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想起了东北老家
2024-02-12 15:58阅读：
除夕夜，想起了东北老家
日子过得快，除夕夜，那五颜六色的鞭炮都已经在大人小孩的手中各就各位，就等着新年的钟声响起。一个年头又在不经意间过完了。
儿媳妇带着孙子一个月前到广东中山儿子那儿团聚去了，今年春节只有我和老伴在海南。
和以往一样，过节没有刻意做什么准备。如今日子过得自在，只要要求不过分，平日里想吃点儿啥喝点儿啥，都能做得到，要过年哪天不能过？三亚这地方一到春节又人潮汹涌，车流澎湃，物价如猛虎，蹦着高往上窜，像我们这样的候鸟型，没有必要非凑那个热闹。年前多采购些，大年三十，老伴略施身手，精心炮制了几个小菜，上桌时酒杯一捏，满酎两盅；煎炒烹炸蒸煮烤不必都上，弄多了吃不完，凉的热的加一块儿，最多也就精选五样六样，筷子一动，舌尖一伸，也是一顿让味蕾大享其福人们难以忘怀的年夜饭。
待夜幕降临，又是春晚节目，又是短信往来，中间儿子又电话告知要视频，于是在地动山摇的鞭炮声中，又是惊讶又是笑地观看小孙子一顿子精彩的“现场表演”，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
饺子是必须吃的，三鲜馅，上午抽空包的，就等着时辰一到下锅煮了。你别说，胃口还真好，在电视里的祝福声中，两个人又兴致勃勃地吃了一大盘。
因此想，尽管这年过得简约，但程序是一个没少，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的，所以心里也满踏实。
然而到躺在床上时，回头滤了一遍，恍惚间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于是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小时候在东北农村过年时的情景。
农村过年可是百姓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对于小孩子来说，尤其是最大最大、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过年了，脱去旧得不成样子补得不成样子的衣服裤子、穿上妈妈刚给做好的新衣新裤新鞋子，心里别提那个美！这且不说，就那好吃好喝好玩的，一年差不多也就这么一两次，平日里那是想都不敢有这些想头的。
一年365天，就这等一次半次数得着的机会，你说能不是“最大最大最重要最重要的事”，能不在心里记得牢记得实诚吗！
记得牢靠记得实诚的，不光是那结果，还兼有那让人无法忘怀的过程。
先说说过年杀猪吧。
杀猪算是老百姓过年中必做的事之一。我们北方那儿，老乡不管穷富，再不济，差不多哪家也都要养头猪。农民养猪不用花钱买饲料，平时伐米剩下的米糠、磨豆腐剩下的豆渣，菜摘采后剩下的烂菜叶子，吃完饭后锅碗瓢盆洗后的刷锅水，再加上手脚勤快的小孩到大地里捡拾来的野菜，这些都是极好的猪饲料。
猪养到帮年根，大约有了百儿八十斤重，该杀了。杀猪是个大节目，操刀手是专门请来的，农村有专门干这活的。杀猪的时候，小孩子都纷纷跑到旁边看热闹。还在大人们七手八脚将猪捆扎起来的时候，大铁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的时候，小孩子们就知道，今年过年有猪肉吃、有猪血焖子吃了。
你想想心里头那个兴奋劲儿！
不是所有人家都能吃个满嘴流油的，家里太穷的，虽说往往也有个猪杀——不杀猪，那一年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靠什么？然而猪杀完了，肉差不多也让人分光了，给家里人、给孩子们剩下的，差不多就只有一个猪头一副猪下水。小孩子盼了一年，就只盼来三块两块猪头肉、一截半截肥大肠。即便如此，也是高兴得不行，毕竟是闻到了肉味——谁让咱家穷来着，穷人有穷过法，穷过法有个穷心态。
我们家倒还行，在屯子里算个小小康，一般来说，杀出的猪肉往往多一半留给了自家。
最先吃到嘴的是猪头肉。猪头煮好了，猪头肉拆下来了，最最先受用的，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儿，我那慈祥的老奶奶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我——她的宝贝大孙子。
猪头肉吃到了嘴，其实在这之前，各种各样的小吃就已经差不多塞满了肚子——用白面裹上点什么炸出来的果子、用粘面合上糖再粘上黄豆面做出来的“糖耐股”，等等，待到猪头肉拿来时，小孩子已经吃不下去几块了。
猪肉炖粉条？那是个主菜，到上桌时方端出来。
什么粉条？红薯粉条，又劲道、又滑溜，不掺半点假的；我们那儿红薯多，那玩意不稀罕。
西屋我二爷是做粉条的里手行家，和好的粉坨子放进特制的木盒子中那么一压，细细的粉条就出来了。下面是盛满水的大锅，粉条进到水中，随后捞出来，挂到院子当中的绳子上，一排又一排，像是一帘帘瀑布，煞是好看。
年夜饭之前都有什么程序？年夜饭之前，该做的，诸如上供，诸如点香，祖宗、神仙都有份的，谁都拉不下。大门上的对联、窗户上的剪纸更是忘不了贴。对联是我爷爷写的，爷爷是个乡里的秀才，解放以后当小学校长，十里八屯出了名的。爷爷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毛笔字，对联之类福字之类自然都出自他老人家的笔下，不只是自家用，还要分送给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剪纸是奶奶剪的，奶奶来自镇上的一个富裕人家，自小教导有方、训练有素，剪工十分了得。奶奶剪出来的剪纸，精巧活泼、妙趣横生，大家都非常喜欢。总之是过年的诸事大人们都做得有条不紊、面面皆到、尽善尽美。农村过年那五花八门的程序，不会有丝毫遗漏，如此，才能静下心来，年夜饭才能尽情地、热火朝天地开席。
家里人口多，祖孙三代，不，祖孙四代，从我这儿往上数，直数到我的太爷爷太奶奶。
上至八九十岁的太爷爷太奶奶，下到还没到上学年龄的我，四代人欢聚一堂，四代人围坐在烧得热热乎乎的土炕上，围在炕桌前，举杯共祝新春佳节。看吧，你伸筷子我动勺子他端碗，一边吃喝一边说笑一边唠嗑，你都想不出那个热闹劲儿！
你问我们小孩子那时有没有什么水果吃？
水果是有的，不过不是摆成盘、码成框，我们那儿盛产秋白梨，到了冬天就成了有名小吃“冻秋梨”。
没有冰箱，那时城里人也没有，好像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有。但老百姓人人都享受有天然的大冰箱——到了大冬天，大人们将秋白梨装在筐子里放到房顶上，秋白梨一个个就冻成了冰疙瘩，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名小吃冻秋梨”。
冻秋梨就放在房顶上，孩子们想吃了就爬到房顶上拿下几个，用水缓一缓，冻秋梨里的冰被“拔”了出来，像一个厚鸡蛋壳箍在梨的四周围；敲掉冰壳，吃里面的冻梨，是又冰凉又软和，甜丝丝的又带点儿酸味，那口感好极了。
冻秋梨毕竟少，差不多也算是个半稀罕物，冻红薯就不一样了。红薯在我们那儿多的是，一直到公社化时，一斤还只值2分钱。大人们将红薯蒸熟，装在大筐子里，也是放到房顶“天然大冰箱”里去冻。
北方的寒冬腊月，地里的庄稼连同高粱茬子苞米茬子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地垄沟被皑皑白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像是威武的士兵穿了一件厚厚的铠甲。房顶上箩筐里的熟地瓜早已经被冻得蹦蹦硬，小孩子什么时候馋了，只管上房随手取之，大人是从不管的。
冻红薯对孩子们的诱惑，不亚于任何一种别的食品，对于农村小孩子来说，大冷天吃冻红薯，那也是“津津有味”、“香甜可口”、“爱之有加”的呀！
别说冻秋梨冻地瓜，就是水缸里冻得有差不多半寸厚的冰，也是那时候孩子们最得意的“食品”之一。
和现在的孩子当然不同，现在的孩子一年四季都有得冰激凌吃。不但夏天吃，大冬天也喜欢吃，而且据说冬天似乎兴趣还更大些，想那情景，仿佛是就要和老天斗一斗狠似的。
我们小的那时候，冰激凌没得吃。别说没得吃，那时就没有什么冰激凌，就没有冰激凌这个称谓，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到了冬天，冰是不缺的，而且可以“信手拈来”——只要抄起菜刀，在冻了一层薄冰的水缸里随便敲下一块，送到嘴里，咯嘣咯嘣地一顿大嚼，那就是过了“冰激凌”的瘾了，那就比现在的孩子吃冰激凌还上劲、还有气势了。
你又问农村里有没有些什么娱乐活动？
有呀！踩高跷子扭秧歌。
扭秧歌人们见得多，踩高跷子人们见得也不少，如今在城市的广场上、在中央台的电视节目里都还时有出现。但真正农村人在庄屯里踩高跷子扭秧歌见的人肯定就少：那是一帮子大老爷们小媳妇们，就那么随意地在后脑勺上加上一个卷儿，脸上一边涂上一个红蛋蛋，两个耳朵各坠上两个红辣椒；就那么随意地登上一副自家做的粗糙的高跷子，也就那么随意地将家里的大红花被面裹在身上。然后，手中的棒槌一抖动，粗的腰瘦的腰蛮的腰细的腰一齐扭动，高跷子秧歌就舞了起来。没有多么细致的技巧，要的就是那份潇洒，那份狂热，那份尽兴；要的就是那四周围的围观者一个高兴，老老少少乡亲们一声喝彩！
我们这样的小孩子的欣赏水平、审美水平肯定没有那么高，但我们也能看出谁个舞得出众，谁个舞得欠火，见到那自己满意的，我们也会跟着拍手跟着激动跟着喊叫几声。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我们小孩那尖细的的嗓音的刺激，总之我们发现，我们叫喊了之后，那舞者似乎更为卖力，那舞步似乎更为洒脱，那身姿也似乎更为舒展。到后来，场内场外、舞客看客们就搅成了一团，已经分不出谁是什么身份、什么角儿了。
想得太多、也想得太远了，天南地北、乱七八糟，这思绪，想收都收不回来。有意思的是，有时连时间和空间都乱了套，一件事刚想了头儿，小孙子那好笑的举动、那逗人的神态又闪现在眼前，那咿咿呀呀让人半懂不懂的话语又回响在耳边，让我的心一阵阵喜滋滋，又一阵阵呆愣愣，那后面故事如何地续法就全都忘了。
啊，离开老家多年，老家水缸里的冰块吃不着了，或许能吃着也嚼不出那个脆生生的响声了，嚼得出那响声也肯定没有兴趣去嚼了；老家房顶上的冻秋梨也不知还有没有了，即便是有，怕也不会感觉有什么甜蜜的滋味了；即使是那猪血焖子、那油炸果子，那粘了一层黄面的糖耐股，也算不上多么好吃的食品了，也不会那么迫不及待、馋的嘴角流哈喇子了，等等，但那时那刻的情景，那时那刻的物件，那时刻老老少少的音容笑貌，几十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想起来还是那么地撩人。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如我？那些退了休的、当了爷爷奶奶、大冬天跑到海南来的候鸟们是否也如我，闲的没事，还去想这些个有个头没个脑的事儿？
嘿！这大过年的。
海南三亚近水阁
作者沈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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