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2025-05-17 08:49阅读：
读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托翁说自己读了50年的莎士比亚，依然觉得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要说名著了，甚至连3流的剧作家都不如。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恶感不多谈，奥威尔的文章在一开始也总结了。大体是，托尔斯泰首先在个人审美上很不喜欢，后来发现莎翁作品一无是处，并认为是大家追捧才让莎士比亚有如今地位，算是变相的欺世盗名。
奥威尔明确指出，审美上是否喜欢不重要，托尔斯泰完全可以在审美上不喜欢莎士比亚。然而，托尔斯泰不认可莎士比亚，尤其是点名他的《李尔王》，本质是托翁与莎翁两人有根本分歧。而奥威尔正是因为有力地论证了这种分歧，才被人认为其文是对托尔斯泰最好的回应。
李尔王是讨论的对象，托尔斯泰是回应的对象，两者出现在标题里很正常。但弄臣只是《李尔王》里的配角，奥威尔文中出现的地方也不多，为何要把弄臣列在标题里？
显然，弄臣这个因素很关键。不但奥威尔认为对《李尔王》关键（托翁恰好反过来，认为完全没必要），且解读奥威尔对弄臣的引用与解读，对我们理解奥威尔的文章也很关键。
简单搜寻一下不难发现，提到弄臣的地方主要在两处。一处，是托翁认为弄臣毫无必要，奥威尔对此的反驳。
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认为弄臣的出场没有必要。实际上弄臣是这部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不仅仅是作为合唱队的一种存在——通过一种比其他角色更有智慧的方式对情况进行评论，使之更加凸显——他还侧面衬托了李尔的狂暴。他的笑话，谜语和顺口溜，还有他对李尔那高尚的愚蠢的无尽挖苦，从单纯的嘲弄中升华出一种忧郁的诗意（“你把其他尊号都给了别人，只有这一个（傻瓜）是你娘胎里带出来的”），就如同一股理智的涓涓细流在剧中流淌，提醒我们尽管有这么多的不义、残酷、阴谋、欺骗和误解正在上演，在世界上的某处，生活仍在继续。从托尔斯泰对弄臣的不耐烦中，我们可以瞥见他与莎士比亚之间更深刻的分歧。他反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粗糙感、那些离题话、不可思议的情节、夸张的语言风格，这些都不无道理：然而最根本的是他很可能最不喜欢的是某种活力，不仅仅是简单的享乐，而是对生活中实际进程的一种兴趣。
另一处，是在谈到《李尔王》里的观念时，对弄臣的引用（
提醒一下，如果不清楚李尔王在说什么的朋友，可以先去简单看一下剧情，否则很难理解讨论）。
莎士比亚一开始假设，放弃自己的权力就会招致攻击。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对抗你（肯特和弄臣就始终站在李尔一边），但是很可能会有人这么做。如果你扔掉你的武器，某些更胆大的人就会把它捡起来。如果你给人转过另一边脸，你就会再挨一记耳光，而且比上次还狠。这种事并不一定会发生，但你可以预料到它，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了，你也应当不去抱怨。可以这么说，第二记耳光就是把脸转到另一边去这一行动的一部分。因此首先就有弄臣主张的那种庸俗的，常识性的道德观：“不要让出权力，不要送出你的土地。”然而这里还有另一种道德观。莎士比亚并没有花费篇幅表述它，至于他是否意识到这种道德观其实也不太重要。它包含在这个故事当中，说到底这个故事是他编的，或者说出于自己的目的对其进行了改动。这就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给出你的土地，但不要期望通过这么做来获得幸福。你很可能不会幸福。如果你为他人而活，你就只能是为他人而活，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为自己谋利的迂回途径。”
总结一下，不难看出奥威尔认为弄臣在剧中的作用。
衬托了李尔王，彰显了作品主旨（这并不是说弄臣就是正面人物，也不是说主旨在弄臣身上得以体现），即“侧面衬托了李尔的狂暴”、“对高尚的愚蠢的无尽挖苦”。
代表了某种庸俗的、更普遍的道德观。放在剧里，就是既然退位会让你有可能被虐待，那就不应该退位。指望退位了还能让别人像对国王一样对待你，那就是错的。可以说，弄臣这种认知，莎翁是认可的，但弄臣的方法论（不要放弃权力）莎翁则不一定认可（起码视作庸俗的）。
简而言之，莎翁认为李尔王是一个悲剧人物，弄臣就是用来揭示他的悲剧。所以，奥威尔才会认为，弄臣非常重要。不可抛弃，也不只是“作为合唱队的一种存在”。
那李尔王的悲剧是什么？或者说，《李尔王》的主旨是什么？奥威尔明确指出了，这部剧是有主旨的，并讨论了该主旨。《李尔王》的主题是放弃，除非有意无视这一点，否则不可能理解不了莎士比亚想要说什么。
李尔放弃了他的王位，却期望人们继续像国王一样对待他。他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放弃了权力，其他人就会利用他的弱点对付他——那些奉承他最起劲的那些人，里根和高纳里尔，恰恰就是后来背叛他的人。这时他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命令人遵从他，他陷入狂怒之中，托尔斯泰说这是“奇怪和不自然的”，但是实际上这就是人性的完美体现。在疯狂和绝望中，他经受了两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十分自然的，只不过在其中一种情绪下的他可能一定程度上当了莎士比亚本人的代言人。其中一种情绪是厌恶，这时的李尔可以说痛悔自己当过国王，并且第一次明白了那些虚有其表的正义和庸俗的道德是多么腐朽。另一种情绪是无能的狂怒，此时李尔对那些对不起他的人发泄幻想中的报复。“让一千条咝咝作响的血红火舌烧到她们身上！”
简而言之，李尔王的愚蠢体现在，他觉得他爱他的女儿们，他的女儿们也会爱他（她们也确实这么说）。因此，当他退位之后，两个女儿就会遵守约定，继续照料他。他首先没有认识到，他的女儿们爱他，很可能是基于权势，或起码占了很大比重。其次，他觉得他把国家都分给了女儿们，那要求些许待遇并无不可，甚至跟他交出的国家相比微不足道。但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既然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凭什么他会得到他想要的待遇。
换言之，李尔王想要一笔交易，甚至在他看来是自己吃亏了的交易（因为爱他的女儿们，所以甘愿吃亏）。但他失败了，因为，这根本不可能是一笔交易。李尔王愚蠢么？很明显，他愚蠢。看不清人，也看不清形势。但李尔王高尚么？不得不说，他也挺高尚。因为他认为亲情相爱是必然的，得了他人的好要回报，也是必然的。
这就好比，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当然是愚蠢的。但晋惠帝不是为了嘲笑灾民，而是他真的关心他们没饭吃了怎么办。只不过，他根本不知道没饭吃了，自然也不可能有肉粥喝而已。所以，这就是“高贵的愚蠢”。弄臣的角色，就是为了彰显这个，从而揭示戏剧的主旨。
这个主旨必须要揭示出来，要不然整部剧就太晦涩了，也容易引喻失义。但它又不能让李尔王自己醒悟，这既不太符合人物逻辑（固执几十年了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可能性不大），而且也影响了戏剧结构（该剧很多时候就是建立在李尔王的咆哮上的，是一种戏剧张力，一旦松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必须要有弄臣。而托尔斯泰认为弄臣可以去掉，本质上就是因为他没读懂这部剧。
那托尔斯泰为何没有读懂？奥威尔首先指出，这并不是以为托尔斯泰讨厌戏剧。在讨论弄臣的作用的部分，奥威尔明确指出，把托尔斯泰刻画成一个攻击艺术家的卫道士显然是不对的。至少他从没说过艺术是邪恶或毫无意义的，他甚至从没说过精湛的技艺不重要。但是在他晚年的主要志向就是缩减人类思想的关心范围。
一个人的兴趣，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他那一复一日的奋斗，应当尽可能减到最少而非增加。文学必须由寓意组成，剥离掉细节部分，并且要几乎独立于语言。寓意本身必须成为艺术品，愉悦感和好奇心必须从中排除，而这是托尔斯泰同一般清教徒不同的地方。同样，科学也必须远离好奇心。他说科学的事业不是为了发现发生了什么，而是教导人类应当如何生活。对于历史和政治也是一样。许多问题（例如说，德雷福斯案件），根本不值得解决，他宁可把它们当作细枝末节。他那关于“狂热”或“传染性暗示”的理论将十字军东征和荷兰郁金香狂热这类事情相提并论，的确表明他倾向于将许多人类行为仅仅看作蚂蚁般熙熙攘攘的盲目行动，既无意义也很无聊。很显然他对那些混沌，繁复，好离题的作家没有耐心，例如莎士比亚。他的反应就像一个易怒的老人被一个吵闹的孩子所烦扰那样。“为什么你老在那里跳上跳下的？为什么你不能像我这样安静地坐着？”
然而，托尔斯泰并非仅仅是想要毁掉那些别人享有但他无法分享的乐趣——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但他与莎士比亚之间的分歧要更加深远。这是宗教与人文主义在人生态度上的分歧。
托尔斯泰不是因为讨厌艺术而攻击《李尔王》乃至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本质上是不能理解，或无法赞同该剧传达的思想。奥威尔明确指出，这是“宗教与人文主义在人生态度上的分歧”。
奥威尔认为，莎翁在本剧中提到两种道德观。一种是借弄臣之口说出的、庸俗而普遍的道德观，就是既然放弃权力会失去好东西，那就不要放弃，管他是否应该放弃。而另一种，奥威尔认为莎翁没有明确写出来，但藏在剧里。那就是，如果你认为你应该放弃，那就去放弃，但不要看作是一种交易。你放弃是因为你乐意，而不是因为别的。
很明显，两种结论都不能使托尔斯泰满意。前一种表达了普通的，只管自己享福的自私观念，而这是托尔斯泰真心想要远离的。另一种与他鱼和熊掌兼得的想法相矛盾——这就是，通过摧毁自己的私心来达到永生。当然，《李尔王》并非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说教。它只是指出了抱着自私的目的去实践无私奉献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莎士比亚身上有着浓厚的世俗色彩，而且如果强迫他在自己的剧中选边站的话，他很可能会更同情那个弄臣。但至少他看出了整个问题的所在，并从悲剧的高度理解它。邪恶遭受了惩罚，但美德并没有得到奖赏。莎士比亚后期悲剧的道德观念并非普通意义上宗教性的，而且肯定不是基督教的。其中只有《哈姆雷特》和《奥赛罗》两部剧，故事被安排发生在基督教时期，即便如此，其中除了《哈姆雷特》那个古怪的鬼魂以外，并没有暗示有一个一切正义都能被匡正的“来世”存在。所有这些悲剧都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设想，那就是人生虽然充满悲伤，仍然值得一活，人类是一种高贵的生灵——这是一种晚年的托尔斯泰所不能信奉的信念。
简而言之，莎士比亚认为，不存在一种既定规律让我们去遵循。你指望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是不靠谱的。这是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破坏，也是对中世纪天主教说教的破坏。用南京大学吕效平教授的话，就是“莎士比亚撕开了伦理的天空”（吕老师在一席上做的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讲很好）。而这一点，恰恰是托尔斯泰所不能接受的。
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十分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圣人，并且他对文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超凡脱俗的。重要的是意识到这一点：圣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是本质上而非程度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不应当把其中一种当作是另一种的不完美形态。圣人，至少是托尔斯泰式的圣人，并不会致力于改善尘世的生活：他会致力于终结它，并用另一种东西取而代之。宣扬独身“高于”婚姻就明显表达了这一倾向。
托尔斯泰实质上是在说，只有当我们能停止繁殖，抗争，奋斗和享乐，只有当我们不仅抛弃我们的罪恶，还抛弃那些使我们能立足于大地的一切东西——包括爱，到那时所有痛苦都将终结，天国就会降临。然而正常的人类不会想要一个天国：他想要尘世的生活得以延续。这不仅仅因为他“软弱”，“有罪”，渴望“快乐时光”。绝大多数人能从生活里得到很多乐趣，但总体说来，生活充满苦难，只有非常年轻或非常蠢的人才会对另一种可能抱有幻想。归根到底，基督教的态度才是自私和享乐主义的——因为它总是想要逃避尘世的痛苦生活，在天国或涅槃中找到永恒的平静。
人文主义的态度是，必须持续不断的奋斗，死亡是生命的代价。“人必须接受自己的出生，一如接受自己的死亡：这就是成熟。”——这是一种非基督教的态度。人文主义者和宗教信徒之间似乎通常能保持停战状态，但实际上他们的观念是不可调和的：一个人必须在现世和来世之间做出选择。而绝大多数人类如果真的理解了这个问题，都会选择现世。他们通过继续工作、繁殖和死亡做出了选择，而非为了一个彼岸世界的居所而敷衍自己的人生。
这里，很明显看出奥威尔的想法了。
托尔斯泰相信一些伦理规律，虽然他是高尚的，他不是追求要以此谋什么利益，但是他还是相信这种规律。他认为，放弃了很多东西，才可以更接近他的主，这是一种非常宗教的态度。从托尔斯泰中晚年的种种表现来看，他对此的信仰根深蒂固。
莎士比亚认为，这些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放弃，但那是因为你想放弃，而不是因为别的，更不能是因为你想换来什么。李尔王就是因为这样做所以悲剧了，你们还不明白么。你要为自己而活，你是你自己的尺度，是为了你，一个人，而体验这个生命的过程。
显然，莎翁所持的正是“人的复归”，这是相当文艺复兴的态度。这也就是奥威尔所说的，宗教徒（基督徒）与人文主义者的分歧。
正是因为论证了这一点，指出了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的根本分歧，有力地解释了为何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奥威尔的文章才被认为是“最好的回应”。其实，这也是我们理解的莎翁与托翁的绝佳切入点。
反过来看《李尔王》，发现莎士比亚这种“反对人伦规律”的思想比比皆是。李尔王同样爱三个女儿，但大女儿和二女儿就那么可怕，三女儿就对他那么好，这就是反因果。三女儿这么聪明善良勇敢，最后却不得善终，这也是反因果。就像一个蝎子去扎人，这是它的本性，如同大女儿和二女儿那么坏一样。而蝎子不会因为这个人是好人就不扎，是坏人才扎，这就是没有因果。
当然，我们无法说莎士比亚是否就完全笃信，或者认为所有事都没有因果。如果我们借用佛教里“业”的概念，会发现佛教也指出，有的事有因果，有的事没有。生业就必须消业，但业的生消又不是完全有关的。如同有人乱扔汽水瓶，就要有人捡汽水瓶，但扔的人和捡的人可以没有任何关系。而乱扔的人，不会因此就出门被车撞。捡的人，也不会因此就一定平安。莎士比亚肯定没有接触过佛教，但他在某些方面与佛教的思想有近似处。
至于其他为莎士比亚的辩护，奥威尔也说了不少。譬如，就在上文所引内容的下一段，奥威尔就洋洋洒洒地写道：我们并不怎么了解莎士比亚的宗教信仰，从他的作品提供的证据来看甚至很难证明他有信仰。然而不管怎样，他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想成为圣人：他是个凡人，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品并不太好。比方说，他很明显喜欢巴结权贵，而且乐于以最卑躬屈膝的方式奉承他们。他活得非常谨小慎微，甚至可以说是懦弱，很少与大众的意见对抗。他很少通过那些有可能被认为和自己一样的角色讲出颠覆性的或怀疑主义的言论。纵观他的剧作，那些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不被流俗的谬误所蒙蔽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丑角、恶棍、疯子，佯狂者，或者处于严重歇斯底里状态的人。
在《李尔王》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里面包含大量隐藏的社会批评——托尔斯泰忽视了这一点，但这些批评全都是通过弄臣，通过装疯的埃德加，通过疯病发作的李尔口中讲出的。然而事实就是，莎士比亚必须使用这种诡计来展示自己的思想是多么宽广。
但是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这一切都没造成什么影响。就像我先前所说的，没人能回应托尔斯泰的小册子，至少没法回应其中大部分内容。没有什么论据能为一首诗辩护。它通过自己的传世来为自己辩护，否则就无法辩护。而如果这种检验依据是有效的，我认为对莎士比亚案件的判决应当是“无罪”。就像所有其他作家一样，莎士比亚早晚也会被遗忘，但是从今往后大概不会再有比这更严重的针对他的指控了。
托尔斯泰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景仰的文学家，而且他当然也不是最糟糕的小册子写手。他使劲浑身解数谴责莎士比亚，好像一艘万炮齐发的战舰一样咆哮不止。结果又如何呢？多年过去了，莎士比亚仍然无可撼动，那些推翻他的努力早已烟消云散，除了一本几乎没什么人读过的发黄的小册子，要不是他的作者写过《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话，它恐怕早被人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