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内外愈演愈烈的和平呼声中，在英美日等强权国家的压力下，僵持不下的南北双方匆匆决定顺应和平舆论，决定召开南北和平会议。但是在当时北方政府各派的各自利益的驱使争夺与控制下，政府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南方政府没有形成应对南北和谈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没能统一政府口径的情况下，靠个人的热情组织起和谈代表团，难以起到有效的作用。因而在南北双方和谈过程中，无主见、无诚意、无预案，无稳定的决策人和决策机构，和谈条件不成熟、南北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第二次南北和谈匆匆进行，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
南北二位和谈总代表均为老友
南北双方首先在议和代表、议和地点上从侧面反映了赵风昌的努力。经过赵风昌幕后的斡旋下，几经波折，第二次南北和谈代表团终于尘埃落定。1918 年 12 月 11 日，北方政府正式公布委任第一次和谈代表朱启钤为第二次和谈总代表，吴鼎昌等 10 人为北方代表。这个代表团中，除了朱启钤为徐世昌故友，不属于段祺瑞派系之外，其余的代表皖系及其依附者占了 7 人之多。
其次，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北方总代表朱启钤的选定，说明了赵风昌的努力。两人与赵风昌相知相识，均为第一次南北和谈代表、话事人。在历史大变局的关键时期相继挺身而出，提纲南北双方的话事人。经过协商待定和谈地点仍为上海。
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分别于1919年1月25日、2月3日汇集于上海。
“三无议和”
1918年12月29日，北方议和代表朱启钤等十人离开北京南下，1919年1月2日，到南京。
2月11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修正了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提出的会议大纲办法四条，将和议规则改为八条，同日，双方签字后，和议规则立即公布，核心内容包括：“会议时由双方总代表发言”“议题由双方总代表协定”“会议时不许旁听”。这些内容尽管与北方最初的提案有所差别，但也体现出为推进和议所作的努力和退让。
2月20日，第二次南北和议在上海旧德国总会开幕。
上海第二次南北和谈，从1919年2月20日开幕到5月13日正式破裂，由于无主见、无诚意、无预案，无稳定的决策人和决策机构，在此期间，南北双方共进行了八次正式会议，议议停停，直到会议收场，未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会议主要围绕“陕西停战” 、“参战军”“裁兵”“国会”“惩办南北启衅之祸首”等问题展开争论。
特别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为了自身在中国的利益，先后参与调解中国南北之争。当然，无论是国外列强，还是国内军阀、政客们大言和平，未必出于公义，更多是想在和议中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包括约法、国会都可以是他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英美日等强权国家的压力下，匆匆决定南北政府和谈，一无主见，选派代表问题上矛盾重重，题出多门、政出多门；二无诚意，各地军阀为争各自利益，强势出头，挑起对抗，和谈期间还派兵攻打南方军政府的士兵，双方恣意破坏和平协议；三无预案、无稳定的决策人和决策机构，和谈议题越谈越多。致使和谈屡次中断，事端纷起、议题频出、和谈过程无预案、经费紧张。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何况是一帮秀才谈兵事，越谈越乱。
军事问题是上海和会讨论的另一个主议题。南方代表唐绍仪以“欧战已停， 无战可参”为由反对北京政府接受日本参战借款余额，要求裁撤参战军，并要求公布《中日 军事密约》，反对北京政府发行八年公债。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同意电告北京政府“勿再提用 参战借款”，并将《中日军事密约》寄于和会审查。北京政府同意将中日军事密约交和会审查，但对参战军以“欧洲和议尚未签字，参战机关未便裁撤”，“参战借款不作他用，并云与和议进行并无障碍”予以否决。很多的问题都达不成共识，只能不欢而散，以双方和谈代表的辞职宣告着和谈的结束。
赵风昌、张謇等人由于二次革命调停失败的教训，以及“和平期成会”不带政派臭味；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的章程的约束，不愿意过深介入和无法参与第二次南北和谈中关于裁兵、停战、惩办南北启衅之祸首等议题，无法提供相应意见和建议。
与此同时，随着发生在这年5月4日发生在北平（北京）的一场学生运动摧毁了民众对北洋军阀最后的希望。
南北二位和谈总代表均为老友
南北双方首先在议和代表、议和地点上从侧面反映了赵风昌的努力。经过赵风昌幕后的斡旋下，几经波折，第二次南北和谈代表团终于尘埃落定。1918 年 12 月 11 日，北方政府正式公布委任第一次和谈代表朱启钤为第二次和谈总代表，吴鼎昌等 10 人为北方代表。这个代表团中，除了朱启钤为徐世昌故友，不属于段祺瑞派系之外，其余的代表皖系及其依附者占了 7 人之多。
其次，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北方总代表朱启钤的选定，说明了赵风昌的努力。两人与赵风昌相知相识，均为第一次南北和谈代表、话事人。在历史大变局的关键时期相继挺身而出，提纲南北双方的话事人。经过协商待定和谈地点仍为上海。
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分别于1919年1月25日、2月3日汇集于上海。
“三无议和”
1918年12月29日，北方议和代表朱启钤等十人离开北京南下，1919年1月2日，到南京。
2月11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修正了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提出的会议大纲办法四条，将和议规则改为八条，同日，双方签字后，和议规则立即公布，核心内容包括：“会议时由双方总代表发言”“议题由双方总代表协定”“会议时不许旁听”。这些内容尽管与北方最初的提案有所差别，但也体现出为推进和议所作的努力和退让。
2月20日，第二次南北和议在上海旧德国总会开幕。
上海第二次南北和谈，从1919年2月20日开幕到5月13日正式破裂，由于无主见、无诚意、无预案，无稳定的决策人和决策机构，在此期间，南北双方共进行了八次正式会议，议议停停，直到会议收场，未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会议主要围绕“陕西停战” 、“参战军”“裁兵”“国会”“惩办南北启衅之祸首”等问题展开争论。
特别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为了自身在中国的利益，先后参与调解中国南北之争。当然，无论是国外列强，还是国内军阀、政客们大言和平，未必出于公义，更多是想在和议中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包括约法、国会都可以是他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英美日等强权国家的压力下，匆匆决定南北政府和谈，一无主见，选派代表问题上矛盾重重，题出多门、政出多门；二无诚意，各地军阀为争各自利益，强势出头，挑起对抗，和谈期间还派兵攻打南方军政府的士兵，双方恣意破坏和平协议；三无预案、无稳定的决策人和决策机构，和谈议题越谈越多。致使和谈屡次中断，事端纷起、议题频出、和谈过程无预案、经费紧张。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何况是一帮秀才谈兵事，越谈越乱。
军事问题是上海和会讨论的另一个主议题。南方代表唐绍仪以“欧战已停， 无战可参”为由反对北京政府接受日本参战借款余额，要求裁撤参战军，并要求公布《中日 军事密约》，反对北京政府发行八年公债。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同意电告北京政府“勿再提用 参战借款”，并将《中日军事密约》寄于和会审查。北京政府同意将中日军事密约交和会审查，但对参战军以“欧洲和议尚未签字，参战机关未便裁撤”，“参战借款不作他用，并云与和议进行并无障碍”予以否决。很多的问题都达不成共识，只能不欢而散，以双方和谈代表的辞职宣告着和谈的结束。
赵风昌、张謇等人由于二次革命调停失败的教训，以及“和平期成会”不带政派臭味；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的章程的约束，不愿意过深介入和无法参与第二次南北和谈中关于裁兵、停战、惩办南北启衅之祸首等议题，无法提供相应意见和建议。
与此同时，随着发生在这年5月4日发生在北平（北京）的一场学生运动摧毁了民众对北洋军阀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