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的一天，在圪垛村偶遇年近90岁的杨立柱老人，闲谈中讲述了自己一生不平坦的经历，最后说：人总是向往好的地方——
1935年，我出生于河南省林州市姚村镇北杨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林州地处太行山区，是个多灾地区。当年，农民生活十分苦寒，终年过着“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贫困生活。
1942年遭遇蝗灾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得——
初夏的一天，中午刚过，忽然听到天空中传来“
新浪博客
去年10月的一天，在圪垛村偶遇年近90岁的杨立柱老人，闲谈中讲述了自己一生不平坦的经历，最后说：人总是向往好的地方——
1935年，我出生于河南省林州市姚村镇北杨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林州地处太行山区，是个多灾地区。当年，农民生活十分苦寒，终年过着“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贫困生活。
1942年遭遇蝗灾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得——
初夏的一天，中午刚过，忽然听到天空中传来“
嗡——嗡——”的风声并杂着其它声音，人们随声望去如巨浪翻滚、似乌云卷土而来，这翻卷的是飞行的蝗虫，风过之处，庄稼地里到处可见蝗虫，它们开始吞食庄稼。蝗虫所到之处，庄稼被吞食为枯枝。为了抗灾救灾，村民自发动员、组织人力，无论老人、孩子一同到田间，排成队用杆子或鞋底子拍打蝗虫，或在田地头捉蝗虫。老年人曾用古老的办法，即敲锣打鼓，以期望利用声音惊吓走蝗虫。那时，没有先进技术，农药也很少，只能靠人工救灾，尽管这样轰轰烈烈，但收效甚微。第二年春天，越冬的蝗虫又出土继续吞食庄稼。为此，人们到田间用锄头查找地里的蝗虫茧，或活捉羽化的成虫，以达到消灭蝗虫的目的。但无论如何，落后的救灾措施效果总不理想。一次蝗虫灾害，总要拖至二、三年危害农民收成，使农民粮食绝收或欠收，此乃天灾。天灾是形成林县人外出逃荒的原因之一。
我在3岁时，适逢“七七芦沟桥”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原地区大举进犯，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经常有日本飞机轰炸，有时早上听到枪炮轰鸣，连饭都顾不上吃，人们就逃往山上或者躲避在山庙中。有时白天躲在山上，夜里睡在田间，有时躲在山坡上的苍龙庙里。苍龙庙很大，可以住几十户人家，当日本鬼子轰炸时就躲在庙中，以祈求躲过一劫。我曾亲眼目睹日本人牵着马行走在山路上，遇见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不问清红皂白一脚将母子两人剔入路边滚下山坡，真是惨不忍睹。动荡的战争使村民心神不安，难以维济，这成为人祸。这也是我们本地人外出逃荒的原因之一。
1942年，母亲生下二弟，孩子在两岁时因病不能及时医治造成智力低下。
1945年，我11岁，曾在距离本村二里地的一个学校读高小，学习几个月，后来因社会动荡不安和家庭贫穷而辍学。
北杨家庄村一直驻扎着八路军，日本鬼子投降后，杨家庄村仍住扎着解放军。而距杨家庄村往南7.8里的姚洞镇，却由国民党占据。我曾加入村里的儿童团，在通向大路的村口参与站岗放哨，查看路上的可疑行人，预防国民党祸害百姓。
1946年秋，本来就身体欠佳的母亲，生下了三弟，坐月子没有保护好身体，兑下了毛病。但她硬挺着身体，抚养、拉扯我们弟兄三个，对二弟尤为关心。我是老大，在妈妈的指导下，能帮助妈妈干点活儿，为妈妈减轻生活负担。我的父亲为了撑起这个家，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山西，凭借自己的铁匠手艺，赚取利润维持家庭生活。
1948年，我的家乡已成为解放区，但我们的生活仍然非常艰难，那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母亲又多病，父亲肩上的生活重担该有多重呀！
1950年，16岁的我已成后生，应该帮助父亲分担重任。三月，在父亲的授意下，本村邻居一位长辈领着我，稍带着些许行李，在太行山上翻山越岭，穿越沟壑，沿着晋东南丘陵的羊肠小道，深一脚、浅一脚颠颠簸簸，经历祁县和平遥。我们白天行路晚上住宿，历时六、七天，终于来到汾阳县。父亲把我安排在峪道河镇张家坡村。我的一个堂叔在张家坡村居住，他生着火炉做铁器活儿，以满足峪道河山川内农民的农具及生活器具需求。我吃住在这里跟着堂叔边学铁匠（做铁活技术）、边种地近二年。张家坡在峪道河山川内居中游，对于我父亲来说是一个据点，平时父亲走村串户，到邻村里寻找零活，或维修旧家具，如果能承揽大点的活儿就来到堂叔这里来加工。期间，我曾随堂叔爬越吕梁山，到三道川的李家庄、头道川的马家庄等村居住几个月，为村民维修旧铁器，制作新农具。
1952年，母亲病情加重，不能下地走动，亲父回老家照顾母亲和俩弟弟。这年冬天，可怜的母亲因病无法救治而去世，抛夫弃子撒手人寰，我们未成人的三个兄弟失去了至亲至爱的妈妈。
1953年春，我来到汾阳继续跟随堂叔学习铁匠手艺。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成长为一个七尺男儿，应该是能够独立劳动的人。这年夏收季节，我只身回老家将十来亩麦子收割回家，完成夏收工作。
1954年我20岁，身材魁梧，父亲考虑到我年龄不小，应该成家了。于是，回到老家托人为我摸索对象、提牵亲事。同年腊月，在父亲的张罗下我结婚成家。
第二年，我仍然来到汾阳，二弟、三弟留在老家由我媳妇照顾。以后几年，我总是春天来到汾阳做着铁匠活儿，农忙时就回老家夏收、秋收，同时回家陪陪媳妇，春节时回家团圆。那时，做铁匠生意也挣不了多少钱，从学徒期到后来自己做生意，一天能挣一、二斤米，或二、三斤面，一年就挣三、四百斤米或者六、七百斤面。且当下领不到，需在夏收、秋收后或年终才能到各村各户收帐，最后变为收入。这样，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够凑合着维持生计。
1955年秋后，我在汾阳陈家庄干活儿一冬天。一天，汾阳县上有人来告知，国家要搞合作化，成立农具社，欲把各地的小手工业人员，通过自己申请而入社。我响应国家的号召，立刻申请加入社。1956年春节过后，接到县上通知进入农具社上班。当时，农具社主任是刘天兆，党支部支书郭全和。进入农具社上班不久，许多青年人由于文化知识溃乏，不利于生产。为此，县里决定在铁马老爷庙成立夜校，对青年人进行文化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工人的素质，我自然也加入夜校学习。我们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夜校学习，学习初中知识和机械绘图、制图知识。青年时期精力充沛，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充实了自己，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初，汾阳县政府成立汾阳县铁器社，后来又将农具社和铁器社合并成汾阳县国营机械厂。我们理所当然成为机械厂的一名工人。我在社会闯荡几年，如今，终于有了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成为国家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获得的。
工作已安定在汾阳，接下来盼望的就是把家安顿好。
1959年，父亲与我把家里的门窗用砖查封，带着我及妻子、二弟、三弟，举家来到汾阳。父亲多年在汾阳做生意，峪道河这边各村都有熟识的人，也了解各村的情况，打算让我们去崖头村安家落户。当时，自然灾害造成各村粮食紧缺，崖头村领导回复说要研究，父亲感觉无望就与圪垛村领导冯学思商议，冯学思马上回答同意，我们就迁居在圪垛村。刚来圪垛村时，我们在后圪垛村的庙里居住了几个多月，后来就租房居住，在这家住些日子，那家再住上几年，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过“串房缘（意思是自己没房子租房居住）”的生活。
三年自然灾害，农村粮食短缺，国民经济形势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工厂里工人挣钱不多或挣不到钱，也吃不饱饭，工厂里往往停工停产。1962年，工厂开始下放工人，让工人返乡务农。厂里规定，1957年后进入工厂的工人，只要写申请就可回农村。1957以前合作化时进入工厂的人，不作为返乡对象。许多人本不是返乡人员，但因在工厂里难以维持生活，便写出申请返乡回村。我当时没写申请，带着行礼回家住了一个多月。我是锻工车间的技术骨干，厂里生产离不了我。几十天不上班，厂长、副厂长、工会主席都捎信要求我回厂上班。一天上午，我返回厂里，支书魏良树、厂长尹士全、副厂长赵丁林等领导，轮番前来和我谈话，再三要求我回厂上班。第二天，我返回机械厂进入锻工车间，继续我的工作。
那时，厂里主要生产脱粒机，切草机、电动机等农用机械，为农村农业生产提供生产工具，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
随着机械生产的需要，热处理将成为机械加工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专业技术。对机械加工后的零件进行热处理可以降低残余应力、改善硬度和强度、改善韧性和塑性、调整组织结构等，提高零件的稳定性、耐久性和可靠性。1965年春，厂长赵丁林指示，让我改行做热处理，并派我去上海学习热处理技术。我服从领导安排，来到上海居住50多天，认真学习热处理的意义及分类、热处理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回到厂里，我就改行做热处理工作。
厂里专门腾出一个车间作热处理车间，钢材热处理，工序要求非常严格，来不得半点粗心，如果掌握不好火候，处理的配件就过不了关。因此，我在工作上要求工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还进行工作，争取加工出合格的配件。
1966年，圪垛村时兴打土窑洞，我在后背弯找了一块地方，利用节假日，与兄弟相伴，在邻居的帮助下，挖了几眼土窑洞，我们全家有了居室，也给二弟安顿了一眼窑洞。这样，我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窝”。我离开河南的林县这片故土，出来打拚十来年，寻求生活的希望，今天终于又上了一个台阶。
上世纪七十年代，厂里开始承揽汽车配件，即汽车传动轴，这配件必须进行热处理。为了做好汽车配件的热处理，我曾去河北保定购置了个高频炉，这种炉加热快，表面1、2毫米厚可很快达到处理温度，里面不加热、不处理并有韧性，能达到机械要求。新进的高频炉，如果放在原来的车间，很难完成热处理工作，于是，我建议重新修建建一个车间。
我和工程队的技术员去太原考察了一天，和他设计、绘制出一个新的热处理车间。这个车间设计为二层楼高，每层4米总高约8米。在墙壁上设计有两层窗户作为采光和通风口。这样设计的好处：一是能容得下高频炉，二是热处理时，铁烧红后蘸火时油烟大，非常呛人。车间加高再安装抽风机，可以避免油烟对人的危害。配件要蘸火不能人工操作，需要吊车。我在车间里设计了一个吊车，利用电机作用，让它在导轨上前后，左右移动，即能横走、也能纵走，再利用一个电机起降来对机械配件实施热处理。
这个热处理车间是在厂领导的支持下，由我亲自设计组建的，厂领导出于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任命我为车间主任。我在热处理车间工作了20多年，为厂里创造了不少利润，为国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88年，本来我应该55岁才退休，只因我有工伤，符合退休制度，即在54岁提前一年退休。
退休后，我一边经营自家的责任地，一边重操旧业。在自家院内制做了一个扁担锤，做起了铁匠生意，以期望生活过的更好。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地工程建设此起彼伏。建筑材料石子成为抢手货，破碎石头机械的铁锤磨损快，是消耗品。当年，我承揽了崖头、田褚、王盛庄等五、六家石子加工场的铁锤加工。我在家中做了五、六年锻工生意，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增添了不少光彩。
随着年龄增大，体质在下降。60岁以后，我除了适当下地经营责任地之外，开始安度晚年。
1996年，我携夫人还带着孙子，回到阔别三十多的老家，回忆着年轻时的光景，留恋着岁月的风霜。我的夫人与我同甘共苦40多年，操持着这个家，哺养了四个儿女。一天到晚从锅台，到地头，一刻也舍不得停息。1999年秋，白天还在窑顶收拾玉米，晚上因急病送进医院，第二天晚上就医治无效而去世。相伴了我40多年的老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进入新世纪后，退休金逐年增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真正感到了幸福的晚年。
进入老年后，我常常这样想：我离开了故土，来到汾阳，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在厂里我工作负责，对国家来说，做了不少贡献。对同事、年轻人工作上分工协作，真心传授技术、和睦相处。对于家庭来说，对上，我做到对父亲养老送终。我父亲70多岁时有病有身，什么也不能做，我为他养老，76岁去世。为了风俗，我想方设法把父亲送回老家并安葬，做到了落叶归根。对于同辈，智力低下的二弟，难以自理成为残疾人，我养活了他一辈子，2013年72岁，因病去世，我为他安顿了后事：连三弟结婚成家，也是我一手操办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尽心尽力，养育成人。总体上我做好我自己，做到问心无愧。
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以前受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的罪，能活到现在近90岁，而且生活的非常满意。这首先是我们社会主义好，共产党领导的好，再是圪垛村对我们好。
我在3岁时，适逢“七七芦沟桥”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原地区大举进犯，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经常有日本飞机轰炸，有时早上听到枪炮轰鸣，连饭都顾不上吃，人们就逃往山上或者躲避在山庙中。有时白天躲在山上，夜里睡在田间，有时躲在山坡上的苍龙庙里。苍龙庙很大，可以住几十户人家，当日本鬼子轰炸时就躲在庙中，以祈求躲过一劫。我曾亲眼目睹日本人牵着马行走在山路上，遇见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不问清红皂白一脚将母子两人剔入路边滚下山坡，真是惨不忍睹。动荡的战争使村民心神不安，难以维济，这成为人祸。这也是我们本地人外出逃荒的原因之一。
1942年，母亲生下二弟，孩子在两岁时因病不能及时医治造成智力低下。
1945年，我11岁，曾在距离本村二里地的一个学校读高小，学习几个月，后来因社会动荡不安和家庭贫穷而辍学。
北杨家庄村一直驻扎着八路军，日本鬼子投降后，杨家庄村仍住扎着解放军。而距杨家庄村往南7.8里的姚洞镇，却由国民党占据。我曾加入村里的儿童团，在通向大路的村口参与站岗放哨，查看路上的可疑行人，预防国民党祸害百姓。
1946年秋，本来就身体欠佳的母亲，生下了三弟，坐月子没有保护好身体，兑下了毛病。但她硬挺着身体，抚养、拉扯我们弟兄三个，对二弟尤为关心。我是老大，在妈妈的指导下，能帮助妈妈干点活儿，为妈妈减轻生活负担。我的父亲为了撑起这个家，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山西，凭借自己的铁匠手艺，赚取利润维持家庭生活。
1948年，我的家乡已成为解放区，但我们的生活仍然非常艰难，那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母亲又多病，父亲肩上的生活重担该有多重呀！
1950年，16岁的我已成后生，应该帮助父亲分担重任。三月，在父亲的授意下，本村邻居一位长辈领着我，稍带着些许行李，在太行山上翻山越岭，穿越沟壑，沿着晋东南丘陵的羊肠小道，深一脚、浅一脚颠颠簸簸，经历祁县和平遥。我们白天行路晚上住宿，历时六、七天，终于来到汾阳县。父亲把我安排在峪道河镇张家坡村。我的一个堂叔在张家坡村居住，他生着火炉做铁器活儿，以满足峪道河山川内农民的农具及生活器具需求。我吃住在这里跟着堂叔边学铁匠（做铁活技术）、边种地近二年。张家坡在峪道河山川内居中游，对于我父亲来说是一个据点，平时父亲走村串户，到邻村里寻找零活，或维修旧家具，如果能承揽大点的活儿就来到堂叔这里来加工。期间，我曾随堂叔爬越吕梁山，到三道川的李家庄、头道川的马家庄等村居住几个月，为村民维修旧铁器，制作新农具。
1952年，母亲病情加重，不能下地走动，亲父回老家照顾母亲和俩弟弟。这年冬天，可怜的母亲因病无法救治而去世，抛夫弃子撒手人寰，我们未成人的三个兄弟失去了至亲至爱的妈妈。
1953年春，我来到汾阳继续跟随堂叔学习铁匠手艺。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成长为一个七尺男儿，应该是能够独立劳动的人。这年夏收季节，我只身回老家将十来亩麦子收割回家，完成夏收工作。
1954年我20岁，身材魁梧，父亲考虑到我年龄不小，应该成家了。于是，回到老家托人为我摸索对象、提牵亲事。同年腊月，在父亲的张罗下我结婚成家。
第二年，我仍然来到汾阳，二弟、三弟留在老家由我媳妇照顾。以后几年，我总是春天来到汾阳做着铁匠活儿，农忙时就回老家夏收、秋收，同时回家陪陪媳妇，春节时回家团圆。那时，做铁匠生意也挣不了多少钱，从学徒期到后来自己做生意，一天能挣一、二斤米，或二、三斤面，一年就挣三、四百斤米或者六、七百斤面。且当下领不到，需在夏收、秋收后或年终才能到各村各户收帐，最后变为收入。这样，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够凑合着维持生计。
1955年秋后，我在汾阳陈家庄干活儿一冬天。一天，汾阳县上有人来告知，国家要搞合作化，成立农具社，欲把各地的小手工业人员，通过自己申请而入社。我响应国家的号召，立刻申请加入社。1956年春节过后，接到县上通知进入农具社上班。当时，农具社主任是刘天兆，党支部支书郭全和。进入农具社上班不久，许多青年人由于文化知识溃乏，不利于生产。为此，县里决定在铁马老爷庙成立夜校，对青年人进行文化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工人的素质，我自然也加入夜校学习。我们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夜校学习，学习初中知识和机械绘图、制图知识。青年时期精力充沛，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充实了自己，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初，汾阳县政府成立汾阳县铁器社，后来又将农具社和铁器社合并成汾阳县国营机械厂。我们理所当然成为机械厂的一名工人。我在社会闯荡几年，如今，终于有了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成为国家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获得的。
工作已安定在汾阳，接下来盼望的就是把家安顿好。
1959年，父亲与我把家里的门窗用砖查封，带着我及妻子、二弟、三弟，举家来到汾阳。父亲多年在汾阳做生意，峪道河这边各村都有熟识的人，也了解各村的情况，打算让我们去崖头村安家落户。当时，自然灾害造成各村粮食紧缺，崖头村领导回复说要研究，父亲感觉无望就与圪垛村领导冯学思商议，冯学思马上回答同意，我们就迁居在圪垛村。刚来圪垛村时，我们在后圪垛村的庙里居住了几个多月，后来就租房居住，在这家住些日子，那家再住上几年，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过“串房缘（意思是自己没房子租房居住）”的生活。
三年自然灾害，农村粮食短缺，国民经济形势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工厂里工人挣钱不多或挣不到钱，也吃不饱饭，工厂里往往停工停产。1962年，工厂开始下放工人，让工人返乡务农。厂里规定，1957年后进入工厂的工人，只要写申请就可回农村。1957以前合作化时进入工厂的人，不作为返乡对象。许多人本不是返乡人员，但因在工厂里难以维持生活，便写出申请返乡回村。我当时没写申请，带着行礼回家住了一个多月。我是锻工车间的技术骨干，厂里生产离不了我。几十天不上班，厂长、副厂长、工会主席都捎信要求我回厂上班。一天上午，我返回厂里，支书魏良树、厂长尹士全、副厂长赵丁林等领导，轮番前来和我谈话，再三要求我回厂上班。第二天，我返回机械厂进入锻工车间，继续我的工作。
那时，厂里主要生产脱粒机，切草机、电动机等农用机械，为农村农业生产提供生产工具，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
随着机械生产的需要，热处理将成为机械加工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专业技术。对机械加工后的零件进行热处理可以降低残余应力、改善硬度和强度、改善韧性和塑性、调整组织结构等，提高零件的稳定性、耐久性和可靠性。1965年春，厂长赵丁林指示，让我改行做热处理，并派我去上海学习热处理技术。我服从领导安排，来到上海居住50多天，认真学习热处理的意义及分类、热处理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回到厂里，我就改行做热处理工作。
厂里专门腾出一个车间作热处理车间，钢材热处理，工序要求非常严格，来不得半点粗心，如果掌握不好火候，处理的配件就过不了关。因此，我在工作上要求工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还进行工作，争取加工出合格的配件。
1966年，圪垛村时兴打土窑洞，我在后背弯找了一块地方，利用节假日，与兄弟相伴，在邻居的帮助下，挖了几眼土窑洞，我们全家有了居室，也给二弟安顿了一眼窑洞。这样，我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窝”。我离开河南的林县这片故土，出来打拚十来年，寻求生活的希望，今天终于又上了一个台阶。
上世纪七十年代，厂里开始承揽汽车配件，即汽车传动轴，这配件必须进行热处理。为了做好汽车配件的热处理，我曾去河北保定购置了个高频炉，这种炉加热快，表面1、2毫米厚可很快达到处理温度，里面不加热、不处理并有韧性，能达到机械要求。新进的高频炉，如果放在原来的车间，很难完成热处理工作，于是，我建议重新修建建一个车间。
我和工程队的技术员去太原考察了一天，和他设计、绘制出一个新的热处理车间。这个车间设计为二层楼高，每层4米总高约8米。在墙壁上设计有两层窗户作为采光和通风口。这样设计的好处：一是能容得下高频炉，二是热处理时，铁烧红后蘸火时油烟大，非常呛人。车间加高再安装抽风机，可以避免油烟对人的危害。配件要蘸火不能人工操作，需要吊车。我在车间里设计了一个吊车，利用电机作用，让它在导轨上前后，左右移动，即能横走、也能纵走，再利用一个电机起降来对机械配件实施热处理。
这个热处理车间是在厂领导的支持下，由我亲自设计组建的，厂领导出于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任命我为车间主任。我在热处理车间工作了20多年，为厂里创造了不少利润，为国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88年，本来我应该55岁才退休，只因我有工伤，符合退休制度，即在54岁提前一年退休。
退休后，我一边经营自家的责任地，一边重操旧业。在自家院内制做了一个扁担锤，做起了铁匠生意，以期望生活过的更好。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地工程建设此起彼伏。建筑材料石子成为抢手货，破碎石头机械的铁锤磨损快，是消耗品。当年，我承揽了崖头、田褚、王盛庄等五、六家石子加工场的铁锤加工。我在家中做了五、六年锻工生意，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增添了不少光彩。
随着年龄增大，体质在下降。60岁以后，我除了适当下地经营责任地之外，开始安度晚年。
1996年，我携夫人还带着孙子，回到阔别三十多的老家，回忆着年轻时的光景，留恋着岁月的风霜。我的夫人与我同甘共苦40多年，操持着这个家，哺养了四个儿女。一天到晚从锅台，到地头，一刻也舍不得停息。1999年秋，白天还在窑顶收拾玉米，晚上因急病送进医院，第二天晚上就医治无效而去世。相伴了我40多年的老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进入新世纪后，退休金逐年增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真正感到了幸福的晚年。
进入老年后，我常常这样想：我离开了故土，来到汾阳，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在厂里我工作负责，对国家来说，做了不少贡献。对同事、年轻人工作上分工协作，真心传授技术、和睦相处。对于家庭来说，对上，我做到对父亲养老送终。我父亲70多岁时有病有身，什么也不能做，我为他养老，76岁去世。为了风俗，我想方设法把父亲送回老家并安葬，做到了落叶归根。对于同辈，智力低下的二弟，难以自理成为残疾人，我养活了他一辈子，2013年72岁，因病去世，我为他安顿了后事：连三弟结婚成家，也是我一手操办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尽心尽力，养育成人。总体上我做好我自己，做到问心无愧。
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以前受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的罪，能活到现在近90岁，而且生活的非常满意。这首先是我们社会主义好，共产党领导的好，再是圪垛村对我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