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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母亲(一)

2024-07-04 13:03阅读:
1981年春天某一天的早上,大约六点过,家属区陆续有人家亮起了厨房的灯,但多数人仍沉睡着。母亲肩上斜跨着包,背篓背着我走出了家门。等到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响起音乐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上田间小路,往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行一阵子了。
母亲和我要去的地方叫光荣小学,她在那里教书。而我年纪尚小,还没有资格进幼儿园的小班,所以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她上班的时候只能带上我。光荣小学是个农村公社学校,离我家大概有一小时的路途。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有长长围墙、一排平房的地方,它位于村子的角落,穿过校门口的马路便是大片的农田。这里的田种着大片的油菜、水稻,和我家那边一样。
春天是个多雾的季节,母亲和我在田坎上走着走着,便走进了淡而薄的雾中,它们即凉且湿,让人脸和手指头变得粘呼,我只有把脸紧紧贴在母亲背上,手缩进衣服里才好受一些。唯一令我心安的是,路旁的油菜、野花和树始终保持安静,青绿的叶子一动不动,令我不必担心某个地方窜出一条狗来咬我。我又闭上眼,努力寻找着远处可能传来的汽车喇叭声。不知不觉间,我便在忽上忽下、一颠一簸间再入梦乡。
我醒来的时候,多半躺在教师办公室那张长椅子上,身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一块绣花红布。教师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任由一阵阵稚嫩的读书声传进来。我知道母亲在其中一间教室里,站在一群孩子面前说话,而且会在一阵剌耳的铃声后回到办公室,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但我也不愿意再躺着不动弹,所以我揭开布,小心地爬下长椅,然后在办公室里张望,看看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折腾的。
教师办公室的墙上挂有毛主席、华主席的画像,算得上是办公室最吸引眼球的装饰。最占地方的还得是那几张高大宽敞、两两面对的办公桌,我得垫起脚尖、伸直手才够得着桌面。那张我睡觉专用的长椅子其实是用来放置杂物,比如没开过包的教材和作业本、鼓和系着红绸的鼓槌、红旗都堆在上面。而办公室最贵重的东西统一放在靠墙的柜子里,里面排着许多书、奖状、鼓鼓囊囊的档案袋、蜡纸。
母亲的桌子上面通常放着两叠山一般高的作业本,上课铃响,她会拿一叠抱走,但又
在下课后抱一叠回来。没有课的时候,她就一本本的摊开,用钢笔蘸上红墨水批改。偶尔会有男学生在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看准母亲不在的机会,很快地冲进来,把手上的作业本塞进某一叠作业本中,然后冲我笑笑,在嘴前竖个指头比划一个安静的手势,“嘘”的一声后赶紧逃走。见多了,我便也学着比划一个“嘘”回过去,等母亲回来后再告诉她发生的事情。然而母亲知道归知道,她只是笑,没有去追究。但学生们并不知道我告诉了母亲,其中几个男生会不时的带些小贝壳、丁丁猫、大理石给我玩。我曾经翻到几本她学生留下的作文,写的是春游主题,除了“敬爱的华主席”之类时代特色的口号以外,主要内容和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同年级学生写的差不多。
除了作业本外,母亲办公桌上还有不少东西:放在两张桌子接缝处正中的是两瓶墨水和粉笔,墨水的味道并不好闻,我曾经想试试味道,但被母亲给吓唬住了。母亲通常用蓝墨水写教案,用得快,便不让我碰它;而红墨水只用于批改作业、写评语,这个可以用很久,我糟蹋一点影响不大。指头蘸红墨水作画是件挺好玩的事,太阳、山、河、房子和人都可以是红的,凤仙花也比不上它的鲜艳;另一个用处是把木船尾部涂红,然后放到溪水里,就可以看见溪水慢慢变红。桌子上还放着粉笔,白色居多,彩色的则很稀罕。不过粉笔比较粗糙,捏着的手感不太好,我是到小学一年级才认识到它的价值:粉笔头是最好的弹弓子弹,它轻重适宜,弹道笔直,只要不瞄准头部,那就不会把人或青蛙、蜻蜓打成重伤。凭借教师之子的优势,我可以搜刮教师办公室所有老师的粉笔头,子弹自然就比别人多了不少。备课本是母亲唯一不让我碰、也害怕我碰的东西,所以她放在抽屉里锁起来。一开始她打算在备课本上写东西,便把我放在办公桌旁边的靠背椅上,一边写一边盯着我;慢慢地她能容忍我探头过去看她写字;再往后,我对备课本彻底失去兴趣,她叫我过去认备课本上的字我也当做没听见。母亲的备课本大概是一年两本,应该是积了不少,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后来连一本都找不着了。
在每年六月、十二月,母亲会多干一项印卷子的工作。事先,母亲会用一只铁笔在蜡纸上写好题目(有时候父亲会帮忙,他的字比母亲写的好),然后拿到办公室,把蜡纸装到一个板上,再放纸上油墨,只需用辊筒滚压一次,就能印出一张带着墨香的卷子。我完全不能理解蜡纸上刻的白字怎么就变成了卷子上的黑字,就站在一旁帮母亲收印好的卷纸,边收边看,几十张卷纸印完也搞不明白,就把用废的蜡纸要走另行研究。后来,当我开始搜集火柴盒、烟盒的时候,我发现蜡纸非常容易着火,我的第一次燃烧实验立即引发了母亲的强烈反应,这使我记住了第一个天条:绝对不能在屋里玩火。
我在办公室待不住的时候,自然会往外面闲逛。教室那边人多,学校大门外又太远,这两个地方我都不乐意去,只好在空旷的操场上走来走去。光荣小学的附属设施少且简单,只有在课间休息或体育课时才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喜欢看抓石子、踢键子、丢沙包之类的游戏,对乒兵球、篮球则敬而远之,不过母亲到是积极鼓励我去摸篮球,还主动抱我去看篮球赛。听父亲说母亲读师范时擅长篮球和排球,而且是主力队员,有个单位曾经提出调她去打球,但被她拒绝了——她怕离家太远,照顾不了她的兄弟们。父亲常拿这事给母亲开玩笑:如果同意调动,她或许就不会遇到他,也不必再当老师,人生会是另一种可能。至于篮球,母亲花了不少时间教我篮球技巧,可是等到我初中迷上看书后,健身强体成为我最不愿意花时间做的事情,她与我斗争良久,终于放弃了。
光荣小学的条件是简陋的,但在母亲眼里,它算中等偏上的水平,教室有玻璃窗、房顶在雨天不漏水、学生看得清黑板上的字、凳子不会突然断条腿,上课的学生数量稳定,她还能每天回家——那还有什么可报怨的?对她而言,最艰苦的学校不是没有电、没有灯、没有食堂、住宿条件差,最难的问题也不是没有足够教材、听不懂彝语或者学生顽皮不爱读书,而是走路:在她教过的五个农村小学中,有一个小学位于山区,仅单程的山路就要走上一个多小时,雨天路滑不仅难行,更要把部分路况不安全的学生护送到家后自已才能回去。山里多动物,路上经常遇到的便是蛇,除了绕道或者等蛇自已爬走外别无他法。母亲曾经在山道上摔倒过多次,最严重的那次伤及骨头,在后腰处留下了一个触手可摸的小坑。我的小手掌可以完美地覆盖那个小坑,每当母亲的伤口酸痛难忍之时,便唤我为她按摩舒缓一番。遗憾的是这些伤痛只有家人和学生知道,它们永远无法被认定为工伤,更成就不了教师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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