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公映了，这是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那时哪像现在，隔三差五就有一部新电影在院线推出，稍不注意，自己已经错过了十数部新电影。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可能上映一部新电影。那时，也没有首映式，没有电视帮忙宣传，只有等到新电影变成了老电影，电台才会播出录音剪辑。那时，有报纸，只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连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也被迫停刊的。仅有的几张报纸，也只有区区四版，只做喉舌之用。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新近将有新电影公映？多半是电影院的美工将新画的宣传画覆在上一部电影已被风雨侵蚀得灰蒙蒙一片的宣传画上后，我们开始在报纸的报脚上寻找放映信息，决定去看哪一天哪一场哪一家电影院的点一个。一般我们会提前买好电影票，实在要买当场票的话，得碰运气。那时一张电影票虽然只需区区8分钱或者1角钱，但对那时的父母来说，满足孩子看一场电影的愿望，也是很吃力的，我得到一张免费去福州路汉口路口的市府大礼堂看新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票子，自己欣喜若狂，爸爸妈妈也很高兴，弟弟则很眼馋。
电影的开映时间是傍晚5点半，我们学校得到电影票的同学在主管红小兵工作的罗桂恒老师的带领下，比放学时间早了半小时趾高气昂地离开了学校。从我们学校所在的江浦路去市府大礼堂，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我们可以在东茭白园路搭成22路到通北路换乘17路，车费是4分加7分，罗桂恒老师说我们步行去17路终点站吧。没有人有疑义，我们宁愿走路把省下的4分钱换一根棒冰解解馋也是好的，何况，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爸爸只给我1角4分钱，他就没打算让我换车。
总有10来个人吧？我们紧紧地跟着罗桂恒老师往通北路去。有几个住在兰州新村的同学表示他们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17路终点站，就是中间有一道铁门有时候会锁掉。罗老师沉吟片刻，说，我们还是走大路吧，不然门锁了再回头时间就紧张了。没有人反对：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新电影的电影票，去迟了看不到开头，多亏呀。
17路终点站附近有一家民光被单厂，我们赶过去的时候正好早班下班时间，17路终点站排着长长的等车队伍，所以，始发的电车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
从通北路到市府大礼堂，17路要沿着周家嘴路到四川北路，到了北京东路后拐弯，到了江西路后拐弯，穿过南京东路、汉口路就到了。我们很少乘坐这么长路程的公共汽车，有同学开始小
那时哪像现在，隔三差五就有一部新电影在院线推出，稍不注意，自己已经错过了十数部新电影。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可能上映一部新电影。那时，也没有首映式，没有电视帮忙宣传，只有等到新电影变成了老电影，电台才会播出录音剪辑。那时，有报纸，只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连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也被迫停刊的。仅有的几张报纸，也只有区区四版，只做喉舌之用。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新近将有新电影公映？多半是电影院的美工将新画的宣传画覆在上一部电影已被风雨侵蚀得灰蒙蒙一片的宣传画上后，我们开始在报纸的报脚上寻找放映信息，决定去看哪一天哪一场哪一家电影院的点一个。一般我们会提前买好电影票，实在要买当场票的话，得碰运气。那时一张电影票虽然只需区区8分钱或者1角钱，但对那时的父母来说，满足孩子看一场电影的愿望，也是很吃力的，我得到一张免费去福州路汉口路口的市府大礼堂看新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票子，自己欣喜若狂，爸爸妈妈也很高兴，弟弟则很眼馋。
电影的开映时间是傍晚5点半，我们学校得到电影票的同学在主管红小兵工作的罗桂恒老师的带领下，比放学时间早了半小时趾高气昂地离开了学校。从我们学校所在的江浦路去市府大礼堂，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我们可以在东茭白园路搭成22路到通北路换乘17路，车费是4分加7分，罗桂恒老师说我们步行去17路终点站吧。没有人有疑义，我们宁愿走路把省下的4分钱换一根棒冰解解馋也是好的，何况，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爸爸只给我1角4分钱，他就没打算让我换车。
总有10来个人吧？我们紧紧地跟着罗桂恒老师往通北路去。有几个住在兰州新村的同学表示他们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17路终点站，就是中间有一道铁门有时候会锁掉。罗老师沉吟片刻，说，我们还是走大路吧，不然门锁了再回头时间就紧张了。没有人反对：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新电影的电影票，去迟了看不到开头，多亏呀。
17路终点站附近有一家民光被单厂，我们赶过去的时候正好早班下班时间，17路终点站排着长长的等车队伍，所以，始发的电车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
从通北路到市府大礼堂，17路要沿着周家嘴路到四川北路，到了北京东路后拐弯，到了江西路后拐弯，穿过南京东路、汉口路就到了。我们很少乘坐这么长路程的公共汽车，有同学开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