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里——阿凤活着
2026-01-28 05:45阅读：
在我心里——阿凤活着
作者：张同义
在我心里——阿凤活着
阿凤退休，我再也没见过他。
他病我不知道，他死我也不知道，直到看到了《天津日报》的一条消息，才知道阿凤仙逝了。
阿凤是天津市作家协会顾问、原副主席、著名工人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反映工厂现实生活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产生很大反响。他还长期担任文学刊物编辑工作，为培养文学新人，壮大创作队伍，繁荣天津文学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阿凤的病倦、遗容，我没有看见。
阿凤至今在我的心里是活时的阿凤。
阿凤个头不高，胖胖的，背微驼，圆脸。
1937年，阿凤16岁，在天津市私立觉民中学上高中。
以前人们都是把邮局、海关、铁路视为“铁饭碗”，旱涝保收。天津沦陷以后，阿凤不知道海关的内情如何，邮局和铁
路却越来越失去它往日的吸引力，那时社会上流传着几句俗谚是“四大贱”：买邮票，吃咸盐，坐火车，请教员。
阿凤无奈，1940年考入的是天津铁路学院第一期普通科机务科。
1942年阿凤毕业后分配到天津铁路局机务段，一直干到天津解放。
刚刚解放，阿凤的文化在工人当中是高的，就常写些散文。孙犁先生在为阿凤的散文集作序中写道：
1948年冬季，我们的部队正围攻天津，新闻战线的同志们，暂时集中在胜芳，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工作。我们准备了第一期副刊福，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工厂文艺》。
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经验很少，所以在那篇文章里，也只是提出了一般的要求。但是，进城以后，在我们的副刊版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连续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在全国发生了影响。
这批工人作者中间，就有阿凤同志，他主要是写散文的。
阿凤的散文，源自生活，内容细腻而真实，文字准确而流畅，在工人作者中间，他并不是才华洋溢的，但在文章组织和文字修养方面，他好像经过正规的训练。他产量多，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作家。
五十年代中期，文艺界的风浪起伏以及同伴们的跌坠伤残，使阿凤的写作更加严谨小心起来，与他的为人极为相称。他的作品，主要是歌颂，他不去接触特别奇特或特别重大的题材，他所叙述的常常是一个普通工人或是普通的工人家庭的生活。
孙犁先生说，阿凤所唱的，可以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太平歌词。他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尖端作品，也不是这一时代的天才作品。但它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方面的真实记录，或者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他本身的经历，对他周围的生活的左规右矩的画图。他在艺术上是孜孜不倦的，认真努力，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才有了今天的收获，进入艺术的殿堂。
孙犁先生还说，我和阿凤，文字之交已经有30年了。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读着阿风的作品，感到朴素自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思无邪”的。
孙犁先生写阿凤恰如其分。
1975年我在老《新港》杂志社学习时，阿凤已远离了写作，当了编辑部副主任。其实，在我看来，他只是担个虚名儿，除了参加编务会，他没有具体的管辖范围。他不争权，不计较，没有架子。他是领导，但不干领导的活儿，天天和编辑一样不声不响埋头看稿子。
他和顾芳、褚建民一个房间，我们休息时愿意到他们屋坐坐，愿意和阿大爷聊天。
阿凤乐观、豁达，也很精细。他穿戴与常人一样，自奉极薄夏天随身多一顶草帽。他天天提着一个自己缝制的蓝布书包，赶公车随着众人一溜小跑，天天到编辑部最早。他的蓝书包，早晨提饭，下班后装些破信封烂纸头，回去备着生火。
阿凤爱说笑话，我们也爱听他的笑话。休息时，他屋里总是一片笑声。他的笑话是他编的，但每次讲，都有新发明，新创造，新细节，新语言。
顾芳矜持，听阿凤讲笑话，只是抿着嘴笑。顾芳听的遍数多了，间或慢条斯理地给他更正，更正就更正，阿凤哈哈一笑，按顾芳更正后的重新再编。
他自嘲，讲他早年的婚恋。他和妻子相亲时，故意戴一副墨镜，头顶着礼帽，帽檐儿压住眉梢，站在老远，相互打了个照面，就算定了亲。结婚时，因为家里穷，接亲时用的是没底的轿，轿夫抬着轻快，轿子悠得像浪里的船，颠颠颤颤。妻子怕露出脚，在轿里高抬脚迈小步，一溜小跑，到家后一身大汗。阿凤讲得形象生动，常有动作佐证，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可阿凤不笑，我看他眼角有晶亮的东西在跳。
他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和妻子去看电影，五点多的电影，没吃晚饭，他让相濡以沫的妻子开开洋荤，就下狠心，毅然决然地买了面包。当时买面包是很奢侈的，妻子用手帕将面包包严包好。电影开映时，电影院里漆黑一片，妻子悄悄拿出手帕里的面包，小心翼翼地吃，不敢出声音，怕叫旁边的人听见笑话。吃着吃着，就不断地吐核儿，轻轻地吐在手帕里，小声地在阿凤耳边说，面包里有核儿。阿凤心里一愣，看见妻子不吃了，将剩下的面包包在了手帕里。电影放完，散场灯亮。在没人处，妻子轻轻打开手帕，用手使劲捏捏手帕中的核儿，大吃一惊，原来都是上好的葡萄干。
包袱抖得很响，有点儿马三立的味道，逗得大家又是哈哈大笑。
阿凤的诙谐和幽默，是带着苦涩的，是阿凤把世间的事体，看得通体透亮的诙谐和幽默。
阿凤看稿改稿，眼光的独到和操练的纯熟，是编辑部公认的。他手中的一杆红毛笔，能把一篇万把字的小说，勾成小小说，把小说的魂勾出来，把筋脉铺排开，看着没有痕迹，没有缝隙，浑然一体，让作者心服口服。
我发表在当时《天津文艺》上的第一篇散文就是阿凤给勾出来的。
阿凤对作者耐心，尤其对工人作者耐心。他说工人作者写一篇东西不容易，有基础的一定让他改好，发一篇，他就会有信心，就有可能成为好作家。
从《新港》到《天津文艺》，阿凤在这块园地上，耕耘了几十个寒暑。从这个园地走出的很多作家，都会永记住阿凤的培育之情。
阿凤的一生，既是作家的一生，也是编辑的一生。
我们记住作家阿凤，也要记住他的编辑生涯。
至今阿凤在我的心里，仍是活时的情景，他的蓝书包，他的红毛笔，他那前倾的步态，还有他的幽默和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