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一本回忆录,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时,辗转蹲过多所拘留所和监狱(不是刑事犯)。通过细心观察,作者发觉监狱里“好人”与“坏人”的比例,其实跟社会上差不多。虽然有政治运动时,被抓进来的人多了许多,但总体上的“好坏比”(好人数量:坏人数量)其实是稳定的。
但作者发现,“怪人”——就是有点与众不同,有点自说自话,跟人沟通有障碍,很难融入周边环境,行为举止无法预测的人(好比上课时,有的学生会控制不住站起来大喊大叫,多动症、自闭症之类的精神不稳定的人)——这类人在监狱的数量会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而增加。如果社会比较稳定,没什么乱子,监狱里这类人就明显少许多。
作者的分析是,一搞运动,就要整人。毕竟都是人,除了极个别的恶人,一般人都讲个情面,也怕秋后算账。所以这时候那些单位里的“怪人”往往就成了牺牲品,被拉出来批斗,或者被报成坏分子。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跟其他人几乎没什么交情,而且别人内心深处,也没有把他们当成正常人,整他们心理压力小点。
作者的这个观察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我还有另一个补充说明,相对于“正常人”能够克制和掩饰自己的情绪,懂得趋利避害,“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他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于无形的压力和压抑的气氛,他们比常人更为敏感。在这种氛围下,“怪人”们的情绪更加容易激动,行为也愈发失控,等于是加倍地引人注目(实际上,他们的失控行为确实会造成一些物质损失),成为受到整治的对象。这是外部社会对“怪人”的直接迫害。
而正身处
但作者发现,“怪人”——就是有点与众不同,有点自说自话,跟人沟通有障碍,很难融入周边环境,行为举止无法预测的人(好比上课时,有的学生会控制不住站起来大喊大叫,多动症、自闭症之类的精神不稳定的人)——这类人在监狱的数量会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而增加。如果社会比较稳定,没什么乱子,监狱里这类人就明显少许多。
作者的分析是,一搞运动,就要整人。毕竟都是人,除了极个别的恶人,一般人都讲个情面,也怕秋后算账。所以这时候那些单位里的“怪人”往往就成了牺牲品,被拉出来批斗,或者被报成坏分子。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跟其他人几乎没什么交情,而且别人内心深处,也没有把他们当成正常人,整他们心理压力小点。
作者的这个观察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我还有另一个补充说明,相对于“正常人”能够克制和掩饰自己的情绪,懂得趋利避害,“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他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于无形的压力和压抑的气氛,他们比常人更为敏感。在这种氛围下,“怪人”们的情绪更加容易激动,行为也愈发失控,等于是加倍地引人注目(实际上,他们的失控行为确实会造成一些物质损失),成为受到整治的对象。这是外部社会对“怪人”的直接迫害。
而正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