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逐渐适应乡村生活

2024-04-01 12:0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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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春末的红棉阿坚2024年3月11日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回忆录】逐渐适应乡村生活

28位广雅各年级男女生，分别在新圩大队、连陂大队落户，逐渐适应着乡村生活。新圩公社毕竟是小盆地，平时开工路途较近，扛着工具走到地里，不必翻山越岭干活。冬季农活也不算辛苦，铲草皮，清粪坑，烧草木灰，为来年春耕做准备。我不像一些知青肠胃差，吃番薯会泛酸水，我能吃麦羹、番薯，若用香芋、芥菜煲粥更是吃六七碗，所以眼看着长胖。多数女知青也容易长脂肪，那时隔两三周去大队部开会，都喜欢站上磅秤量体重，女生往往会增重，男生则普遍面黄肌瘦。公社重视关心知青，凡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都有我们。虽不用干农活，但我觉得开会并不轻松，为取暖点燃一堆堆柴火，熏得礼

堂烟雾腾腾，人们都呛咳着抹泪。我一开会就困得睁不开眼，往太阳穴涂清凉油，狠命掐大腿都不管用。在大队部开会同样犯困，甚至从村里厕所挑粪水下地，同伴回家拿东西让我在屋檐下等，我把扁担架上粪桶，坐在正中也瞌睡。好多次蹲在厕所木板上，闭起眼睛就睡，身子摇晃才惊醒。

去开会的好处是见到知青，互通信息，还能加菜。当初我们都没见过开饭的阵势，干部们分几群蹲在大队部地上，围住盛肉的大盆，一声“来！”便齐齐伸筷，二声“再来！”再伸，三声“又来！”继续夹肉。知青先是谦让，叫人家先来，自己不急着夹肉，别人说这不合规矩，后来我们就会把肉堆在碗边，整盆分完再慢慢享用。说实话，下乡后肚里已没几点油星，有机会补充就不能错过。农民别说吃肉，五天吃一顿饭就满足了。春季秀嫂用嫩玉米粒磨浆，加点葱花摊成黄澄澄玉米饼，我看着酷似鸡蛋饼的食物直咽口水，一口气吃了很多。还有一种我也很喜欢：上山砍柴割草又渴又饿，秀嫂用水干皮皱糖分高的番薯，放进云鼎加水慢火煲熟放凉，这番薯糖又香又甜润心润肺。一次她二女儿告诉我，待会妈妈要给她吃鸡腿！我想平白无故哪会杀鸡？限制资本主义，家家户户不能多养鸡鸭，自留地多大面积、种什么作物，都有规定的。后来女孩手拿“鸡腿”来到我面前，我一看是煮茄子不去掉柄，连茄子肉削成鸡腿状，女孩就美美地吃起来。

村里大人叫我阿坚，小孩叫我坚姐或坚姨。我用普通话教歌，他们听着像客家话；想用客家话读报，读了几句又变回普通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我好，老妇端详着我喃喃：这么嫩的妹子，父母怎舍得你从大城市来这里捱苦啊？评工分，最高劳动力10分，我8分，天天开工，不趁圩、不休假，出勤率数一数二。刚进村不久，某晚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小伙就递上一团东西：“坚姐你看，在动呢！”“什么？”“蜂蛹，很好吃的！”“哇——”我大惊，不敢看那蜂窝。以后又有年轻人问我敢不敢吃四脚蛇、土狗，我哪敢？不过农村每月都有节，在各种名目的大小节日里，我都尝到各家各户的酿猪乸菜、艾糍、萝卜饭、豆角饭，哪家杀猪都会请我去吃顿饭。12户之中，唯独一户富农没敢请我。那老头替队里放牛，老婆比他年轻许多，和大家一道开工，见我没歧视她的儿女，富农老婆就怯怯地喊我“坚姐”。走马田村的人都在圳边洗衣洗菜，福哥手巧，秀嫂叫他编个平底竹篮给我，我也像农妇那样提篮去洗衣。圳边有水井，用长竹竿代绳索，先将木桶压进水里，再用竹竿提水上井台，我费了些功夫才学会这样打水。

城乡生活差别极大，但因有足够思想准备，我心情平和。和亲友的通信给我带来安慰：部队农场的阿波、增城的三妹、儋县的四妹、广州的五妹，彼此通信频繁。乐东的弟弟与四妹都在海南，他的情况由四妹转告。湛江的大姐很忙，我俩偶有通信。此外联系最多的女生，是广州的少芳、惠梅、张兵，湛江的冰沙。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追求我的那个章立鸿，11月10日在广雅送行没看见我，转头就寄信到阳山县革委会，转交“原广雅中学高三甲班知青毛钢坚”。他的信成了我在阳山收到的第一封信，我自然不理睬，但那时邮政有“回执”服务，他每次寄信寄物都要求“回执”，邮递员按规定要我签收。他寄的钢笔、毛巾、肥皂、糖果等等我都退回，而邮递员说这样邮局要白干，我只好拿着章立鸿的信找公社书记，书记了解原委后叫知青们分掉物品。有人自告奋勇执笔回信：“毛钢坚早有男友了，你不要纠缠她。我们瓜分了你寄来的东西，感谢运输大队长！”不料章立鸿再度来信，说很高兴寄来的物品受知青欢迎，以后还要继续运输……我真拿他没辙！

我和阿波确定恋爱关系时说清楚，没结婚前不用你的钱，但每月你都要给我寄一批邮票。我带了很多父亲用的稿纸去阳山，向邮局问清楚多少页纸超重，就每封信都写够几页，每页连边沿都写满字，字体还非常小，充分利用空间。别人来信的信封我都翻转使用。四妹来信很勤快也很生动，还顺手画上她宿舍的“平面图”，让我了解她和谁同住，哪里放床哪里放盆桶。她也给我寄邮票，解决了我与外界联系一大难题。到新圩三个月，已逐渐融入乡村生活。只是由于水土不服，三个月没来月经。初时还不以为然，省了买卫生纸的钱，但日渐觉得身子沉重。一次进山担松枝回砖窑，越走越拖不动腿，辛苦担回过磅才67斤。秀嫂知道后，挖来野生的“七姐妹”（蔷薇）根，给我熬水喝调理好了。农民惯用土法治病，有次我在地里中暑，女人拿块瓦片就替我刮痧。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是猪栏，窗外是公厕，幸好光窗很小，蒙上塑料膜挡风又挡臭。最讨厌的是狗虱猖獗，社员送来稻草铺床很暖和，但狗虱咬得人浑身疙瘩。我和凤妹就把沙姜粉洒在席子底、稻草上，闻着浓浓的沙姜味入睡。
1969年夏收夏种开始，知青已独立开伙，自留地也自己种。凤妹说身体不好回了广州，我在安排给我的厨房里，按一切从简的原则安排生活。早上收工煮一锅麦羹，把黄瓜、苦瓜、茄子等切好统统丢进去，加点盐就吃。中午收工吃剩下的半锅，同时煮好晚餐的麦羹，顶多从自留地摘些瓜菜，仍是吃斋。知青黄启枝是连陂大队革委会成员，一次她来公社开会，在走马田碰见我，我问：“你食佐宴未？（粤语：你吃午餐了吗？）未食的话来我家食苦瓜粥啊。”启枝笑着说：“我地都苦过dee dee啰，重食苦瓜粥？”（粤语dee dee 即“鸭弟弟”，因鸭的形状像阿拉伯数字的‘2’，老二即‘弟弟’也，故将鸭戏称为‘弟弟’。扁嘴鸭形容愁苦委屈模样，整句有苦上加苦之意）。启枝没在我家吃午餐，多年后忆阳山，她写道：“以后，每逢我和朋友讲起这段往事，我都会笑弯了腰。有时，‘苦中作乐’就是这么回事。”我做饭菜“一镬熟”（粤语：一锅熟），是那时形成的习惯。
割水稻时我穿着妈妈的浅灰“列宁装”制服，下乡前为耐脏已染黑，胸前、腋下常显出汗水蒸发后的盐迹，裤子也基本染黑。割稻里不时发现田螺，社员见不多不少就给我积攒起来。下乡后找块布头都不易，我衣裤口袋布全剪下做补丁，连家里精装书的布面都拆下做补丁，衣裤袋口都缝死了，没地方装田螺，怎么办？把裤脚卷起来，一层夹几个，再卷一层又夹几个，直卷到大腿……收工回家褪下裤脚，田螺散落一地。社员说，用铁器浸水生锈的味道能引田螺吐泥，于是我在水里放把菜刀，养几天引田螺吐净泥，就成了一顿荤菜。
为节省柴火和功夫，收工后我弯腰从门外水井提桶水，关上门在灶下哗哗洗个澡。把脏衣拿去圳边，凭票供应的肥皂用于洗澡，衣服在石头上捶打搓洗除汗气。匆匆晾起湿衣，吃完晚餐换上布鞋就去大队宣传队。路过社员家，人们招呼：“阿坚，这么快就吃过了？”我一脸得意地点头。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我的腰就痛得弯不下，割稻时要讲速度又要看质量，我越急越跟不上趟，忍不住要用手背捶腰。社员说，你年纪轻轻就腰痛怎么得了？！我想蹲着割吧，腿累好过腰痛，谁知蹲着使镰刀角度不对，没割多少稻子就割伤了尾指。社员们听说我洗冷水澡、一日两三餐冷食，说怪不得呢，没点火气是不行的！当上赤脚医生的知青翟广巡回医疗到村为我治疗，让我趴在床上，她先用“梅花针”刺激我腰部穴位，我却毫无痛感，再用艾条灸我腰部，问痛吗？热吗？我一概不知。灸了很久才渐渐祛除湿气，觉得腰部不再是块硬板了。翟广叮嘱我接受教训，再不能图省事搞坏身体啦。
那段时间村里发生了鸡瘟，我原先养了12只小鸡，已长到几两重，早上打开鸡笼门，它们就叽叽喳喳跑出厨房在附近觅食，傍晚会自己回到门前。可是渐渐情况不妙，收工回来在树脚竹丛间，会发现死去的小鸡。有次我抱开厨房整把塱基草，底下死鸡已僵硬，吓得我手脚冰凉，勉强用锄头畚箕弄走。社员们纷纷抢在鸡毙命前吃掉，我看自家小鸡难逃一劫，也明白回天乏术。某日傍晚，翟广又巡诊路过，我忙叫住她说还有两只鸡未死，你敢劏吗？她说没问题，我就请她帮忙。我从不敢劏鸡，看翟广麻利地将病鸡放血拔毛开膛破肚，再烧红铁锅，爆香姜葱，噼里啪啦一阵响，热辣辣的炒鸡起锅了！为辟去病鸡的味道，她特地多放些盐。没煮饭，没喝酒，两人边喝麦羹边吃鸡，为自己打牙祭。当晚翟广留宿，半夜我俩都渴醒了，我没暖水瓶，走去厨房舀一瓢井水回屋。喝完还是渴，而且浑身燥热。两人来到生产队禾塘，坐在围栏上纳凉。夏夜星空高远，浮云渺渺，记不起聊了些什么，该是些平和散淡的话吧。

阿波在部队农场

离开广州前我和三妹四妹五妹在农讲所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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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妹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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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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