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畈早期发展史略
2022-04-28 22:00阅读：
高旺国
高家畈位于东径113°30’，北纬30°20’。地理位置处于小奓湖西岸，三面环水，呈半岛状。东部、北部分别与小奓山、徐家咀、东明咀隔小奓湖相望；西部隔庙堂湖与永丰堡相望；南部隔南奓湖和庙堂湖与瓦渣堡相望；西北部经余家琪、尹家台有陆路与永安堡相通。
高家畈地处湖泊间，东部是岸曲汊多水深的小奓湖，西部是被岗垅台地呈包围状的深水凼庙堂湖。陆地主要是岗垅台地和有一定起伏的波状平原，岗垅台地多在小奓湖和庙堂湖岸边，波状平原集中在东部和北部。
据《汉阳县志》记载：据今约一亿九千万年前的印支运动，使整个扬子海槽皱起，汉阳县境内形成近东西走向的断层褶皱，出现奓山向斜、小奓湖背斜等紧闭褶曲的冲断层和带状褶皱山地。约八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使汉川马口至汉阳百丈塞以西、百丈塞和侏儒山至三羊头以南发生大面积断陷沉降，形成内陆湖盆，并产生一系列南西至北东走向的华夏式断层构造，与印支运动形成的褶被构造纵横相截，互相交织。第三世纪至第四世纪早期，汉阳经高蚀低积，被剥蚀夷平成准平原面。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具有升降活动的脉冲性和断层活动的继承性，导致红色亚粘土台地和下蜀亚粘土台地的形成，后经坳谷分割，分别形成了岗垅平原和波状平原。
高家畈的地形呈龙、凤、狮、虎、马祥兽临饮甘泉状，颇有传奇色彩。中部如卧龙盘
珠，东有凤凰圻（俗名大咀），南有狮子坳，北有老虎咀（又称猫子咀），西部焕圻岭形如骏马。
明朝初期，高家畈还是一个杂草丛生、沼泽众多、人烟稀少的半岛。夏季洪水来临，小奓湖水位上涨，湖岸低洼之处全部浸泡在湖水之中，只有一些岗垅台地孤零零地露出水面。秋天过后，水位下降，岗垅台地周边地势较高的波状平原恢复原状，而湖岸和湖汊边的一些低洼地湖水尚未全退，形成了一片片的沼泽地。
高家畈的地形地貌特征，使本地的农业生产呈现靠天吃饭的倚赖特性。靠近湖边的低洼农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本应是种植农作物的好土地，但常年受洪捞灾害的影响，常常是有种无收。而岗垅台地多为红色亚粘土，土质贫瘠，且需要人力抗旱浇灌，农作物的产量不高。由于这里并不是很适合农业生产，所以鲜少有人来此进行耕种，只是在东部的林家咀、南部的万家陂、中部的蔡家庄、西部的彭家岭有几户林姓、万姓、蔡姓、彭姓人家在这里进行季节性的耕种。这几处的岗垅台地，也以他们的姓氏命名。
据《汉阳高氏宗谱》记载，三世祖文通公青年时代入职锦衣卫，中年时辞职回到汉阳城，先后居住在桃花坞、洗马口和高公桥，后来再迁居于小奓山的高家途。数十年后，终迁居小奓湖畔的黄庙堡（后改为高家畈）定居。文通公去世后，安葬在距离黄庙堡几里外的柏林堡东明咀郑三儿佃庄，这里距离高家途则有十多里。依人死就近安葬的习俗，间接证明了文通公晚年就在黄庙堡安居的事实。另外，文通公去世后只能是安葬在自家的田地里，这也证明当时高家在东明咀买下了一处田地，出租给郑三儿耕种。
宗谱里没有记载文通公的生卒年，也没有文通公生平活动的具体记载，但从宗谱前五世的个人记载综合分析，文通公大约诞生于洪武年末期，永乐年入职锦衣卫，在景泰年迁居高家途，在成化年初选定黄庙堡的老湾建基屋，每年在此居住一段时间。
文通公为何选择水泊边的黄庙堡为定居点呢？照说，这里水多田少，地形地貌不适合大面积的农业生产，并且为数不多的农田已经被先来此地季节性垦殖的林氏、万氏、蔡氏、彭氏等外姓人家所占有，高家作为后来者，来此谋生并无任何优势而言。据我分析，这应该与文通公的长子琰公接任百户所的百户有关。
琰公的外考杨胜二是明朝卫所军的一名百户，驻地在九真山前。明朝的卫所军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军人属军户籍，且为世袭制；二是军队实行军屯与守备相结合，并自行解决军队的给养；三是自卫指挥使以下的军官都可以世袭，可以子承父职；四是卫所担负漕运职责，其军官同时也是漕粮的运输官，要负责把驻地征集的粮食运往京城。
从我族宗谱记载，琰公年轻的时候协助杨胜二管理百户所。杨胜二年老退出军职时，因无子继承其职，只好让琰公顶替了他的百户职务。从宗谱上的记载可以看出，琰公接手了灵桂军湖以后，一直从事军湖的生产经营。他还派出长子思祯与5个侄子思脍、思福、一麒、一麟、一凤从事国徭转运，担负百户所的漕运职责。此外，思祯公顶上了杨氏门户，成为杨家世袭的军户。
杨胜二退出军职时，年龄应该在60岁左右。琰公接手百户职务时，时年40岁左右。据此推算，翁婿职务交接应该是在成化年初期进行的。这个时候，文通公大约在70岁左右。
据史料记载，在宣德年以前，漕粮的运输采用的是支运法，其做法是：先由粮户自备船只，将漕粮运送到政府指定的粮仓，再由官军分段接替依次运送到京城。宣德六年(1431)，明朝改革漕运法，让江南各省的粮户运粮到淮安仓和瓜州仓，兑交给卫所，然后再由官军运输至北方，粮户提供运费，这样官民两便利，这就是兑运法。成化七年(1471)，漕运再改为长运法。具体做法是让卫所的运军直接到江南、江北有漕的省份取粮，然后直接运往京城或者其他指定的地方。这样粮户不再承担长途运输之役，而官军运输漕粮的路程却大大延长，因此明朝政府令粮户在兑粮时给予官军一定数额的耗米和轻赍银。
思祯公与5个堂兄弟从事漕粮的运转，显然他们是从事军运的任务，琰公的百户所担负军运的职责。汉阳南乡距离北都有一千多千米，路途遥远，走水路是最好的路线，船运装载量大，节省劳力。此外，九真山周边水域广大，陆路交通不便，要把九真山周边农户的粮食税赋征收起来，依托水运就是最可行的办法。
从三修宗谱的《湖业四至图》来看，灵桂军湖东起军山西南的蛇山（小奓山），西止东子山，北起九真山前丁家湾田坡和偏西的曹木两港，南方水域抵达长江。黄庙堡地域附近的小奓湖，以及香炉山、东城垸的十八家高墩地标也在这个范围内。琰公征集粮赋的范围，大致在九真山周边及小奓湖沿岸。因此，文通公代替琰公在小奓湖沿岸考察，最终把黄庙堡选定为漕粮的集聚之所，就是看中了竹林湾湖岸长、坡度缓、湖水深、岗岭高且靠近九真山的天然优势。
成化年时，黄庙堡周边湖岸的水线较高，可耕地较少，此处已经有林氏、万氏、彭氏、蔡氏等人家进行季节性垦殖，加之高家第三代及第四代人口较少，因此除了文通公在老湾建有基屋外，高家并没有人在黄庙堡长年居住。
琰公虽然继任了杨胜二的武职正六品职务，但他仍然心事重重，主要在于他的入赘身份上。旧时，入赘的女婿是被人看不起的，毕竟是顶替了外考家的门户，有愧于自己的列祖列宗。此外，明朝的军户社会地位低，没有人身自由，并且是世袭制，子孙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这也是很多人宁愿逃亡也不愿意当军户的原因。从琰公为三个儿子起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琰公复杂的心情以及想要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琰公的长子名思祯，“祯”与“桢”字形相似，读音相同，显然这是有怀念楚王朱桢的意思，同时又避了朱桢的字讳。确实，在楚王朱桢就藩的年代，大用公离开了京城，避开了随后明朝的几起大案，保全了高家血脉。在朱桢的光环下，高家在楚地得到了较好地发展，这段时光确实值得怀念。而琰公的次子、三子没有沿用思祯的“思”字起名，独立出来，分别起名为一鹏、一翀，用意深远。鹏，有鲲鹏展翅翱翔天空之意；翀，指大鸟奋力向上直飞。显然，琰公是希望一鹏、一翀兄弟俩早日脱离杨家门户，恢复高姓独立发展，并一飞冲天。
明朝卫所的官兵都是军户籍，实行世袭制，官兵不能随便更改军户籍。按照军户籍制度，一个军户除有一人为正军在卫所服役外，还要有一人编为军余到卫所协助正军进行军垦，同时家里还要预备一名继丁，随时顶替死亡、逃跑了的正军。从琰公的安排来看，为了让次子一鹏、三子一翀早日脱钩于杨家独立发展，他没有将次子、三子编为军余和继丁，而是让大弟瑛公的儿子思脍、思福，四弟瑄公的儿子一麒、一麟、一凤编为军余和继丁，协助正军思祯从事漕粮的转运工作。这个安排超出了军余和继丁的人数标准，但因为漕粮的转运务大责重，且路途遥远，不能有半点闪失，否则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不得已，琰公只好委屈5个侄儿协助长子思祯从事这个极为重要的工作。有道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关系家族和个人性命攸关的大事面前，还是自家的兄弟才靠得住，也能够让人放心。
当然，5个堂兄弟帮助了思祯公，他的后人有机会也给予回报。高英宇在《来自刑家咀的传说》中记载：清乾隆年间，一凤公的后人明远公因军产所在，举家由汉阳迁往江夏的刑家咀，有良田两千余亩，龙垦湖一千余亩，还有严东湖的股份。这个军产，应该是来自于明朝卫所的祖传，因为清朝军队是没有军垦任务的，也就没有军产一说。实际情况可能是：思祯公或者他的后人晋升职务时，其子接替空出来的百户职务，等到思祯公或后人从卫所退役时，一凤公的后人接替了他的职务，在江夏刑家咀的一个百户所担任百户，负责军垦和军湖的生产经营。明朝后期，卫所制明存实亡，军垦的田地、湖泊变相成为卫所军官的私有财产。清朝建立以后，废除了明朝的卫所制，原卫所军垦的田地、湖泊等记在军官名下，采用契约经济的管理方式，经营者按田地、湖泊的实有面积向官府缴纳税赋。这就是明远公拥有上千亩良田和湖泊的来由。
琰公的愿望虽好，但现实却很残酷。一鹏公最初非但没有自立门户独立发展，而且还走了琰公的老路，入赘索河吴家，顶了吴家的门户。吴员外是索河一个有名的大财主，家大业大，但苦于没有男丁继承家业，成为吴员外的一块心病。虽然如此，吴员外对女婿的要求似乎很高，他相中的是汉阳南乡一个官宦之家，亲家还是一个武职正六品，比知县大人还高一个品级，这让吴员外很有面子。一鹏公虽入赘吴家，但他谋求自立门户的决心不变，他刻苦攻读儒学，希望在科举的道路上出人头地，谋取一官半职，重振高家官宦之家的雄风。然而吴员外显然不理解一鹏公的良苦用心，他那么大的家业，女婿做不做官无所谓，他需要的是女婿帮助他打理家业，进一步集聚财力。翁婿意见不合，两人发生口角，以至分道扬镳。一鹏公回到父母处，继续刻苦奋读，以实现他心中的理想与目标。
终于，一鹏公的潜心攻苦、揣摩有得有了初步回报。弘治庚申年（1500），在汉阳县举行的童生考试中，一鹏公考中了生员（民间称为秀才），并以优等成绩列为庠生，入县学学习，并享受官府的米粮供给。
宗谱记载一鹏公“申庠生，中乡试，丁丑会试，举进士[注4]，授四川中江县令。”说的是一鹏公因进士科举身份出任四川中江知县。但我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上均未查到一鹏公的大名。由此可以推论，一鹏公可能是以举人的身份，先出任从八品官职训导（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副局长），然后在上级的考核中因成绩出众一步步升任知县的，这在明代比较普遍。此外，也不排除以京城国学监生的身份，先出任九品官职，然后再一步步晋升到知县的。在明代，监生在吏部见习一年，经考核合格，可以委任九品官员。少数业绩优秀的监生，凭过硬的业绩，可以逐步晋升到知县的官职。一鹏公五十多岁才出任四川中江知县，任职一届就因年龄到顶离职归乡，这也间接说明一鹏公晋升知县的时间比较长、任职时间短的事实。
关于高家选择黄庙堡作为定居点，以及开发黄庙堡的时间，是一鹏公从四川中江回归以后，还是在此之前就开始运作，我倾向于是一鹏公考中了生员前后的这段时间，黄庙堡成为一鹏公这个家族恢复高姓、自立门户、独立发展的生存发展之地。
做此推测，我是有充分根据的。其理由如下：一是一鹏公在科举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恢复高姓独立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并有了自立门户的社会地位。二是长子钦公、次子铠公已到了成年的年龄，他们也要娶妻生子，不可能继续依附于杨家或者吴家，这有违于琰公的初衷，也是一鹏公不愿意见到的。三是高家在黄庙堡已经有了立足之地，文通公在东明咀购置一块田地并出租给郑三儿耕种，小奓湖作为灵桂军湖的一部分需要有人来管理，以及文通公和琰公在黄庙堡零星购置的田地可作为耕地。四是五修宗谱记载，琰公的岳母杨老夫人和琰公的元配杨妣去世后都是安葬在黄庙堡的林家咀上，一鹏公从四川中江回归家乡时已年过六十岁，此时杨老夫人年龄过百，早已离世，生前就在黄庙堡安享晚年；一鹏公的母亲杨妣年过八十，也早就在黄庙堡安居了，她的日常生活是其媳吴夫人和其孙钦公、铠公等人在照料。
从宗谱上看，高家第五代人取名很有规律，也可以分析出他们的出生年次序。兄长琰公三子名思祯、一鹏、一翀，大弟瑛公两子名思脍、思福，三弟瑀公两子名思忠、一帮，四弟瑄公四子名一麒、一麟、一凤、一鹍。从这个取名上可以看出，凡出生在一鹏公之前的，以“思”字取名；凡出生在一鹏公之后的，以“一”字取名。琰公大弟两子、三弟一子均在次子一鹏之前出生，说明长子思祯与次子一鹏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女儿，只是旧时女子外嫁后不上娘家族谱，宗谱上没有她们的记载。这说明，一鹏公辞官回家乡时，母亲杨妣已经八十开外了，她早就在黄庙堡安享晚年。
当然，一鹏公回到黄庙堡发展，肯定在索河留下一子顶起吴家门户。高家是官宦之家，注重忠孝节义。琰公留下长子思祯公为杨家顶起门户，一鹏公自然也会效仿其父留下一子顶起吴家门户。毕竟他是儒学之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圣贤书，深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他不能让吴员外含恨九泉，死不瞑目。何况，吴家庞大的家产需要有人来继承。虽然翁婿两人在儒学的认识上有不同看法，有过争执，但他们的翁婿身份始终没有改变，亲情仍在。宗谱上记载，一鹏公的元配吴夫人去世后安葬在一鹏公墓地的右侧岗岭上，说明一鹏公与吴夫人晚年是在一起生活的。吴夫人能够安享晚年，则证明一鹏公早已经把吴家的大事都安排好了，吴夫人没有后顾之忧。
高家在黄庙堡最初的开发和生活情况，我们从九世祖云路公的《肇修宗谱序》中能够看出一二来。钦公作为高家的长子，年长兄弟们许多，在父亲离家官学研读以及外地做官期间，“长兄如父”代行父职，是高家的实际当家人。钦公辅佐一鹏公建造家园，怜惜诸位弟弟，告诫他们不要沾染富家子弟的不良习性，要痛下决心，自我刻励。一鹏公回到家乡以后，因年岁高，精力不济，钦公仍然行使高家当家人的职责。在他的谆谆善诱下，兄弟们相约保护好灵桂湖、金瓯湖以及先人遗留下来的产业。至此，高家子弟注重耕读，农耕、管湖、读书、习武之风兴起，并延续到了后代，高家逐步发展成为汉阳南乡的一大名门望族。
自明代中叶起，高家的土地扩张，以老湾为中心，先是向东突破，然后向西扩张，再向南延伸，最后是向北、向西发展。
宗谱记载，一鹏公回到家乡以后，“弘拓土田，广置湖业。”他经手买下了黄庙堡东边的林家咀，这是高家买下的第一块成片的土地。此后，又购买了林家咀北边的林边咀。这一大片田地，就交给次子铠公负责打理。二房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渐成村落，靠东边的村庄为新屋墩，靠老湾的这边因长年是独门独户，高家人称之为独屋。
一鹏公从汉阳朱紫阳、谢国宣等七姓手里购置的湖业，位于汉阳的西南部，紧邻琰公军垦的灵桂大湖，一鹏公命名为“金瓯湖”。清朝后期，随着民间兴起修堤坝拦洪水，到民国时期，汉阳西南部的水位下降，金瓯湖缩减为沉湖、王家涉湖、南嘴湖等几个大湖，成为高家畈的主要渔场。据云路公的谱序记载，金瓯湖的范围是“湖之周不下数十百里”，如此庞大的湖业，获利自然十分丰厚，“隐然陶朱倚顿之赀，鼎跻素封焉。”
也就是说，高家经营的湖业，其获利程度比肩中国古代最有钱的陶公和朱公两个人。这虽然有些夸张，但高家经营湖业大发其财是肯定了的。
凭借雄厚的财力，高家在黄庙堡附近大举购买田地，扩充领地范围。大房钦公在彭家岭东部一带置业发展，到明朝天启年初，钦公之子汾公买下高家畈最西端的高地彭家岭，自此大房子孙在整个彭家岭地域安居发展，形成大彭家岭和小彭家岭两个村庄。六房锡公沿着林家咀高地，来到竹林岗岭上建庄发展，渐成村落。三房镒公留守老湾，先是买下老湾西侧的蔡家庄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沿着蔡家庄屋西侧延伸，在庙堂湖附近发展了新屋岭村庄。七房锜公与三房镒公是一母所生，他先是在老湾东部居住，后来这一房人口增长最快，又分出两支人马向外发展，其中一部分到了蔡家庄屋的西沿，与三房一部分人在新屋岭混居；另一部分人来到竹林岗岭下，面向小奓湖建立村庄。二房再次出手，面向黄庙岭、万家陂向西部延伸，买下庙堂湖南岸，西至跳沟，南临小奓湖的一片三角地长咀，其中庙堂湖岸上有一块地就像是一只蟹子，族人称之为蟹子地。
至此，除四房铣公、五房铎公在黄庙堡没有留下子孙外，大、二、三、六、七房五个房头各自占据一方建立村庄，购置田地，安居乐业。此时，黄庙堡已经不能代表高家的地域范围，高家畈的地名呼之而出。到明朝晚期，高家畈形成了以老湾为中心，东到凤凰圻，南抵小奓湖，北靠老虎咀，西临焕圻岭的大片区域，面积约三平方千米。
高家畈的早期发展，特别是一鹏公“弘拓土田，广置湖业”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就是“农业与渔业同步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的先进发展思路，农业为本，湖业发家。高家畈在湖业经营中形成了渔业、柴草业、打铳业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并在鲜鱼、野禽的销售中催生了经贸业，高家由此形成了农业、湖业、经贸业三大产业共同发展的多种经营模式，适应了汉阳南乡水域广大、可耕地不足的地理特征，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产业发展模式。湖业的发展，有效地弥补了高家畈常年闹水灾农业歉收的困局。而一鹏公制定的家族成员人人占有湖业分红股份、股份只能在家族内部转让不流失、各个房头轮流管理湖业的三大策略，使高氏家族人人都能获得湖业经营红利，人人关心、关注并极力维护家族湖业的产权利益。高家畈的农业、湖业、经贸业共同发展的经营模式，既安定了族人的生活，有利于家族的发展，同时也使家族有财力兴办新学等公共事业，开发智力，为家族培养人才，由此形成了一条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致使高家畈远远超出周边他姓的发展规模和成就，高氏宗族也成为汉阳南乡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