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致未来者书
2016-02-22 04:25阅读：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大地依旧永存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
——《圣经》·传道书1章4-5节
十二年前，基于某种不可名状的思想冲动（青春的、焦灼的、混沌的），我和数位志同道合的同仁，在南京共同发起了一个民间电影节——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英文缩写为CIFF，即今日更名后的“中国独立影像展”。
其时，我作为一名从事独立影像工作的艺术家，刚刚挣脱媒介工具束缚的桎梏，一手握DV之枪，一手持PC之盾，自由创作的前方似乎一片光明，茫然四顾，另一种孤独却已经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
那年早春二月，我独自赴北京做了一次短暂旅行，黄亭子、花家地、环铁、宋庄⋯⋯走访了刚刚聚集起来的独立电影工作者群体，观片、读本、分享、争辩，午夜回到赛特附近一间地下室旅馆，在笔记薄上写下当日的所见所得，依旧难以平复激动心情⋯⋯初夏时节，我从香格里拉漫游归来，过境昆明时，因为麦田书店的邂逅，结识了昆明电影学习小组的和渊——小个子的纳西族青年电影学者，他向我展示了一册刚刚出版的“云之南”人类学纪录影展的图录，更多的，是向我展示了一种方式，那就是创办一个完全属于电影人自己的、自由的电影节。
是
年九月，暑气尚未消尽的南京，鼓楼东北角一间密不通风的展厅里，一束闪烁的独立之光打向一面白墙，一排排长条凳挤得满满的，蜂拥而至的观影者人头攒动，呼吸中掺杂着汗味和烟味的青春荷尔蒙气息，黑暗中藏匿着许多欢言、耳语与叹息，处处透漏着一种起义前夜的秘密激情——字幕升起，张亚璇出现在前台灯影中，轻声慢语，却是字字如刀刃般锋利。
思想来自右边，而激情则来自左边。十二年过去了，当年来自左边的激情似乎早已经在岁月中湮灭——不，不是湮灭，而是逐次沉淀下来的，结晶为一种责任——历史的责任。
对这样一个独立电影节场的历史意识，始自CIFF发生两年以后。在最初的时候，CIFF被命名为“年度展”，主要始遵循国际电影节的逐年模式——又因为特殊的国情因素，CIFF无法以“节”为名，而只能以“展”呈现，且因无法预知生存结果，在前两年都没有以“届”冠之。随着第三年的到来，当“第三届”被冠于新策划案首行的时候，“一种参与历史书写的感受”悄然升起——这是当年我对葛亚平说的原话。
历史书写的模式有两种：通史和断代史。通史是线性结构的，断代史是非线性的、多进程的。通史的书写是一种观念性的书写，一切历史发生之事件现场，皆被载入观念性的叙述模型内，沦为文本的补丁。断代史固然亦可以被观念化，但因其对特定时间段内的梳理和解析，而更具备内质化倾向，此种内质化更多会被指涉到诸多历史现场的细节——处在暗部的、边缘的细节。这就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借用物理学概念提出的“质量历史”，与其相对应的是能够分辨历史规模和规律的“速度历史”。在过去的十二年中，CIFF创造的就是其自身的质量历史。
这一历史的开端，始自1980年代末期的地下电影浪潮，在经历了1990年代漫长的黑暗蛰伏阶段后，地下影像生产的原始积累呈现了溢出状态，那些贫瘠的产品在集中后却呈现了一种超倍的叠加影响力，驶向新千年之始的一个起义时代，起义的标志就是独立电影节场的崛起——在2003年，三个重要的独立电影节分别诞生在昆明、北京、南京，基于此，我后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把2003年称之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元年”，而发生在其之前的历史，则成为了“史前史”。
多年以后，我和张献民在一次谈话中，将当年CIFF草创时期的形态称之为“结社”，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寄寓于山水之间，以某种交流形式（诗与酒）达成观念互通，而CIFF其实就是一种结社的当下形态，在精神脉络上继承了七十年代以降的文学民刊运动，是传播独立思想、激励自由创作的载体。当年参与CIFF结社的人群构成，大致可以划分为面对面的两大群体：影像的生产者是这一社群的基础，在一种饥饿写作、贫穷写作、边缘写作的状态下，用影像进行笔耕，收获虽然贫瘠，却是自己生长的形态；影像的收割者是这一社群的延展，他们承担了生产之后角色，分拣、筛选、归类，他们是鼓吹者、兜售者，也是围观者、消费者，在收获的打谷场上，他们是狂欢的发起者，是众声喧哗的指挥棒，最重要的，是他们打造了结社之所——独立电影的“节场”，不止一位参与过CIFF的独立电影人说过，那是“我们的节日”。
有一种历史的残酷，就是其猝不及防的突然中断，以一种人为的干预打断历史延续的惯性，往往来自外部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一旦能抵消掉这种外力，历史就可以顺其自然轨迹有序地发展，即便是断代更替，也是符合其新陈代谢的规律。
2012年，传说中的末世之年，在某些不可抗拒的外力之下，CIFF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几致奄奄一息。之后的两年一直在缓慢地恢复着赢弱的躯体，艰难地续写着自身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年轻而血性的一代——八零后的策展群体承袭了CIFF的衣钵，承担起了历史传承的责任。他们带领着更多的年轻志愿者们，为CIFF的历史血脉注入他们的青春热血，他们中的大都数人，都是我不熟悉的，尤其是许多远程网路工作的志愿者，几乎从未在影展中留下过他们的身影，我所能感受到的，只有他们激情之血漫延开来的热度和浓度。
所以，我感到庆幸的是，CIFF在2012劫难之后，依旧能够留住一口气，并在艰难时世完成了一次透析般的输血，一次断代史章节的彻底更新，为之后的历史书写完成了一次沉重的翻页。
创立CIFF的一代，都是生于六十年代的一群人，他们来自一个资讯匮乏的时代，其知识系统的自我建构，都依赖于打口带、翻录带、盗版碟、刻录盘；他们的行动现场都发生于各种替代空间（录像厅、书店、咖啡馆）；他们经历了互联网的童稚时代——公告栏（BBS）时代，他们是OICQ模式的传播者——这一代人的前缀可称之为“盗火世代”。
但历史的书写，从来就不是一代人所能够完成的，历史的续写者必定来自青年，需要饱蘸着青春之血来写，血气方刚、血性十足，才能延续不绝的血脉。延续CIFF的一代人，都是八十年代暨九十年代前叶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处在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突变的社会现实，让他们承受了更多的世俗压力，但他们毕竟年轻，他们才是未来。在这里，我想给他们的新的冠词是——“未来世代”。
断代以后的那一页，一定是属于未来者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