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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多年前的几次火山喷发及其后的抬升，造成了雁荡山的轮廓，其后的降水及河流，像刻刀一样雕刻和修饰出雁荡山的眉眼与身姿，雁荡山可以说是火与水的作品。阳光斜打在合掌峰的腰身处，使白垩纪时代留下来的火山流纹岩越加流光溢彩。合掌峰因为两峰相合如掌而得名，又名灵峰。这里终年云雾缭绕，能遇见这样清晰的景观并非易事。这是摄影师爬山数小时后，于谢公岭上收获到的风景。谢公岭因谢灵运而得名，一千六百年前，他也曾驻足于此，长久地凝望眼前这幅山水奇景。


至少是与徐霞客比肩的王士性
大家都知道明代有个大地理学家、大旅行家徐霞客，却不知在明代还有一个至少与徐霞客比肩，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比徐霞客更睿智更有思想的人，他就是浙江省台州府临海人王士性。他生于1547年，比生于1587年的徐霞客长40岁，他应是徐霞客上一代人。
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和其弟子周振鹤教授发现了王士性的价值，并著文和编书，想让这位被埋没了400多年的人重放异彩，但因各种原因，知道王士性的人仍然很少，他的声名与影响远不能与徐霞客相提并论。
因编辑浙江专辑，我对王士性有了极大兴趣，开始读其书，想其人，思其想。
说他是一个至少与徐霞客比肩的人，因为他像徐霞客一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旅行家，他的足迹甚至比徐霞客还广。这在他的著作《五岳游草》中可以看出，恒山、华山、嵩山、泰山、衡山，这所谓的五岳他全都登临过，而徐霞客只去过其中的三岳；除了五岳之游，他的书里还有蜀游、吴游、越游、楚游、滇粤游、大河南北诸游等，他的游踪遍及当时明代版图东西南北各处，《临海县志》说他：“公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一官为寄，天下九州履其八，所未到者闽耳。诸名山自五岳而外，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意思是说，他当官只是旅行的手段，游遍中国才是他真正的志向。幸运的是，他的官迹从河南、陕西这些中心地带，一直扩展到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广东等边缘地区，只有福建未至。可以说，他的官员履历成就了他旅行家的梦想。
而徐霞客就不如他幸运了。徐霞客这个孤独的自费驴友的足迹，主要集中在当时明代版图的中南部。
由于身份的不同，他和徐霞客的旅行风格也不同。其一，徐霞客可以说是旅行家加探险家，王士性的旅行中探险的成分很少；其二，徐霞客的游记是日记，是他对每天足迹的翔实记录，王士性的《五岳游草》不是日记，而是事后在无时间的限制下写成的游记。
[转载]浙江有个王士性

地理学家给浙江划分了6个自然区
浙江省面积虽然只有10.18万平方公里，但她的自然环境却是丰富、精彩的。按照今日地理学家的看法，浙江可划分为6大区域：
I 北部平原区：主要由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构成。这一区域河网密布，良田万顷，浙江人口主要聚集于此。
II 西北中山丘陵区：浙江西北多山地丘陵，山间有一个美丽的千岛湖。在浙江与安徽交界处，是天目山与白际山。
III 中部盆地区：盆地中金华、衢州两个城市历史悠久，文化鼎盛。这里也被称作“金衢盆地”。
IV 东部丘陵区：曹娥江流域丘陵广布。坡度平缓的丘陵起伏有秩，使得这里的农业文明展现出别具韵律的美感。
V 南部中山区：丽水及温州西部等地山脉纵横，其中武夷山系洞宫山山脉的主峰黄茅尖海拔1921米，是浙江省的最高峰。
Ⅵ 滨海区：东南沿海从北向南有一个个平原断续相连，这些平原是台州、温州等沿海城市的依托，它们与海上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相呼应，构成了浙江海洋文明的大省形象。


徐霞客关注自然，王士性感兴趣于人文
还有一个不同是，徐霞客专注于自然的奥秘，王士性更感兴趣于人文现象。
仅就旅行和游记而言，王士性的确还不能超越徐霞客。让我们对其刮目相看的，是他晚年所作的另一本书《广志绎》。
这本书是他遍历中国各地后，结合他在各地为官从政时对各地的了解和积累的经验，对中国各地的自然、文化、物产、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所作的综合分析与概括。
用现代地理学的术语来表达，王士性是当时中国一个罕见的地理学家。他的《广志绎》是一部将自然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融为一体的杰出的地理学综合性著作。
王士性是浙江台州人，三十多岁时才离开浙江，他对浙江是很熟悉的，因此对浙江的观察和论述应该最能代表其思想水准。
有一点需要说明，浙江的行政区划从宋代以来就没什么大变动（只在元代有很小的变化），王士性所处的明代的行政区划，和今天大致相符，如明代设置有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衢州府、金华府、严州府，这些府中，除严州后来改为建德，处州改为丽水，剩下的9府连名称都没变，只不过将“府”变成了地级市。既然行政区划变化不大，整个浙江的省界也基本未变。那么，当年王士性所使用的地域名称的所指范围，就与今天所指基本一致，无需再多解释。这一点想来也很有意思，浙江的行政区划一千多年来都无大变化，这说明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文化区划密切相关，不是谁轻易就能改变的。
我们看一下王士性是怎样看浙江的。

他有一双发现地区差异的锐眼
首先，我们得承认王士性有一双发现差异的锐眼，他是发现差异的大师。
在《广志绎》中，他写道：“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俗尚奢侈；山谷之民，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如果我们将这段400多年前的语言转变成现代语言，会发现王士性是在说地理环境对于人文现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今天的地理决定论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只是人类随着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摆脱了对环境的依赖所带来的一种现象，在科学技术没有如此发达的前工业时代，地理决定论对人文现象的解释可以说是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
虽然他没有谈浙江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将浙江分为几个文化区域，谈及各区的文化差异，但实际上，他分明已经把浙江的自然地理区划做出来了。如上所言：杭、嘉、湖平原水乡；金、衢、严、处丘陵险阻；宁、绍、台、温连山大海，这3个区域就是今日地理学家所说的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区；中部的金华、衢州丘陵盆地区；东部沿海的滨海平原区。今日浙江的自然区划除这3个区域外，还有3个区：浙西中山区、浙南中山区、浙东丘陵地带。其实这3个区王士性已经了然于胸，只不过他因为谈人文现象，没必要说及那3个区罢了。

[转载]浙江有个王士性
[转载]浙江有个王士性
王士性是提出浙江文化区划的第一人
依照王士性的描述，浙江的文化区可以钱塘江为界，分为两个大区：江北为浙西（含杭、嘉、湖、严4府）；江南为浙东，浙东又可细分为3个亚区：宁绍亚区、台温处亚区、金衢亚区。但他有时又将严州府与金、衢二府一同划为“山谷之民”，或是将处州府也归入金、衢所在的“山地之民”。这是因为：严州府正好位于金、衢二府和杭州府之间的过渡地带，并都属于钱塘江流域，正如处州府位于台、温与金、衢的衔接地带，且都在瓯江流域两侧，所以这两个府都表现出某种文化上的渐变性和过渡性。王士性之后400多年，复旦大学的朱海滨博士利用科学的研究和统计方法，也对浙江进行了文化区域的划分（见朱海滨博士论文《近世浙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时段以清代为下限）。在对浙江儒学、民俗、方言、戏剧等各个最为重要的文化要素进行了详尽、精确的分类统计和叠加后，他得出了浙江的综合文化区域。他也将浙江划为两个大区，但与王士性不同，他将位于平原的杭嘉湖宁绍划为一个大区，温台处金衢严为另一大区。他又在每个大区中各自分出两个亚区，其结果如下：杭嘉湖亚区、宁绍亚区、温台处亚区、金衢严亚区。与王士性相比，他将严州明确归入金、衢所在的亚区；将处州明确归入温台所在的亚区。由此可见，明代的王士性早已大致描述了浙江的文化区划，他的描述却与400多年后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结果几乎完全一致，让我们不得不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他的笔一下子就把各地风貌呈现出来
地理学家要善于观察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要善于用笔将各地的差异描述出来。王士性对于浙江各地的环境、文化、物产十分熟悉，他的笔一下子就能把各地的风貌呈现出来。
他对盛产蚕丝的湖州是这样描述的：
“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农为岁计，天下所共也，惟湖以蚕。蚕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箔摊桑……官府为停征罢讼。竣事，则官赋私负咸取足焉，是年蚕事耗，即有秋亦告匮，故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
他对绍兴至宁波一段运河的描述，就像一幅风俗画：“宁、绍之间，地高下偏颇，水陡不成河。昔人筑三数坝蓄之，每坝高五六尺，舟过者俱系絙于尾，榜人以机轮曳而上下之，过乾石以度，亦他处所无也。度剡川而西北则河水平流，两岸树木交荫，莲荇菱芡浮水面不绝，鱼梁罾笱，家家门前悬挂之，舟行以夜，不避雨雪，月明如罨画。昔人谓，行山阴道上，如在镜中，良然。又云，秋冬之际，殆难为怀。”
他对绍兴形成水网遍布、人家枕河的城市特色的成因，没有赞同自然决定说，而是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调试与改变。从这一点看，他又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他说：“绍兴城市，一街则有一河，乡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设也？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动费官帑数十万，而当时疏凿之时，何以用得如许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为，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甃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即嘉、湖诸处，意必皆然。’”
王士性的这番话让我想到：何止绍兴是人与自然合作的典范，整个杭嘉湖平原，还有那个名满天下的西湖，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知道，杭嘉湖平原仅仅高出吴淞0.3米，而沿海的朔望潮高出吴淞0.6米（以上两处数字以吴淞零点高程为参照，引自1934年9月《地理学报》创刊号中张其昀《浙游纪胜》一文），钱塘江潮更高。如果不是先民沿海修筑海塘，抵御海潮，开挖运河，疏浚水患，则盐潮倒灌，沼泽水漫，何来鱼米之乡、财富之区？而浙人最为伟大之处，便是擅长将荒僻的自然，改造成既产鱼米，又宜人居，并且美轮美奂之地，西湖便是其典范。

他最早看出了西湖旅游业的价值
“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这是《广志绎》中对西湖旅游业的一段议论。
明代是一个极端“崇农抑商”的朝代，对西湖旅游业“有司时禁止”。但是王士性竟能对西湖旅游业有如此认识，他肯定西湖旅游业是“细民所藉为利”，若禁之，一批人将“失其本业”。 [转载]浙江有个王士性
白鹭鸟惬意地停在造型美观的三座石塔周围，夕阳的余晖将湖面染得金黄，远处的水杉如同淡墨，印在水云之间。三潭印月的胜景，已成西湖的标志，但如图中所示，白鹭群栖三塔，夕阳、树景、迷雾，如此朦胧、如此和谐地构成一幅风景的西湖三潭图，过去还没见过。这三座位于小瀛洲南面的石塔，最初由苏轼命人建成，当时为疏浚西湖，特设石塔为界线，塔内不得种植水生作物。现存石塔为明代重建，由基座、塔身、宝盖、六边小亭、葫芦顶组成，塔身圆形、中空，高出水面2米多。三塔呈等边三角形分布，每个边长62米，堪称完美。中秋佳节，人们喜欢泛舟湖上赏月，可见“三潭塔分一月印，一波影中一圆晕”。而今，三座石塔已成为杭州人改造西湖的最好证据，也成了西湖美学的至高典范。画中看不到人的痕迹，但画面之外的人是这幅画的创造者、欣赏者。这就是杭州，本着实用目的，无处不是人工作为，却以美学的手法，秉承自然天性。摄影／曾令洪


追问钱塘潮，发现雁荡山夜色之美
对于浙江的自然景观钱塘潮和雁荡山，王士性没有描写它们的壮丽魁伟，而是提出一系列疑问。有趣的是，王士性自己在疑问中提到了类似今天的科学答案，只不过以疑问的形式。
他对钱塘潮的成因发出这样的疑问：“则浙江钱塘之潮又将何因？日乎？月乎？星乎？凡潮皆暗长，独钱塘白浪如堵墙，百里一抹，前水后水高下参差五六丈或十丈，轰雷掣电而来。或又谓，龛、赭二山束之，亦未也。束之能喧豗奋击至二百里之外耶？或又谓，龛、赭相对处，暗有礓砂石槛截于水底，纵横激之。如是，则宜日月如一也，何以有大小之潮之异？”
这段文字是王士性对海潮的成因提出疑问，这些追问已经逼近现代科学的结论，尤其是关于钱塘潮的解释。现在最科学的解释也无非是说，江湾呈喇叭口状，即王士性说的“龛、赭二山束之”，又因为江水入海，流速降低，所携泥沙沉积江底，形成拦门沙坎，就如王士性所说：“暗有礓砂石槛截于水底。”海潮涌入，河床变窄、变浅，“纵横激之”，岂能不激出滔天巨浪？
不仅是对钱塘潮追问其原因，王士性还对旅行中所碰到的独有现象也充满好奇。比如在雁荡山，世人多从自然角度阐释雁荡山的成因，他却从美学的角度，发现了雁荡山夜色之美。他这样描述雁荡山的夜景：“夜色如霜雪，诸峰相向立，伊三四老翁冠而偶语独面南一柱，白而长身者盖谓天柱峰云”，这就是今天已被开发为旅游资源的灵岩夜景，王士性可说是开发雁荡山夜景的第一人。

台、温滨海之民，岂是“贾不出门”
我们也不能夸大400多年前王士性的思想高度，用今天人的眼光看来，他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如下面这段话：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幋帨，多巨室大豪，若家童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
浙东、浙西之分，以江为界，似乎牵强。不说今天了，即使在明代，杭州府、严州府两府地界亦跨江两岸。若是将衢江视作钱塘江上游的干流，那么金华、衢州两区则属于钱塘江的上游，兼跨江之两岸，所以不能说是以钱塘江为界。
但这样要求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因为即使今天的人也会犯此类错误。如果翻一下词典、辞海，关于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划分，有说以长江为界的，也有说以黄河为界的，这里的长江、黄河，都是指它们的下游，那么，中、上游怎么分呢？
但是有一点局限不能不说，在对海洋文明的认识上，王士性确实有些缺憾。
比如前面说宁、绍、台、温的滨海之民不通商贩，还说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这就有些不符事实了。
这些滨海之民，其实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走上海外贸易之路，并形成了以此为业的海商群体，以及相关的产业链条和行业。明代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高潮，但后来被朝廷残酷地镇压了。
就在王士性出生后的第二年，1548年的4月，明朝的军队在巡抚朱纨的统帅下，血腥地荡平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大本营——双屿岛（今舟山群岛中的六横岛）。
当时前来双屿岛贸易的主要是葡萄牙人、日本人，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商人。一时间，双屿岛舟船四海来汇，商贾比肩接踵，被后来的学者称之为“16世纪的上海”。
双屿岛被夷平之后，朱纨在军情报告里说：“官兵屯守即严，五月、六月，浙海瞭报，贼船外洋往来一千二百九十余艘。”双屿港已毁，前来的商船还有一千二百九十余艘，可想而知，当时的民间蕴藏着怎样的外贸潜力和渴望。
那时，浙江滨海一带已形成庞大的海商群体，但明朝强调以农为本，以抗倭为名，不断镇压和清除他们。
所谓倭寇，就是原本已经走上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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