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比•迪克情结
2006-10-31 06:02阅读：
客观说来，发生在太平洋上的珍珠港袭击，并没有造成美国人的心理创伤，相反，却激起了他们在道义上的责任，其情景一如法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引导人民》那样的同仇敌慨，从而使美国在二战中的参战，成了当年独立战争的精神编篇。
然而，以大西洋上的捕鲸为背景的小说《莫比'迪克》，由于阴差阳错的写作方式从而阴差阳错地被当作美国精神的标记之一，却刚好折射出了深藏于美国文化心理之中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正如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心理创伤，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无意间所触及到，乃是美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难解的情结。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在这块新大陆上形成的美国文化是色彩斑阑的。其中有两个故事，对后来的美国文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一个是避难移民的故事，最早始于英国的宗教难民，后来构成了美国的移民传统，以致整个美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移民文化。另一个是英国作家笛福的小说《鲁宾逊飘流记》中的鲁宾逊和星期五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隐喻意味几乎涵盖了数百年的殖民历史，其中也包括美国历史上的早期殖民时期。就笛福小说的那种隐喻性而言，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实现了来到美国的鲁宾逊从当年的宗主国大英帝国的统治底下的最终独立、从而使开始当家作主的美国绅士们脱下了身上的鲁宾逊外套，与他们的鲁宾逊角色道别；第二次则是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的美国精英人物及其美国民众，将所有从非洲贩运到美国的“黑色星期五”从他们的鲁宾逊主人的奴役底下彻底解放了出来，还“黑色星期五”以自由。这两次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次战争以人的自觉和人的觉醒、结束了以鲁宾逊为象征的殖民时代，第二次战争则以自觉的历史意识和人文意识、在美国本土内结束了历史上的鲁宾逊对星期五的奴役。这是美国比欧洲在历史上获得先机的地方，即最早结束鲁宾逊和星期五的历史故事。当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的时候，全世界的殖民运动还正在兴头上，欧洲的许多鲁宾逊们还在为如何驯化亚洲一些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星期五”而头疼不已。
在此提及鲁宾逊和星期五的历史故事，也许会使某些西方人感到尴尬。这与其说是这个故事本身太令人难堪，不如说是西方人至今没有做出深刻的历史反省。鲁宾逊和星期五的故事的隐喻性，并不仅仅在于鲁宾逊的优越感，而且更在于鲁宾逊的这种优越感已经成了一种下意识。当麦尔维尔在构思他的《莫比'迪克》的时候，很
难说这样的下意识没有在他的创作过程中起作用，很难说那条白鲸不是星期五，虽然场景由荒岛变成了大海。作为二个象征性的形象，鲁宾逊是绅士和强盗的组合，星期五是奴隶和反抗者的组合。正如鲁宾逊的绅士部分可能会演变成类似于华盛顿、杰佛逊那样的文化精英和政治领袖，星期五也并非始终像小狗小猫那样一味的服从和驯顺，而一旦星期五变得不驯服了，那就有可能变成不愿束手就擒、不愿向阿伯船长就范的那条叫做莫比'迪克的大白鲸。尤其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印弟安人，几乎就是与那条大白鲸处境相仿、命运相近的星期五。
毋庸置疑，麦尔维尔在构思《莫比'迪克》时并非一定想到过鲁宾逊和星期五的故事，并非一定想到过当初来到美国的欧洲征服者们与美国印弟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但由于这部小说本身带有浓重的寓言色彩，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故事作象征，就很值得推敲了。
从小说本身的叙述和大段大段的独白来看，麦尔维尔的创作热情在于对莎士比亚的模仿，在于以小说的方式成为又一个莎士比亚。但麦尔维尔选择的故事，却是捕鲸，却是一种很值得人类反省的捕猎行为。阅读《莫比'迪克》假如仅仅阅读其中的一个个片断，不读其整个故事，读者也许真的会被那样的激情所打动；虽然那些文辞大都是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模仿，但也不失为激动人心的阅读。但只消读一读整个故事，读者就会发现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疑点，在阿伯船长那一声声李尔王式的呼喊和一次次哈姆雷特式的独白背后，呈现出的为什么会是一个捕杀大白鲸的故事？而不是李尔王式的绝望？而不是哈姆雷特式的无奈？
这可能是小说《莫比'迪克》最令人遗憾的致命伤，将哲学家式的沉思冥想和古希腊悲剧英雄的浪漫激情，强加在一个捕猎者的头上。冥冥之中的命运，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大白鲸和阿伯船长的那条捕鲸船，在小说中被称之为二具灵车。但事实上，按照小说所呈现的画面来看，最可能成为命运象征的，恰好是变幻莫测的大海。假如当初麦尔维尔将大海作为命运的象征，将阿伯船长与之搏斗的对象改为大海，那么他想要抵达的深度和高度，几乎全都成立了。但他选择了白鲸。那条白鲸是无辜的，就像无辜的印第安人，就像在殖民时代无数个无辜的星期五。
麦尔维尔的这个选择，也许会使D'H'劳伦斯那样的作家欢欣鼓舞，因为劳伦斯本人的小说通常以欲望的满足和欲望的实现为基点。与阿伯船长和大白鲸之间的捕杀场面非常对称的，是劳伦斯笔下的那个守林人对恰特莱夫人的肆意奸淫情景。劳伦斯小说的不同凡响在于，作者有本事把守林人粗鄙的欲望不动声色地转嫁到一个贵夫人身上、就像给人家吃了发情药，然后再以贵夫人自己投怀送抱的方式、让守林人实现对作者在下意识里垂涎已久的贵夫人的奸淫。小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那种守林人式的欲望，与中国作家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的阿Q对秀才娘子宁式床的心驰神往，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倘若说劳伦斯小说十分下流的话，那么其下流并不在于如何细致地描写了性交，而是挖空心思地把有教养的贵夫人塞到守林人那样的粗男人的胯下。这样的作家对《莫比'迪克》表示激赏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奸淫和捕杀，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欲望，但彼此却是息息相通的。说穿了，劳伦斯的《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也是一种捕猎，只是把捕者和被捕者的关系倒过来写罢了。
相比之下，我所尊敬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伯罗姆面对《莫比'迪克》这部小说时，虽然极力赞赏，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某种不知所措。这位《西方经典》和《天才》二著的作者，在评论其他经典作品时，驾轻就熟，才气横溢。尤其是在论及《包法利夫人》时有关伊阿古式叙述的评析，令人拍案叫绝。然而，这位大评论家一说到《莫比'迪克》时，就有些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一会说阿伯船长是个麦克白斯式的人物，一会又说阿伯船长不是麦克白斯，而是美国式的普罗米修斯；一会说阿伯船长是个魔鬼，一会又说阿伯船长是个半神半人式的英雄。最后又索性把阿伯船长与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和麦克白斯这四个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主角，统统比作了一处。（详见哈罗德'伯罗姆《天才》一著，有关麦尔维尔一节，307页到308页）如此唠叨了老半天，他最后又不得不承认，阿伯船长就像麦尔维尔本人一样，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既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又凭什么成为美国式的普罗米修斯呢？美国并不完全是由捕猎者组成的国家，不仅绝大部分美国人是基督徒，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早年到新大陆来避难的清教徒。
十分有趣的是，哈罗德'伯罗姆在论说时，引用了一个他称之为基督徒的英国诗人W'H'奥登对《莫比'迪克》的评论。奥登一语中的地说道：“
事实上，阿伯的整个人生是他明确地背负了一个他并没有被要求背负的十字架。（'His whole life, in fact, is
one of taking up defiantly a cross he is not required to take up.'
）”（转引自《天才》第307页）奥登相当含蓄地暗示了，阿伯的真实人生与小说作者让阿伯所承担的精神内容，是不相符合的。因为阿伯的真实人生，乃是当年许许多多美国东海岸捕鲸者当中的一个。由于那时的鲸鱼油在整个世界市场上的价值，导致美国东岸的捕鲸业极其发达。据说每天有九百多条捕鲸船在海上作业。（参见《文学大师讲稿》（The
Lesson of the Masters）
有关《莫比'迪克》一章，第203页到220页）正如打猎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当年美国东岸的捕鲸也同样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谋生手段。然而，谋生是一回事，将此作为文学作品的基点又是一回事。要是按照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原则，无论是麦克白斯的野心，还是克劳狄斯的弑兄篡位，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鲁宾逊较之于星期五那种在文明程度上的优越感，当然更是顺理成章的。但文学和达尔文的学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与打猎谋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麦克白斯不会被写成如同《莫比'迪克》小说里的阿伯船长，哈姆雷特也不会被置于“莫比'迪克”的境地里。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原则不是物竞天择，而是展示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悲剧以及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假如按照莎士比亚的审美方式，在《莫比'迪克》小说里，真正的悲剧主角与其说是阿伯船长，不如说是那条无辜的大白鲸，莫比'迪克。也即是说，故事的真相在于，是阿伯船长在追杀莫比'迪克而不是相反。这就好比在《哈姆雷特》的故事中，是篡位的国王杀死了王子的父亲，从而导致王子面临着是否要承担替父亲复仇的义务的选择，而不是王子为了要追杀国王而制造出国王弑兄的故事。无论《莫比'迪克》的作者如何为阿伯船长寻找追杀大白鲸的种种理由，无容置疑的事实却是，在阿伯船长和莫比'迪克之间，船长是追杀者，鲸鱼是被追杀者。不是鲸鱼的存在妨碍了捕鲸者的生活，而是捕鲸者的捕杀在威胁着鲸鱼们的生命。因此，任何把阿伯船长那样的捕鲸者写成受难者或者受害者的方式，都会好比把篡位的国王写成殉难者一样，是难以成立的，是人为强加的，或者说，是达尔文式的，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D'H'劳伦斯尽可以把守林人对贵夫人的占有欲反过来写成是贵夫人对守林人的需求，因为劳伦斯小说本身不过是欲望的发泄罢了。但麦尔维尔却不可以把追杀鲸鱼的阿伯船长，反过来写成一个被命运追逐的哈姆雷特式人物，因为麦尔维尔确实向往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精神追求，而不是在阐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原则。
麦尔维尔的这个失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捕猎者的下意识流露。虽然人类的捕猎具有某种自然界的生物链意义上的合理性，就像狮子老虎之类的肉食动物靠捕杀小动物为生一样，但人类毕竟不是凶猛的狮子老虎。物竞天择的原则，在生物学上和动物学上是成立的，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却是罪恶的。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记，就在于人能够反省自己的生存方式。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他那部著名的纪录片《裸露与凶残》里，仅仅从孩童追逐小动物的细节上，就敏锐地反省出人类对动物的捕杀，反省出荷枪实弹的文明人对手无寸铁的土著人的追杀。可是，麦尔维尔却没有就捕鲸发现这个行当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精神是多么的不相协调。把一条无辜的鲸鱼假设为具有死亡意味的命运，这是很不文学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不管作者由此寄托了多少哲学思想，也不管阿伯为此作了多少哈姆雷特式的独白，只消举出《裸露与凶残》里孩童追逐小动物的细节，就足以推翻麦尔维尔假设在文学上的全部合理性。
然而，麦尔维尔的假设，也确实不是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而是现实生活和美国历史的一个折射。因为捕猎确实是人们的一个谋生方式，因为美国历史上确实有过捕杀土著的史实。从欧洲来到新大陆的冒险家们，不仅捕杀过美国的土著印弟安人，而且还从非洲捕捉过无以计数的黑人贩运到美国，成为鲁宾逊们的奴隶。鲁宾逊在美国的历史角色是双重的，鲁宾逊式的绅士人物，创造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美国社会；而鲁宾逊式的强盗面目，却在美国留下了以所谓火与剑来掠夺致富的斑斑血迹。
也是这样的历史原因，小说《莫比'迪克》会成为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文学经典，就连哈罗德'伯鲁姆那样的大评论家也未能免俗。这种对捕杀对象的命运式假设，成为一个为美国人所特有的心理情结，一个为美国人所特有的集体无意识创伤。就好比西班牙斗牛场里的公牛一看到红布就会狂冲直撞，血气方刚的美国人只要一听到“莫比'迪克”，就会成为唐'吉诃德式的英勇战士。这种假想敌是如此的效果卓著，以致于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麦卡锡式的假设，甚至连美国中学生都会将自己的同学和老师假设成“莫比'迪克”式的捕杀对象，从而毫不犹豫地向那些无辜者开枪。当美国人反思那样的惨案、从而其中不少人将此归咎于美国政府的枪支管理时，他们难道就没有从那些疯狂的中学生身上看出阿伯船长的影子么？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可怜的孩子是中了希特勒的流毒。没错，从那些孩子的日记里，确实找到了他们崇拜希特勒的一些证据。但问题是，在阿伯船长与希特勒之间，难道不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么？要说疯狂，阿伯船长和希特勒一样是个疯子；而且彼此的最后选择也一模一样：以自杀了结一切。彼此的区别也许仅仅是在于，阿伯船长是将大白鲸设定成具有命运意味的敌人，而希特勒则是将犹太人锁定为非要灭绝不可的对象。
历史经常会出现一种完全没有理性可言的逻辑发展。就像小孩子的追逐小动物，看上去与文明人的捕杀土著人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文明人对土著人的追杀心理，恰好可以追溯到小孩子追逐小动物时的好奇。同样道理，在《鲁宾逊飘流记》里的鲁宾逊和星期五之间，并没有发生如何可怕的故事，至多不过是文明和不开化之间的反差罢了。但鲁宾逊的优越感一旦毫无节制地膨胀起来，就可能变成希特勒有关日耳曼民族的种种夸张和狂妄。作为一个历史的寓言，《鲁宾逊飘流记》是一部没有完全展开的历史；而作为一部含有集体无意识内容的小说，《莫比'迪克》则是一个展开了的心理情结。
哈罗德'伯鲁姆将《莫比'迪克》与惠特曼的《草叶集》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合称为美国的民族史诗，我想在此补充的是，《草叶集》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所揭示的，是美国民族属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天赋人权的肯定；而《莫比'迪克》所隐含着的却是当年来自欧洲的一些冒险家对土著、对弱者的捕逐和追杀的历史，这可能也是如今的美国人最不愿意提及的往事。这种冒险故事虽然成了如烟的往事，但阿伯船长却没有真的死去。阿伯船长不仅活在今天的美国商业活动里，美国政治角力中，同样活在美国的运动场上，甚至活在好莱坞的影幕上；只是比起以前的荒蛮，如今的阿伯船长显然要文明多了。
但阿伯船长再文明，也依然是阿伯船长。虽然《莫比'迪克》在阿伯船长的角色定位上有十分明确的悲剧指向，但相对于《旧约》、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这个角色的悲剧色彩却显得有些古怪，或者说，不太自然。将《旧约》、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这三种不同的精神气质综合到一个人物形象上，并不是不可能的努力，但前提是，作者本人在精神上得具有相应的高度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