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小说类型学：从普罗普再出发
2014-02-26 14:27阅读：
王长国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234）
正如聂赫留多夫所言，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成为了事件，成为了发现”，它“彻底改变了学界观察对象的眼光，引领学界走出研究方法的停滞状态，在数十年间给予后起的研究以前进的动力”。
[1][22]直到今天，“普罗普公式”仍是“当代描述性科学，特别是结构主义研究”的基础。列维·斯特劳斯、托多罗夫和格雷马斯等一大批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建立小说类型学，在进行学术思想资源的溯源时，普罗普故事类型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仍是我们不得不返回的起点。
《故事形态学》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制得非常严格，它限定自己于神奇故事——故事的一种亚类型，普罗普一开始就申明：“此书研究的只是神奇故事”
[2][23]，而且是俄罗斯神奇故事，普罗普初次预告该研究成果时的命名就是“俄罗斯神奇故事形态学”。之所以如此严格强调研究对象，一是为对象“泛化”的倾向纠偏；二是要说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结论具有同一性。普罗普为何如此强调“局部问题”的专项研究呢？因为不同类型的故事是建立在不同的原则上的，应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即使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比如用普罗普的“按角色的功能来研究叙事体裁”，研究的结果可能大不一样，正如普罗普预言：“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具体的结果会大相径庭”。
[3]
例如英国的连环故事属于程式故事，和俄罗斯的神奇故事在公式、原则上就不相同，历史条件、民族特性、叙事创作的样式等，造就它们是不同的故事类型，因此，我们很难用一副眼光，一套思维，一种方法来规划它们，为它们寻找“总的规律”。
普罗普的故事类型研究工作是一个系列，从《故事形态学》到《神奇故事的衍化》再到《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共同构成了普罗普对神奇故事的基本思想。《故事形态学》是最基础的工作，它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神奇故事作系统的科学描述，即神奇故事的形态学描述。从角色的功能来介入故事的结构，通过故事的整体结构来展示这一类故事的形态，让大家看神奇故事的共同特征。这是一种典型的类型学研究思路，抓住事物的同一性，神奇故事之为神奇故事的内在规定性。一般说来，同一性研究是神奇故事的内部研究，排除了作者因素、故事发生的环境等外在因素，让文本作为自足的存在。同时，对文本内部中一些和人物角色功能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因素给予省略，以寻求神奇故事作为类型的纯粹性。
《神奇故事的衍化》则是普罗普要做的第二步工作：对神奇故事形态的变化过程作历史性研究。要考察神奇故事的衍化过程，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哪是基本形式，哪是派生形式，否则就无从谈起。为了确定故事的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就要把内部和外部研究的结合，故事的外围因素、它的创作和流传于其中的环境结合起来，从故事的外部来考察情节的变体。这些文化因素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宗教和日常生活中。在该原则的指引下，普罗普归纳了神奇故事的基本形式的3类20种衍化（变体）形式：改变（简化、扩展、损毁、颠倒、强化、弱化）；替代（故事内部替代、日常生活替代、宗教替代、迷信替代、骨缝替代、文学替代、不明来源替代）；同化（内部同化、宗教信仰同化、迷信同化、文学同化、古风同化）。虽然这20种神奇故事的衍化形式在很多人看来尚嫌抽象，但它毕竟比单一的总模式丰富多了，初步实现了从同一性到差异性的变化。
第三步工作是通过《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为神奇故事寻找历史根据，这标志着普罗普从抽象的形式研究走向了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对于《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的关系，普鲁普在《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中作了如下表述：“《形态学》与《历史根源》就好像一部大型著作的两个部分或两卷。第二卷直接出自第一卷，第一卷是第二卷的前提。”
[4][24]按照普罗普本人的研究思路，他要逆转以前民间故事研究的思维习惯，把“故事从何而来，它是什么”变为“故事是什么，它从何而来”。《故事形态学》回答了神奇故事是什么，《历史根源》回答神奇故事从何而来了，探讨神奇故事起源问题。如此说来，《形态学》研究是为《历史根源》研究服务的，“对神奇故事的形式研究和准确的系统描述是历史研究的首要条件和前提，同时也是第一步”。这个前提和基础却是非常重要的，就普罗普故事学思想体系而言，“它以结构形态学研究为先导，以历史人类学探寻为途径，以文化诗学阐释为旨归”。
[5][25]在《根源》一书中，普罗普开展的是神奇故事的人类学研究，“我们想要研究的是历史往昔的哪些现象（不是事件）与俄罗斯的故事符合并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决定并促使了故事的产生”。内容的安排上，还是按照《神奇故事形态学》中人物角色与功能类别，考察了故事与上层建筑性质、往昔社会的法规、风俗、仪式、神话、原始思维等起源性问题。普罗普强调起源研究不是历史研究，它先于历史，探讨“发生”问题，不是“发展”问题。经过普罗普的阐释，神奇故事就脱离了简单的故事形态，获得了人类学意味和文化诗学的品格。这也提醒我们，结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属于科学主义范畴，一旦它向历史维度开放，就充溢了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精气神”。
随着我们对普罗普故事研究思想的逐步理解和深入，即从“普罗普公式”到“普罗普思想”，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时要认识到它的有限性及其边界。恰如普罗普所言，方法可以运用到所用的故事，甚至小说上去，但是对具体对象得出来的结果会迥然不同。就小说而言，普罗普公式可以作为类型学方法论基础。不过，从这一公式到小说类型学的转化，应注意如下问题：
一是形态学借助自然科学的精确描述，矫正人文科学过于感性的弊端。形态就是结构，结构作为外形式和内形式的结点，有助于对同一类结构的故事外在特征（叙事语法的把握），也利于抓住该语法中隐藏的社会、历史和人类学等根源。只有当这一不同类型叙事中结构把握得越精准，对与结构相应的语法就越有普泛性，也就是说，借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精确性的追求，是保证一类叙事艺术成规具有普适性的前提条件。我们以前的人文科学研究，对特殊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一般的重视，即使对“类”现象的研究，过于注重个人感性经验，以模糊代替精确，用印象取代统计数据，用直观判断取代科学归纳。结果不但不能真正推进类的研究，也是类中具体对象特殊性研究失去了基本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对具有类特征的宏观研究，还是对具体对象的微观批评，都要有科学精确的描述作为基础。
二是类型学使用的对象以叙事艺术为主，对抒情艺术，意象艺术可能不适用。故事形态学以考察角色的功能特征来展开研究，那么，以叙事为主的艺术形式都是可以借鉴故事形态学方法的。但在抒情和意象性小说中，人物在整个艺术的地位凸现不如情节性小说，且人物的动作性不强，功能性特征也不突出，因此，就不利于寻找叙事结构和语法。这就很好解释了为何目前中西方小说类型研究对象多是通俗小说
[6][26]。通俗类小说的人物角色总量有限，类型也比较稳定，人物行动程式化特征明显，研究者容易运用该理论来寻找叙事语法，开展类型学研究。
三是形态学研究的对象是以类为单位，自然要通过分类的方法把对象确定下来。对于分类要把握的原则是：１、从材料内部着手分类的原则。不能从材料的外部因素来分类，这样不仅会破坏分类的规则，还会导致分类永无休止。那些按照时代、地域、篇幅和领域的小说分类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必要，不是小说类型学意义上的分类。２、分类的相似性原则。类型不是本质的，从根本上讲，我们找不到在形态上完全一致的两个文本，只能看到结构上大致相似性的类，这和维特根斯坦提出来的家族相似差不多，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后来普罗普要把“形态学”一词换成“组合”的真正缘由了。“组合”更能体现故事的组成性“规则”，是相似性的表现，不是本质主义的“规律”诉求，它更显人文科学特征。
四是类型学要从“形式规律”到“历史规律”的推进。类型学不是形式主义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建立共时性文本学，更要进入历史、社会的纬度，从文本走到社会外部，寻求文本的历史规则，这才是类型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所在。形式主义和早期的结构主义由于不重视历史研究，割裂了文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导致了学科的“短板”。相反，在这一方面，陈平原的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作了很好的范例。
五是角色功能的原理要根据对象适度调整。如果把外在因素和内部的“规则”结合起来，普罗普的有些基本结论就要修正。如普罗普命题4认为：“从结构上看，所有神奇故事都是属于一种类型”。由于故事和小说的区别会导致对功能的顺序和叙事模式的理解差异。故事是按事件发生先后顺序的序列，小说则是按因果关系构成的对事件的讲述和描绘。由于小说客观上存在“事序结构”和“叙述结构”的差别，这会导致功能的顺序不同。如果就小说的外在形态而言（不是内在结构），恐怕要考虑叙述结构了，这里的叙事结构的不同就不仅仅是技巧性问题了，它是不同的叙述主体对故事的不同“记忆”，不同“说话”，和不同的“认识”，从艺术上带来了具体情节表面上的异彩纷呈。因此，许子东在研究文革类型小说时就把普罗普命题4改为：“所用的‘文革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结构的不同变体，是同一‘故事’的不同说法，是同一‘集体记忆’的不同记述类型”
[7][27]。这就是考虑和结合了叙事的外部因素，考虑叙述主体性问题。主体的差异性就是历史复杂性的根本原因。普罗普的研究对象是民间故事，那是没有明确作者，没有具体时代背景的对象，它自然可以忽视这些带有主体性的问题。而文革故事是诸多个体讲述出来的，这种差异性势必决定了文革小说有不同的叙事模式。
至此，当我们说起回到普罗普时，与其说要完整正确地理解普罗普思想和发掘其思想体系中被遮蔽的部分，不如说是要从普罗普再出发，使之成为我们今天重建小说类型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1][22]
普罗普著，贾放译，《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3页。
[2][23] 同上。
[3] 同上，182页。
[4][24]
普罗普著，贾放译，《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182页。
[5][25]
普罗普著，贾放译《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481页。
[6][26]
这一方面的著作比较多，比如托多罗夫《侦探小说类型学》、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解读50篇文革小说》和王晶《西方通俗小说：类型与价值》等等。
[7][27]
许子东著，《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三联书店2000年，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