多次协调下，将和谈地点又一次放在了上海，惜阴堂再次成为众人观注之地。1919年2月20日，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集于上海，全国瞩目的南北议和终于如期召开。
待续
（2024年元月17日上午于江苏常州金坛）
中国式传统绅士（包括离职、丁忧赋闲官员）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这种转型从戊戌维新开始，大量出国留学生的出现，国内高等学堂的办学，经过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最后推动，到20世纪初发展到极盛。外来先进技术、先进文化观念、资本生产方式的快速涌入，资本积累的迅速增长，使得这部分士坤阶层（富绅、学者、媒体工作者）数量迅速扩大，逐渐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决策权等特权。
在政治上，士绅（富绅、学者、媒体工作者）阶层具备一定的特权，成为乡村和城市治理的辅助者，引导舆论、调和国家权力与乡村、城市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享有“资本运营”的特权，尽管“非明文、明文规定”的豁免赋税，但有享受拖延或少缴税款的特权（地方政策），调剂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增长。此外，士绅阶层拥有文化权力和教化权力，成为地方社会的规范者和引领者，维护着儒学的伦理文化秩序；“以身载道”“以身徇道”思想，拥有的经济特权，成为维护着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动力。
张謇、赵风昌、熊希龄等聚集在上海的这部分人（士绅、富坤、学者、媒体工作者）阶层），张謇的南通（上海）大来公司、盛宣怀、赵风昌的萍汉股份有限公司和汉阳兵工厂、社会办学出身的熊希龄等，在千年变局国家混乱的历史关头，牵头成立“和平期成会”团体，
团体宣言：1、不带政派臭味；2、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3、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这三条宣言，明显带有赵风昌、张謇的意向……成为第二次南北和谈的重要力量。
南方孙中山广东建立政权，手无重兵，三起三落，护法运动，历经艰难。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逃亡日本。于1913年冬筹备，次年7月8日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政党虽然成立了，党组织内部却因此引起了分裂，不久宣布解散。届时1917年北京军阀政府撕毁约，解散国会，引起各省地区的一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返回国内，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和部分国会议员，由沪赴粤，并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开会，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对立，维护约法，被国民党党内称为护法之役。
孙中山先生的护法，最初得到了西南各省的响应，南下海军的支持，你非常国会赋予法律上的权力，已造成了政治上的声势，形成可以有为的局面。但孙中山名义上虽是大元帅，但因手中没有嫡系部队，政令不出大元帅府。广东省军政府，三个首脑人物中，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唐继尧为应付周围环境而护法，陆荣廷原为巩固两广地盘，早就在勾结北方军阀政府，各有利益目标，迟迟不肯就职。由于当时段祺瑞内阁，采取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策略，企图吞并湖南及两广，发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利害冲突。
1917年12月，一方面，南方军政府12 月，唐继尧、陆荣廷未经孙中山同意，擅自在湖南、四川前线宣布停战。桂系元帅陆荣廷等正式取消护法，通电主张南北议和。1918年1月，粤督莫荣新（桂系），擅自逮捕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诬为土匪枪决。唐继尧，陆荣廷组织所谓“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推出议和代表与主张北伐的军政府相对。2月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桂系暗杀，5月莫荣新手将陆军总长张开儒逮捕囚禁。紧接着，原先与孙中山联名与段琪瑞作对的岑春煊等人也开始在军政府内部排挤孙中山。1918 年 1 月 15 日，各路军在广州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实则是“隐然与军政府抗衡”的政治实体。5 月 4 日，在唐继尧、陆荣廷等人主持下，南方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选出总裁 7 人，孙中山虽也名列其中，但已完全被架空。至此，非常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先生不得不愤而辞去大元帅一职。6月1日离粤赴沪。
北方军阀政府内阁更迭频繁，言行不一
以身载道，承担第二次南北和谈纲辰，应对千古变局
在这国内政府南北政府更迭频繁，群龙无首、军阀混战，处于南北分裂边缘的危难时刻，赵风昌、张謇不计前嫌，再一次站了出来。以身载道，承担第二次南北和谈纲辰。按照辛亥革命时立宪会的做法，于1918年10月23日，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以及国会议员王家襄、谷钟秀、王人文、梁善济、文群等共24人，宣布成立“和平期成会”，推动南北和平。同时将和平促进会取消。熊希龄向记者声明，和平期成会：一、不带政派臭味；二、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三、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
10 月 29 日，而北方军阀政府军人间，王士珍也联合了张绍增、周学熙、张耀曾等一批北洋军人、政客发起”全国和平联合会”，响应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就连倪嗣冲、张敬尧等段系军人都纷纷通电表示支持和平政策。倪、张这类人不用想，投机成分必然占大头。但段系中也不乏真心为和平而努力之人，北方的议和代表之一吴鼎昌可以算是其中典型代表。吴鼎昌属段系，但本人是自由派中的一员，既不代表军阀利益，也不代表政客利益，而是以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为追求而主张“调和”。
赵风昌、张謇在先前的二次革命调停过程中，因被袁世凯、孙中山双方利用，导致二次革命南北对抗调停失败；并致使个人产业遭受重大损失后，曾发誓不在过问双方之事。但在国难当头的危机关头，又一次主动站了出来，参与第二次南北和谈。赵风昌、张謇与老友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多次协调下，将和谈地点又一次放在了上海，惜阴堂再次成为众人观注之地。1919年2月20日，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集于上海，全国瞩目的南北议和终于如期召开。
待续
（2024年元月17日上午于江苏常州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