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局外人》和其它
2018-06-25 10:18阅读：
关于《局外人》和其它
我们这本书把加缪的《局外人》和《堕落》放在了一起，还有他那篇很著名的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从《局外人》到《堕落》，再加上他在“西西弗斯”这篇随笔里通过西西弗斯这位神话传说人物的命运所阐述的，很可能足以构成他对人，主要是个人生活以及命运的思考的一种格式塔。无论怎样，想来他这种思考至今也没有失去意义和效果。关于人的生活和命运，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话题。这个话题，这样的探讨与思索，可能再过一百年也不会因失去意义而消失。
一
关于自己的代表作“局外人”加缪如是说：
“很久前，我曾用一句话——我必须承认，这句话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悖论——来总结《局外人》；在我们社会里，一个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他就会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我想说的只是书中的主人公之所以被判死刑，仅仅因为他没有参与游戏。就这个意义来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局外人，他在流浪，处在边缘，在私生活之镇上，独自一人，只听从身体的需要。正因为如此，读者一度将他看做一个边缘人。”
注意！是“危险”，而非事实。这种死刑也许根本就不是生理上而是道德和心理上的。但有时候却会比前者的伤害更重，更深刻和更残酷。而“游戏”体现为一种约定俗成规则下的行为模式。
加缪否定主人公
的边缘状态，而一定要当其为“局外人”。不知道是翻译出现的问题还是加缪本人对自己塑造的人物认识上的问题。默尔索这个人物的处境更像是一个处在边缘上的人物，因为尽管作为作者来说，他想要做到的是将其局外化，也许是想借主人公的行为来表现一种自我驱逐，对游戏的拒绝参与。但他首先能做的就是对规则的违反，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局外化，而是身处局内，无可奈何。所以我更愿意将其当做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只是边缘是被迫的，却一样还要接受规则的约束。
不过我们能够想一想，默尔索究竟为什么不愿参与这个游戏，也许我们能够得到关于这个人物的更明确的概念，更加能够符合作者原初的想法。答案很简单，他拒绝撒谎。
这让我想起前天的一次谈话，关于人为什么要撒谎，以及撒谎的必要性所在。
“撒谎，不仅仅是指说出实际不存在的东西，也包括——并且尤其如此——说得超出实际存在，如果有关人的灵魂，那么就是说超出人的实际感受。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每天，为了简化生活，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默尔索和他表现出来的正相反，他不愿简化生活。他是怎么样就怎样说，他拒绝为自己情感戴上面具，于是社会感到受到了威胁。比如说别人按照习惯的表达，问他是否为自己的罪行感到遗憾。他回答说：与其说感到遗憾，他更觉得厌烦。就是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就送了他的命。”
因此对我而言，默尔索想成为一个局外人，但这不可能，人们不允许他这样，不允许他以一位不相干的人的身份从一旁观看并审视谎言和荒诞的行为本身，所以人们会在每一个时刻都提醒他：你不是一个局外人，不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你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你只能是一个处在游戏范围内，被卷入游戏里的人。无论你承认还是否定，都无济于事。所以默尔索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触犯这个他不想参与的游戏的规则，为此被迫受到惩罚。是的，他杀人了，但那不是他的本意，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去伤害谁。他就好像是不小心踢翻了、踩碎了一件东西，一件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在意的物什，因为对于他这样的东西毫无价值和意义。但这没用，他必须受到规则的惩罚。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局外人，也许说他是一个想要做、并自以为能做到一个局外人的人更恰当！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得到的只是被边缘化的结果，否则游戏规则就没必要去惩罚他。
这是个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另外一些故事；比如堂吉诃德，比如卡夫卡的《城堡》，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等。最后还有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是他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就这个意义而言，普罗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的那个人物也是一样的。当然，我这样说其实也是在涵盖自我。我想成为一名局外的人，我不想参与所有这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游戏，但我做不到，因为我做不到完全独立，即便我不想，我也首先得有不想的对象。于是除了作为一个被边缘的人以外，别无选择。
这一切显得很荒谬，也很吊诡。是的，如何能和马洛·摩根的澳洲沙漠原住民那样呢？即便就是那样，不也一样是需要遵守另一种规则，接受另一种模式吗？我面前有一大堆的各类书籍，举目看到的就是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汉书》，还有贾平凹的《废都》。它们之间看上去毫无关联可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这些书籍所记载或说是营造的其实是相同甚至是一样的东西。伽达默尔说：历史的书写就是为了每一个时代人们的需要，所以历史是可以被无限度书写的。的确就是这样。
二
关于《堕落》。更多应该关注的是冷嘲热讽背后的反讽，而不是其它。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普洛斯特的回忆的反讽，因为作者在小说中一样反复强调了“记忆”。另外，尽管作为一篇小说作品，《堕落》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不符合传统的以情节为主体的小说形式，但却十分精彩，尤其是它的言说和语言氛围。
在这里，作者所指的“堕落”究竟是什么？其实这应该是在基督教文化传统里，而不是在“西方文化传统”里，对此一定要做出区分。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堕落”本身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作为一个形容词而非动词，这个概念几乎构成了整个基督教哲学的起点。因此，在作者这篇小说里，我们甚至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它诞生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是不是二战后，是不是在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罪行之一”之后。唯一的联系是在于人类是身负着“原罪”的物种，同时又是被看作是“选民”的。
因此，作者把人类的法官比喻为“忏悔者”，而不是接受忏悔者；因此，才会这样说，说“当宗教在树立道德、宣布戒律时，就已经犯下了错误。这一点请您相信我。对于确定罪状，实施惩罚，上帝是不必要的。在我们自己的帮助下，有我们的同类就足够了。”而说出这番的话的人，在小说中作为讲述者，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具有强烈讽刺意味地揭示了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的弱点与残疾。也许作者认为这是弱点，但谁又知道这不是这个物种的本性，不是因为最初的逻辑起点来自那个“原罪”的缘故呢？否则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总可以找到律师为罪犯辩护，但为无辜者辩护却只是有时能找到。”
作为一个文本，《堕落》在文体上没有必要纠结，需要在意的是它的意指。所有通过讲述者所讲述出来的经历，以及所表达的价值观，构成的是不是也是一种“局外”的现象？或者说“堕落”的根源恰恰正是对局外可能性的无一例外的恐惧，因此而来的挣扎？而作者一直都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一员，那么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的“堕落”的本质是不是就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
“有什么办法，在孤独中，再加上疲惫，人很容易把自己当做是预言家。不管怎样，这就是我，栖身荒原，那里到处是嶙峋的乱石，大雾弥漫，污水横流，这就是我，平庸时代的空虚的预言家，没有使命的以利亚，烧得浑身发烫，满肚子都是烧酒，靠着腐朽发霉的门，手指着低矮的苍天，满嘴是无法无天的诅咒，不能忍受任何的审判。”
据说加缪的这篇《堕落》是对他那个时代西方知识分子，还有他的同胞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质疑。但当人们以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就已经注定了他的这篇作品至少在潜意识上，是对《局外人》开始的思索的延续。至于是不是“荒诞”，如果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诞的话，那也无所谓“荒诞”了。因此，不得不说桑塔格说的有相当道理：“但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三
我们需要通过这两部小说看到加缪阐明了什么呢？如果说一个人就像一个事物，想要在世界中保持自己尽可能的纯粹的话，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拒绝”，另一种是“同流合污”——如果当生活是不纯净的话。这两部小说的写作年代相距了近15年的小说，分别描写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也就是说采取的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是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对生活的态度与参与方式发生的变化。《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是拒绝参与，而《堕落》的主人公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他参与，但是是带着市侩的态度和意识参与。前一种是纯洁的无知，而后者是全知的庸俗。
如果说加缪“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的话，那么这中阐明一定是他在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话”里所写道的：
“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至于其他，他知道那都是他自己的岁月。”
这也就是说：你的命运是通过“焦点”与“区域”来构成的；当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这个“焦点”时，构成“区域”的社会、他者，当然也包括了环境才是我们命运的要素。是这些形成的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而这样的“命运”绝非名词性，而是动词性的；并且我们都是被迫的“命运”的对象。因此，真正“局外人”不可能是我们自己，而只能是“命运”。就像神对于信众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审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