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白云对话李轻松：诗歌是一切艺术之母
原创收录于话题
#对话录：宫白云访谈系列
21个
李轻松，诗人，小说家，戏剧作家，有诗集、散文随笔集、长篇小说二十余部，另有京剧、评剧、话剧、音乐剧等戏剧与影视作品若干。现居沈阳。
诗歌是一切艺术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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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录：宫白云访谈系列
21个
李轻松，诗人，小说家，戏剧作家，有诗集、散文随笔集、长篇小说二十余部，另有京剧、评剧、话剧、音乐剧等戏剧与影视作品若干。现居沈阳。
诗歌是一切艺术之母
宫白云对话李轻松
宫白云：轻松老师好，欢迎您来到《21世纪诗歌会客室》。
在当代诗坛，您是少数我敬佩、敬重的杰出诗人、作家。才华横溢又低调沉潜。您主动与喧嚣的文学现场保持距离，但在各大文学领域都会有您不动声色的身影，您是我心目中的跨界女王，在诗歌、小说、散文、电影电视、戏剧等多种领域都成就斐然，出版诗集五部，长篇小说七部，散文随笔集与童话集若干，有诗剧、音乐剧、京剧、话剧呈现于舞台，另有影视作品多部。曾多次荣登图书排行榜，可谓著作等身。并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荣获第五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曾在《南方周末》开设个人专栏等。取得这么多的文学成果，我想知道您是如何走上这条文学之路的？谁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家世情况吗？
李轻松：白云过奖了，我所理解的跨界，是毫不相干的元素相互的渗透与融合，从而使作品得到纵深感与多维度，激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而我所进行的每一种文体的实践，其实也并非毫不相干。每种体裁都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而已，而它的灵魂是不变的。所以，我在进行形式的变化时，并非感到有什么障碍，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且可以在每种转化的过程中体验到不同的乐趣，得到不同的滋养。这些年来，我已经对各种形式都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可以说是畅通无阻的。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专注于一种体裁的写作，是否会做得更好。但现在是，我能够在数个转身中，看到不同的样貌、气质与形态，这是一种挑战，我接受并享受，已是足够。
应该说，走上文学之路一直都是我的理想，人的一生中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件幸事。我想最初对我形成文学浸润的应该是我的祖母。她给我讲各种故事，每个看似平庸的故事一经她讲出来，就会变得丰富多彩，形象生动。而我开始动笔写诗是因为唐诗宋词的启发。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诗与翻看字典，我对每个汉字都着迷，不仅理解其中的含义，还非法造句组合，有时会为出乎意料的效果而惊喜。还有一点是童年时代很恐惧，需要一种想象的东西来安慰自己。
我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毕业于锦州师专四年制中文系，他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无疑他也是我走向文学宫殿的领路人之一。他吹拉弹唱，口才极好，评剧票友，完美的男高音，当然下笔有神，对我有着无形的影响，我能写作应该是遗传了他的基因。我母亲中师毕业，她那个村庄五十年代几乎没有女孩子读书的，只有她多年坚持走三十里路上下学，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夏天被雨浇得湿透，冬天冻得只能奔跑，最艰难的是她中午没有饭吃。但她坚定认为读书改变命运。后来她如愿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她是我小学的班主任，可以说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最享受的时刻是听父亲谈天说地，讲解文学作品；最欢乐的时刻是父亲弹琴，我们一起唱歌；最难忘的是母亲站在讲台上，声音宏亮的喊出我的名字……
宫白云：说得真好，“人的一生中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件幸事。”特别赞同，“读书改变命运”应该是怀揣理想之人的试金石。
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事情都已淡忘，反而是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会愈加清晰。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是这样，是否会经常想起您的童年和少年一些难忘的事情？另外，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那时，写诗之于您有着什么样的意味？
李轻松：这大概所有人都一样。少小拼命离家，是因为向往诗与远方；中年拼命返乡，是因为寻根与归宿。童年与少年时代难忘的事情会终生记取，一些片段组成了生命中最绚烂的回忆。3岁时第一次坐火车，生怕自己被人流裹走，那是母亲带我去参加运动，之后为了安全把我放进一口大缸里；6岁时父亲带我进城，第一次站在三楼的窗口看着楼下走去的人群，仿佛蚂蚁一般，在锦州车站的广场上，父亲买票让我等他，差点被人拐走；10岁登台演出，唱那首《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结果调起高了，最后的高音无法唱上去，羞愧得满脸通红抬不起头来；13岁那年参加县少年组乒乓球比赛，途中被大雨沐成落汤鸡，尽管晚到一天，但后来居上，取得团体冠军的好成绩，热切地希望能进入县体校成为专业球员；15岁参加高中考试，为一篇有关大海的作文写到心醉神迷，完全忘了时间，当交卷的钟声响起时才惊觉，一些题还未答完，顿时陷入巨大的恐惧中，浑身颤抖……
我第一次写诗应该追溯到10岁左右，那时我对唐诗宋词产生极大的兴趣，开始仿写五言七言，每天抱着字典寻求刺激，为一句所谓的“绝句”而兴奋不已。少年时代，我游走在故乡的河山之间，在医巫闾山的起点，虎头寺上曾经的梨花已不复存在，但五月的槐花却落得满地都是。那时我已经开始有了莫名的忧伤与恐惧，我急需找到一个出口来缓解这种情绪。我一次次地爬上那座大山背回柴禾，一次次地穿过葵花地时，幻想着有一辆马车嗒嗒跑来，带上我一去不返。那时我经常想到“一去不返”这个词。我朦胧地感到，长大之后我会离开这里，会到远方以远……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我活下去。写新诗大概是我15岁 ，当时正上高一。刚刚看到复刊的《诗刊》，惊讶地知道诗歌原来也可以这样写，顿悟，便一写而不可收。很多上课的时候，我的心绪不知在哪里飘荡，只想尽快结束这样的高考时光，我能够有时间写诗。第一次朗诵我的作品，是在1981年夏天的毕业班会上，直到现在，那时的同学见面时还会提起当时的情景。第一次发表作品是17岁时，我在卫校。
写诗对我来说，就是解除恐惧的一种方式，那些莫名的情绪有了确切的状态，可以找到抚慰的快感。它使我与世界达成了某种默契，与世上万物形成了交流，让我不再孤独。我可以与无数个我对话，也可以体验到无数个人生。应该说，是诗歌让我与外界建立了联系，那是一条可靠的途径，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我，我小心地张望、陌生地探索、肆意地宣泄，最后得到了某种平衡。
宫白云：您的描述很有画面感，把一个浑身都散发着传奇与文学味道的您送到我们面前，让人好生感慨与羡慕。中国古人有“知人论世”的观念，据我了解，您是萨满的后裔，您的祖母是很有名望的萨满师，您在萨满为您建立起来的那座迷宫里面和民间文学的深厚土壤上，“打破了所有可能的界限，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任意地穿行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我读您的诗也常常嗅闻到其中巫性的气息，萨满对您意味着什么？能谈谈关于萨满的事情吗？您的诗歌写作受萨满文化的影响吗？
李轻松：我的萨满后裔身份，对我的写作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是造就了我的世界观以及多维度思维。其实我们身在的世界远远不止我们的认识，且远在我们的认识之上，之外。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没有接受教育，我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萨满师呢？
首先，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我在一篇小说中的一段自述：“我喜欢充满着东方式的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这基于我生长的具有萨满教土壤的地域，那最初始的文明曙光照耀过我的心灵，我觉得我与这个世界达成的默契不为人知，却令我身心喜悦。它作用到我的文字里或者我的身体上，都让我与常人有着特异的品质。我要尽情地展现出一个伟大的自由精神世界，我希望对欲望、原欲的书写有所突破，对“生存与毁灭”、“激情与灰烬”、“碎裂与弥合”、“深渊与眺望”等种种人性的际遇充满悲悯，对生命的本色的揭示更具质感。”
在通古斯语中，“萨”是知道的意思，以我的理解便是“意会”。我祖母是上世纪的同龄人，于1990年过世。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今天，想到我祖母能活到90岁、我外祖母能活到97岁，觉得她们是多么了不起，经历过战乱、瘟疫、饥饿、疾病，还能得到善终，简直就是个奇迹。我的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都是与祖母一起度过的。
在我家乡辽西那一带，她是个神一般的存在，种种神奇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它对我的影响便是打破了所有的界限，使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数个多维的空间，她是可以自由穿行的。而它使我的写作没有阻碍，没有什么是不能穿越的。这种自由感，不仅让我打破了各种体裁的限制，也打破了所谓的边界限制。我喜欢自己曾经的那句诗：我无边无沿……
我的诗歌有现在的样貌，无疑与萨满有关。我关注的视角不同，我延伸的领域不同，我穿行的空间不同，我思维的维度不同，这些都构成了我独自的世界，它不为外人所知，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但它不仅存在，而且生动饱满。
宫白云：真是太神奇了，给我的感觉就是萨满、您的祖母、还有您都是“神一般的存在”。我记得罗小凤曾说您的诗歌是“在现实与虚幻的穿行中为精神寻找出口，在死与生、疯与醒、神与人的矛盾思量中实现幻与真的垂落之姿，在火与冰的悖论中筑就穿行于虚幻与现实的诗歌武器，在戏与世的出入中悄然地由虚幻转身现实” 。我特别认同，您的诗歌辨识度很高，有“李轻松”独有的气息，您能分享一下您诗歌写作经验吗？什么样的诗是您眼里的好诗？
李轻松：我曾经说过，一个写作者，必须有一种虚无感。它使作者能够身在现实又超越现实，可以深陷又可以抽身。如果埋头于现实之中，而不能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无法真正发现现实的本质与真相。我珍惜这种距离感，它让我不致于陷于现实主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让我能够极其轻盈地挣脱出来，并很容易找到属于我的那一份清澈。
奢谈写作经验其实是虚妄的。有部分经验只能是个人化的，无法为人借鉴，而我们借鉴的只是方法，不是精神。而经验一旦形成，往往会成为某种惯性存在，会局限一个人的创作。所以最好的经验来自写作者自己。
诗歌越写越难了，敬畏感也在提升。我需要调动的不仅是哲学方面的思考，还有个人经验的搅绊，二者能够真正融合时，诗歌的真正意义才会显现。我特别规避偏执于哲学的阐释，也不认为如此才是高级的创作。经过多年的阅读与价值认同，就算是被某种哲学体系所滋养出了诗学体系，当它无法处理当下现实、无法与个体生命发生关系，那么它始终都是高蹈的理论，只能是图解、挪用、复述，而无法进入血脉成为自己的基因。
我眼里的好诗，就是那些具有充盈的生命感、欲望饱满的诗，我的判断早已超越道德、社会学维度与世俗好恶，而是深入到人性的幽暗之处，那种无限的丰富性、那瞬间爆发出来的光芒，能够照耀心灵。那是一种通体透明的感觉，是自身也能发光的感觉。
宫白云：您眼里的好诗“就是那些具有充盈的生命感、欲望饱满的诗”，我读您的诗就是如此。它让我想起黄金明先生对您的一段评论：“李轻松诗中浓郁的暴戾感和高涨的斗争热情，让我感到她是不会也不屑跟这个世界对话并和解的。但无论如何，她在展示女性身体和女性精神的天才表现上，除了翟永明等有限几人，至今仍是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黄先生对您这个评价特别贴切，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您对女性主义诗歌怎么看？您在创作中是否会有意突出性别问题？
李轻松：我反对女权，那是一种从一种极端到另一种极端，唯反抗而反抗，失去了反抗的意义。而我写作其实不是为了对抗异性，而是为了反对我自己。
性别是真实存在的，它包裹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喜欢自然而然，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我从来都不会突出自己的性别意识，更不会为了迎合某种观念而刻意压制性别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在写作上也同样如此。女性有一些天生的劣势，但有多少劣势就有多少优势，而写作就是尽可能地发挥那些优势使其更加绚烂。
我的早期作品，确实充满着“暴力美学”，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破碎美学”。我喜欢在那种极端状态下回归女性本真。我执着于打碎，也许跟我少年时代的学医经历有关。我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那些碎裂的、局部的事物，那种深渊感、压迫感把我建立起来的美学观念打得稀烂，我执迷于那种破坏中的快意，一种巨大的悖论。那时我是独行者，潜行于人性幽暗之处，找拾那些碎片，使之更碎。但后来我慢慢地学会了缝补，尽管我的手艺并不出色，但却有了温暖的底色。我也学会了和解，而不再不屑。但我并不认为这与女权有关，更认同与生命有关。我的诗学也是生命的诗学，我所崇尚的那种爱欲生死，以及尊严，便有了值得尊敬的价值。
宫白云：看得出来，您的诗写都与生命有关，从打碎，再到缝补，到和解，这就是您的生命诗学。据我所知，您现在已经有五部联合编剧的院线电影《欠我十万零五千》、《黄河女人》、《洋妞到我家》、《无悔的心》、《我在原地等你》在全国上映并深受好评，除了对您超卓的才情惊叹之外，我也很好奇，怎么就会去编剧电影？有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还是纯属对于电影这门艺术的热爱？可否讲一讲关于您编剧电影这方面的事情？
李轻松：应该是机缘与热爱的综合。这五部电影中，一部是喜剧片，一部是儿童片，两部是环保片，一部是历史题材。
2008年，北京的一个新锐导演抓了一个喜剧电影《欠我十万零五千》，说的是底层农民工讨薪的故事。本来处处都充满着艰辛，但在表现形式上却一反常态，用的是喜剧表达，这很吊我的胃口。当时希望找到一个东北编剧，便有人推荐了我。也许是因为那时期东北喜剧小品正大行其道吧，反正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写好喜剧。我先试写了一稿，没想到喜剧效果十足，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居然拥有喜剧细胞，我都奇怪它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幽默无疑是一种天份，在此我得小小地表扬一下自己，因为它看似与我毫不搭界。我曾经有位同事，平时少言寡语，没有一点喜感，但他却是写相声的，后来成为某相声大师的御用作者。他调往北京时，我便想，他的喜剧细胞到底潜伏在哪里呢，为什么一经笔端便激发出来，而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后来，我在一部40集的电视连续剧中，把这种幽默发挥到了我自己的极致，有时写完，自己都笑个不停。
《洋妞到我家》是儿童喜剧片，揭示的是教育问题。这里有中外文化的冲突，中西教育理念的冲突，育儿方式的冲突。它涉及到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以及们普通存在的焦虑感，孩子是否有起跑线，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这部电影由徐帆和陈建斌主演，后来参加了许多国际电影节，有不俗的表现，斩获了多项大奖。
《黄河女人》是一部环保电影，我是个环保主义者，总是为气候、为雾霾、为沙漠化日夜担忧、焦虑。比如，19年我去兰州，时隔五年后，我发现从中川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那些荒芜的山间有了浅浅的绿色，感动到快要落泪。早在1997年，我就为一个沙漠专家远山正瑛写过剧本。他是一个日本人，却独自来到中国的恩格贝治理沙漠，我为他的大义大爱而动容，当然后来剧本写完了也未拍摄，成为一个遗憾。所以当有了另一个机会，依然是写为保护母亲河黄河的剧本，我当然义无反顾接下。这部电影曾参加北京市第19届大学生电影节。
还有一部环保电影应该就是《我在原地等你》。当然，这不仅是一部单纯的环保影片，还是一部寻根、疗伤的影片。我们把它定位为治愈系，因为环保不止是外部的环境，它使大自然受伤；还有心理的因素，它使人抑郁躁狂。只有二者完美地融合起来时，我们的时代病病才会得到愈合。所以这部环保电影在概念上又得到了延伸，大自然的绿水青山深入到内心的山水情怀，无疑是一次更深的探索与思考。
最后要说的是《无悔的心》，是根据革命烈士叶炎煌的事迹改编的。写一个人的信仰与奋斗，爱情与牺牲，充满了悲壮的浪漫主义色彩。我数次往返于福建大田的拍摄现场，只为修改剧本，有一次落地在福州，坐了一夜的车穿越了无数的隧道于清晨赶到。所以拍电影是件苦差事，只有最后坐在影院里，才会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电影一直是我的梦境，我从小就看了N部电影。在我生活的那座偏远的山村里，这简直就是个奇迹。那时我们村里驻扎着一个营的坦克兵，每个周末放电影是不成文的规定。在那个极其贫乏的年代，我有幸看了国内外数不清的影片，在我内心种下了梦想的种子。其实它更像是诗，是诗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对于电影编剧，我一点都不陌生。无论是什么题材，我有多年写诗的历练，我只把它当成一首诗去完成，也就水到渠成了。
最后要说的是，这些电影均为合作编剧。电影一般都是融合了众人的智慧，我能成为其中一分子，便是荣耀。
宫白云：经您这一说，感觉您真是一个具有无穷潜力与创造奇迹的人。我忽然想起我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写作是给自己内在创造力的一个机会，如果你不写作，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潜力。”
您过人的才华和难得的人品都受到文学界人士的交口称赞，您虽本身早已是大诗人、大作家的身份，但从不把自己弄得高高在上。我时常想起您对我的鼓励与支持。您曾给我发过一条短信说：在中国写诗的女诗人很多，但又写诗又写评论的女诗人不多，为辽宁有你这样的女诗人女评论家而骄傲。您这条短信给我很大的鼓舞，后来我出诗集《晚安，尘世》我又冒昧地请您作序，没想到您欣然答应，并很快写出了一篇我认为方方面面都特别精彩的大序，给我这本不起眼的诗集增添了光彩。提携、关注、鼓励在文学路上跋涉的人是您经常去做的事吗？您眼中一个好诗人、好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李轻松：可以说，我是个最不擅长写序或写评的人。但也确实写了不少，大多是出于朋友的情面，不想辜负信任，但很难写出评论家那样的高度。严格说来，我写的所谓序与评都太随意，那是需要理论做为基础的，而我在这方面几乎就等于零。我觉得比我写诗困难多了。
我只是个写作时间比较长的人，能够做到提携一定是那些有能力有声望的人，我还远远不够。但鼓励与关注却是我一直做的事情。历史滚滚向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果我们拒绝更新，拒绝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一定会被时代抛下。文学新人，永远是新锐力量，是新鲜血液，与其说是我关注他们倒不如说是我向他们学习、并从中汲取营养的过程。
我眼里的好诗人好作家，应该拥有一颗悲悯之心，永远保有天真与纯净的天性，对所有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永远保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简单说，作家该有的品质应该是“一片素心，三分侠气。”素心便是对己，心地淳朴，纯真淡然；侠气是对人，坦荡无我，正气浩然。
宫白云：“一片素心，三分侠气。”说得真好。都说虎父无犬子，在您这里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据说您女儿卓尔她现在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也已全面开花，她的阅读和思考已然非常地超越，您能介绍一下您培养教育她的情况吗？她对文学的喜爱与您的耳濡目染有关吗？在她成长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事情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您对她今后的文学发展寄予怎样的厚望？
李轻松：文学才能，我认为天生应占70%，后天努力占30%。卓尔天然就具有讲故事的能力。她说话很晚，两岁多了才说第一句话，但一说起来就势不可挡，像开闸的洪水一般滔滔不绝。不到一个月，她就能讲所有完整的句子。童年时代，我与大多数母亲一样，每天都在睡前讲安徒生、格林童话，那些书都翻烂了，每个故事都讲到滚瓜烂熟，往往讲到我倒了胃口，讲到我困得睁不开眼。她一定会把我喊醒，接着讲。有时还没等我讲下去，她便接着讲了，而讲着讲着她便有了自己的创作。
那时，我的家人都被她的故事折磨得不轻。她随口便讲，不分环境不分时间，我们都沦为她的听众。这一段好不容易讲好了，长松口气。明天她开讲前必得提问：我昨天讲到哪了？有时我们记不住或根本没用心听，答错了，便迎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只要提个头，她又接着讲下去，无尽无休。为了应付她，我便用笔记下来，来做明天的开头。就这样，记来记去居然发现有十来万字了。这就是她的第一本童话集《花开的声音》。
她上学了，也成为同学们的“故事大王”。每到下课，大家都围着她听故事，她的故事仿佛就装到口袋里，随时一抓一大把。她说自己从未好好听过课，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动漫、打游戏、画画、练琴是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她自己的目标是学美术，将来做动漫，自己创意自己编剧自己来画，为此从5岁开始学画一直坚持到高二。她特别会玩儿，一个人也会玩儿得天昏地暗。外面下雨，她会打着伞玩儿，没有同伴，她会跟世上万物及虚拟的人物玩儿。她玩儿时有叙述有对话有情节，用不同的声音说话，都是一出出戏剧。为此我建议她放弃考美术而转为戏剧文学，她开始无法接受，不知后来为什么欣然同意。
她从14岁开始除了童话之外的创作，主要是诗歌与小说，15岁时，小说处女作发在《青年文学》上。她上大三开始涉足网剧，得到了很高的点击量。她的毕业大戏是中德合作项目——大型文献剧，她与同学们采访、撰稿、排练，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苦与努力，很多同学都要放弃了，可她始终都坚持着，直到呈现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参加了北京青年戏剧节。她第一次登台演出，从容而激情。她写儿童音乐剧来得很快，一口气写三部，编个故事就跟小时候讲故事一样，张嘴就来。
我从未刻意培养过她写作，因为这件事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又必须要自己有创作的欲望。我的态度一直都是尊重她的选择，只提出我的建议即可。因为她的兴趣太过广泛，写作可以说是她众多爱好中的一项，十分随意，可有可无，很难像我年轻时那么专注执着。她写小说与戏剧的能力要好于诗歌，也许这是天生的吧。
我十分珍惜与她的每次对话，她始终都有独特的见解与新鲜的思考，给我带来全新的震撼。有时候我的思维无法跟上她的节奏，我也在她的视野中看到清新的事物，得到青春的滋养。尤其是她在理论方面的感悟力远远超过我，一些我无法领悟的问题，我要虚心请教她。
卓尔在成长，依然玩心很重，对电竞的热情永远排在第一位，还研究各种各样感兴趣的东西，写作是次而又次的事情。写作是否会做为她的爱好延续下去，或者会不会有更吸引她的事
宫白云：轻松老师好，欢迎您来到《21世纪诗歌会客室》。
在当代诗坛，您是少数我敬佩、敬重的杰出诗人、作家。才华横溢又低调沉潜。您主动与喧嚣的文学现场保持距离，但在各大文学领域都会有您不动声色的身影，您是我心目中的跨界女王，在诗歌、小说、散文、电影电视、戏剧等多种领域都成就斐然，出版诗集五部，长篇小说七部，散文随笔集与童话集若干，有诗剧、音乐剧、京剧、话剧呈现于舞台，另有影视作品多部。曾多次荣登图书排行榜，可谓著作等身。并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荣获第五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曾在《南方周末》开设个人专栏等。取得这么多的文学成果，我想知道您是如何走上这条文学之路的？谁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家世情况吗？
李轻松：白云过奖了，我所理解的跨界，是毫不相干的元素相互的渗透与融合，从而使作品得到纵深感与多维度，激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而我所进行的每一种文体的实践，其实也并非毫不相干。每种体裁都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而已，而它的灵魂是不变的。所以，我在进行形式的变化时，并非感到有什么障碍，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且可以在每种转化的过程中体验到不同的乐趣，得到不同的滋养。这些年来，我已经对各种形式都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可以说是畅通无阻的。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专注于一种体裁的写作，是否会做得更好。但现在是，我能够在数个转身中，看到不同的样貌、气质与形态，这是一种挑战，我接受并享受，已是足够。
应该说，走上文学之路一直都是我的理想，人的一生中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件幸事。我想最初对我形成文学浸润的应该是我的祖母。她给我讲各种故事，每个看似平庸的故事一经她讲出来，就会变得丰富多彩，形象生动。而我开始动笔写诗是因为唐诗宋词的启发。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诗与翻看字典，我对每个汉字都着迷，不仅理解其中的含义，还非法造句组合，有时会为出乎意料的效果而惊喜。还有一点是童年时代很恐惧，需要一种想象的东西来安慰自己。
我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毕业于锦州师专四年制中文系，他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无疑他也是我走向文学宫殿的领路人之一。他吹拉弹唱，口才极好，评剧票友，完美的男高音，当然下笔有神，对我有着无形的影响，我能写作应该是遗传了他的基因。我母亲中师毕业，她那个村庄五十年代几乎没有女孩子读书的，只有她多年坚持走三十里路上下学，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夏天被雨浇得湿透，冬天冻得只能奔跑，最艰难的是她中午没有饭吃。但她坚定认为读书改变命运。后来她如愿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她是我小学的班主任，可以说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最享受的时刻是听父亲谈天说地，讲解文学作品；最欢乐的时刻是父亲弹琴，我们一起唱歌；最难忘的是母亲站在讲台上，声音宏亮的喊出我的名字……
宫白云：说得真好，“人的一生中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件幸事。”特别赞同，“读书改变命运”应该是怀揣理想之人的试金石。
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事情都已淡忘，反而是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会愈加清晰。我不知道您是否也是这样，是否会经常想起您的童年和少年一些难忘的事情？另外，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那时，写诗之于您有着什么样的意味？
李轻松：这大概所有人都一样。少小拼命离家，是因为向往诗与远方；中年拼命返乡，是因为寻根与归宿。童年与少年时代难忘的事情会终生记取，一些片段组成了生命中最绚烂的回忆。3岁时第一次坐火车，生怕自己被人流裹走，那是母亲带我去参加运动，之后为了安全把我放进一口大缸里；6岁时父亲带我进城，第一次站在三楼的窗口看着楼下走去的人群，仿佛蚂蚁一般，在锦州车站的广场上，父亲买票让我等他，差点被人拐走；10岁登台演出，唱那首《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结果调起高了，最后的高音无法唱上去，羞愧得满脸通红抬不起头来；13岁那年参加县少年组乒乓球比赛，途中被大雨沐成落汤鸡，尽管晚到一天，但后来居上，取得团体冠军的好成绩，热切地希望能进入县体校成为专业球员；15岁参加高中考试，为一篇有关大海的作文写到心醉神迷，完全忘了时间，当交卷的钟声响起时才惊觉，一些题还未答完，顿时陷入巨大的恐惧中，浑身颤抖……
我第一次写诗应该追溯到10岁左右，那时我对唐诗宋词产生极大的兴趣，开始仿写五言七言，每天抱着字典寻求刺激，为一句所谓的“绝句”而兴奋不已。少年时代，我游走在故乡的河山之间，在医巫闾山的起点，虎头寺上曾经的梨花已不复存在，但五月的槐花却落得满地都是。那时我已经开始有了莫名的忧伤与恐惧，我急需找到一个出口来缓解这种情绪。我一次次地爬上那座大山背回柴禾，一次次地穿过葵花地时，幻想着有一辆马车嗒嗒跑来，带上我一去不返。那时我经常想到“一去不返”这个词。我朦胧地感到，长大之后我会离开这里，会到远方以远……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我活下去。写新诗大概是我15岁 ，当时正上高一。刚刚看到复刊的《诗刊》，惊讶地知道诗歌原来也可以这样写，顿悟，便一写而不可收。很多上课的时候，我的心绪不知在哪里飘荡，只想尽快结束这样的高考时光，我能够有时间写诗。第一次朗诵我的作品，是在1981年夏天的毕业班会上，直到现在，那时的同学见面时还会提起当时的情景。第一次发表作品是17岁时，我在卫校。
写诗对我来说，就是解除恐惧的一种方式，那些莫名的情绪有了确切的状态，可以找到抚慰的快感。它使我与世界达成了某种默契，与世上万物形成了交流，让我不再孤独。我可以与无数个我对话，也可以体验到无数个人生。应该说，是诗歌让我与外界建立了联系，那是一条可靠的途径，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我，我小心地张望、陌生地探索、肆意地宣泄，最后得到了某种平衡。
宫白云：您的描述很有画面感，把一个浑身都散发着传奇与文学味道的您送到我们面前，让人好生感慨与羡慕。中国古人有“知人论世”的观念，据我了解，您是萨满的后裔，您的祖母是很有名望的萨满师，您在萨满为您建立起来的那座迷宫里面和民间文学的深厚土壤上，“打破了所有可能的界限，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任意地穿行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我读您的诗也常常嗅闻到其中巫性的气息，萨满对您意味着什么？能谈谈关于萨满的事情吗？您的诗歌写作受萨满文化的影响吗？
李轻松：我的萨满后裔身份，对我的写作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是造就了我的世界观以及多维度思维。其实我们身在的世界远远不止我们的认识，且远在我们的认识之上，之外。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没有接受教育，我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萨满师呢？
首先，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我在一篇小说中的一段自述：“我喜欢充满着东方式的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这基于我生长的具有萨满教土壤的地域，那最初始的文明曙光照耀过我的心灵，我觉得我与这个世界达成的默契不为人知，却令我身心喜悦。它作用到我的文字里或者我的身体上，都让我与常人有着特异的品质。我要尽情地展现出一个伟大的自由精神世界，我希望对欲望、原欲的书写有所突破，对“生存与毁灭”、“激情与灰烬”、“碎裂与弥合”、“深渊与眺望”等种种人性的际遇充满悲悯，对生命的本色的揭示更具质感。”
在通古斯语中，“萨”是知道的意思，以我的理解便是“意会”。我祖母是上世纪的同龄人，于1990年过世。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今天，想到我祖母能活到90岁、我外祖母能活到97岁，觉得她们是多么了不起，经历过战乱、瘟疫、饥饿、疾病，还能得到善终，简直就是个奇迹。我的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都是与祖母一起度过的。
在我家乡辽西那一带，她是个神一般的存在，种种神奇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它对我的影响便是打破了所有的界限，使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数个多维的空间，她是可以自由穿行的。而它使我的写作没有阻碍，没有什么是不能穿越的。这种自由感，不仅让我打破了各种体裁的限制，也打破了所谓的边界限制。我喜欢自己曾经的那句诗：我无边无沿……
我的诗歌有现在的样貌，无疑与萨满有关。我关注的视角不同，我延伸的领域不同，我穿行的空间不同，我思维的维度不同，这些都构成了我独自的世界，它不为外人所知，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但它不仅存在，而且生动饱满。
宫白云：真是太神奇了，给我的感觉就是萨满、您的祖母、还有您都是“神一般的存在”。我记得罗小凤曾说您的诗歌是“在现实与虚幻的穿行中为精神寻找出口，在死与生、疯与醒、神与人的矛盾思量中实现幻与真的垂落之姿，在火与冰的悖论中筑就穿行于虚幻与现实的诗歌武器，在戏与世的出入中悄然地由虚幻转身现实” 。我特别认同，您的诗歌辨识度很高，有“李轻松”独有的气息，您能分享一下您诗歌写作经验吗？什么样的诗是您眼里的好诗？
李轻松：我曾经说过，一个写作者，必须有一种虚无感。它使作者能够身在现实又超越现实，可以深陷又可以抽身。如果埋头于现实之中，而不能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无法真正发现现实的本质与真相。我珍惜这种距离感，它让我不致于陷于现实主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让我能够极其轻盈地挣脱出来，并很容易找到属于我的那一份清澈。
奢谈写作经验其实是虚妄的。有部分经验只能是个人化的，无法为人借鉴，而我们借鉴的只是方法，不是精神。而经验一旦形成，往往会成为某种惯性存在，会局限一个人的创作。所以最好的经验来自写作者自己。
诗歌越写越难了，敬畏感也在提升。我需要调动的不仅是哲学方面的思考，还有个人经验的搅绊，二者能够真正融合时，诗歌的真正意义才会显现。我特别规避偏执于哲学的阐释，也不认为如此才是高级的创作。经过多年的阅读与价值认同，就算是被某种哲学体系所滋养出了诗学体系，当它无法处理当下现实、无法与个体生命发生关系，那么它始终都是高蹈的理论，只能是图解、挪用、复述，而无法进入血脉成为自己的基因。
我眼里的好诗，就是那些具有充盈的生命感、欲望饱满的诗，我的判断早已超越道德、社会学维度与世俗好恶，而是深入到人性的幽暗之处，那种无限的丰富性、那瞬间爆发出来的光芒，能够照耀心灵。那是一种通体透明的感觉，是自身也能发光的感觉。
宫白云：您眼里的好诗“就是那些具有充盈的生命感、欲望饱满的诗”，我读您的诗就是如此。它让我想起黄金明先生对您的一段评论：“李轻松诗中浓郁的暴戾感和高涨的斗争热情，让我感到她是不会也不屑跟这个世界对话并和解的。但无论如何，她在展示女性身体和女性精神的天才表现上，除了翟永明等有限几人，至今仍是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黄先生对您这个评价特别贴切，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您对女性主义诗歌怎么看？您在创作中是否会有意突出性别问题？
李轻松：我反对女权，那是一种从一种极端到另一种极端，唯反抗而反抗，失去了反抗的意义。而我写作其实不是为了对抗异性，而是为了反对我自己。
性别是真实存在的，它包裹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喜欢自然而然，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我从来都不会突出自己的性别意识，更不会为了迎合某种观念而刻意压制性别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在写作上也同样如此。女性有一些天生的劣势，但有多少劣势就有多少优势，而写作就是尽可能地发挥那些优势使其更加绚烂。
我的早期作品，确实充满着“暴力美学”，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破碎美学”。我喜欢在那种极端状态下回归女性本真。我执着于打碎，也许跟我少年时代的学医经历有关。我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那些碎裂的、局部的事物，那种深渊感、压迫感把我建立起来的美学观念打得稀烂，我执迷于那种破坏中的快意，一种巨大的悖论。那时我是独行者，潜行于人性幽暗之处，找拾那些碎片，使之更碎。但后来我慢慢地学会了缝补，尽管我的手艺并不出色，但却有了温暖的底色。我也学会了和解，而不再不屑。但我并不认为这与女权有关，更认同与生命有关。我的诗学也是生命的诗学，我所崇尚的那种爱欲生死，以及尊严，便有了值得尊敬的价值。
宫白云：看得出来，您的诗写都与生命有关，从打碎，再到缝补，到和解，这就是您的生命诗学。据我所知，您现在已经有五部联合编剧的院线电影《欠我十万零五千》、《黄河女人》、《洋妞到我家》、《无悔的心》、《我在原地等你》在全国上映并深受好评，除了对您超卓的才情惊叹之外，我也很好奇，怎么就会去编剧电影？有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还是纯属对于电影这门艺术的热爱？可否讲一讲关于您编剧电影这方面的事情？
李轻松：应该是机缘与热爱的综合。这五部电影中，一部是喜剧片，一部是儿童片，两部是环保片，一部是历史题材。
2008年，北京的一个新锐导演抓了一个喜剧电影《欠我十万零五千》，说的是底层农民工讨薪的故事。本来处处都充满着艰辛，但在表现形式上却一反常态，用的是喜剧表达，这很吊我的胃口。当时希望找到一个东北编剧，便有人推荐了我。也许是因为那时期东北喜剧小品正大行其道吧，反正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写好喜剧。我先试写了一稿，没想到喜剧效果十足，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居然拥有喜剧细胞，我都奇怪它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幽默无疑是一种天份，在此我得小小地表扬一下自己，因为它看似与我毫不搭界。我曾经有位同事，平时少言寡语，没有一点喜感，但他却是写相声的，后来成为某相声大师的御用作者。他调往北京时，我便想，他的喜剧细胞到底潜伏在哪里呢，为什么一经笔端便激发出来，而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后来，我在一部40集的电视连续剧中，把这种幽默发挥到了我自己的极致，有时写完，自己都笑个不停。
《洋妞到我家》是儿童喜剧片，揭示的是教育问题。这里有中外文化的冲突，中西教育理念的冲突，育儿方式的冲突。它涉及到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以及们普通存在的焦虑感，孩子是否有起跑线，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这部电影由徐帆和陈建斌主演，后来参加了许多国际电影节，有不俗的表现，斩获了多项大奖。
《黄河女人》是一部环保电影，我是个环保主义者，总是为气候、为雾霾、为沙漠化日夜担忧、焦虑。比如，19年我去兰州，时隔五年后，我发现从中川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那些荒芜的山间有了浅浅的绿色，感动到快要落泪。早在1997年，我就为一个沙漠专家远山正瑛写过剧本。他是一个日本人，却独自来到中国的恩格贝治理沙漠，我为他的大义大爱而动容，当然后来剧本写完了也未拍摄，成为一个遗憾。所以当有了另一个机会，依然是写为保护母亲河黄河的剧本，我当然义无反顾接下。这部电影曾参加北京市第19届大学生电影节。
还有一部环保电影应该就是《我在原地等你》。当然，这不仅是一部单纯的环保影片，还是一部寻根、疗伤的影片。我们把它定位为治愈系，因为环保不止是外部的环境，它使大自然受伤；还有心理的因素，它使人抑郁躁狂。只有二者完美地融合起来时，我们的时代病病才会得到愈合。所以这部环保电影在概念上又得到了延伸，大自然的绿水青山深入到内心的山水情怀，无疑是一次更深的探索与思考。
最后要说的是《无悔的心》，是根据革命烈士叶炎煌的事迹改编的。写一个人的信仰与奋斗，爱情与牺牲，充满了悲壮的浪漫主义色彩。我数次往返于福建大田的拍摄现场，只为修改剧本，有一次落地在福州，坐了一夜的车穿越了无数的隧道于清晨赶到。所以拍电影是件苦差事，只有最后坐在影院里，才会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电影一直是我的梦境，我从小就看了N部电影。在我生活的那座偏远的山村里，这简直就是个奇迹。那时我们村里驻扎着一个营的坦克兵，每个周末放电影是不成文的规定。在那个极其贫乏的年代，我有幸看了国内外数不清的影片，在我内心种下了梦想的种子。其实它更像是诗，是诗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对于电影编剧，我一点都不陌生。无论是什么题材，我有多年写诗的历练，我只把它当成一首诗去完成，也就水到渠成了。
最后要说的是，这些电影均为合作编剧。电影一般都是融合了众人的智慧，我能成为其中一分子，便是荣耀。
宫白云：经您这一说，感觉您真是一个具有无穷潜力与创造奇迹的人。我忽然想起我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写作是给自己内在创造力的一个机会，如果你不写作，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潜力。”
您过人的才华和难得的人品都受到文学界人士的交口称赞，您虽本身早已是大诗人、大作家的身份，但从不把自己弄得高高在上。我时常想起您对我的鼓励与支持。您曾给我发过一条短信说：在中国写诗的女诗人很多，但又写诗又写评论的女诗人不多，为辽宁有你这样的女诗人女评论家而骄傲。您这条短信给我很大的鼓舞，后来我出诗集《晚安，尘世》我又冒昧地请您作序，没想到您欣然答应，并很快写出了一篇我认为方方面面都特别精彩的大序，给我这本不起眼的诗集增添了光彩。提携、关注、鼓励在文学路上跋涉的人是您经常去做的事吗？您眼中一个好诗人、好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李轻松：可以说，我是个最不擅长写序或写评的人。但也确实写了不少，大多是出于朋友的情面，不想辜负信任，但很难写出评论家那样的高度。严格说来，我写的所谓序与评都太随意，那是需要理论做为基础的，而我在这方面几乎就等于零。我觉得比我写诗困难多了。
我只是个写作时间比较长的人，能够做到提携一定是那些有能力有声望的人，我还远远不够。但鼓励与关注却是我一直做的事情。历史滚滚向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果我们拒绝更新，拒绝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一定会被时代抛下。文学新人，永远是新锐力量，是新鲜血液，与其说是我关注他们倒不如说是我向他们学习、并从中汲取营养的过程。
我眼里的好诗人好作家，应该拥有一颗悲悯之心，永远保有天真与纯净的天性，对所有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永远保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简单说，作家该有的品质应该是“一片素心，三分侠气。”素心便是对己，心地淳朴，纯真淡然；侠气是对人，坦荡无我，正气浩然。
宫白云：“一片素心，三分侠气。”说得真好。都说虎父无犬子，在您这里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据说您女儿卓尔她现在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也已全面开花，她的阅读和思考已然非常地超越，您能介绍一下您培养教育她的情况吗？她对文学的喜爱与您的耳濡目染有关吗？在她成长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事情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您对她今后的文学发展寄予怎样的厚望？
李轻松：文学才能，我认为天生应占70%，后天努力占30%。卓尔天然就具有讲故事的能力。她说话很晚，两岁多了才说第一句话，但一说起来就势不可挡，像开闸的洪水一般滔滔不绝。不到一个月，她就能讲所有完整的句子。童年时代，我与大多数母亲一样，每天都在睡前讲安徒生、格林童话，那些书都翻烂了，每个故事都讲到滚瓜烂熟，往往讲到我倒了胃口，讲到我困得睁不开眼。她一定会把我喊醒，接着讲。有时还没等我讲下去，她便接着讲了，而讲着讲着她便有了自己的创作。
那时，我的家人都被她的故事折磨得不轻。她随口便讲，不分环境不分时间，我们都沦为她的听众。这一段好不容易讲好了，长松口气。明天她开讲前必得提问：我昨天讲到哪了？有时我们记不住或根本没用心听，答错了，便迎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只要提个头，她又接着讲下去，无尽无休。为了应付她，我便用笔记下来，来做明天的开头。就这样，记来记去居然发现有十来万字了。这就是她的第一本童话集《花开的声音》。
她上学了，也成为同学们的“故事大王”。每到下课，大家都围着她听故事，她的故事仿佛就装到口袋里，随时一抓一大把。她说自己从未好好听过课，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动漫、打游戏、画画、练琴是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她自己的目标是学美术，将来做动漫，自己创意自己编剧自己来画，为此从5岁开始学画一直坚持到高二。她特别会玩儿，一个人也会玩儿得天昏地暗。外面下雨，她会打着伞玩儿，没有同伴，她会跟世上万物及虚拟的人物玩儿。她玩儿时有叙述有对话有情节，用不同的声音说话，都是一出出戏剧。为此我建议她放弃考美术而转为戏剧文学，她开始无法接受，不知后来为什么欣然同意。
她从14岁开始除了童话之外的创作，主要是诗歌与小说，15岁时，小说处女作发在《青年文学》上。她上大三开始涉足网剧，得到了很高的点击量。她的毕业大戏是中德合作项目——大型文献剧，她与同学们采访、撰稿、排练，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苦与努力，很多同学都要放弃了，可她始终都坚持着，直到呈现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参加了北京青年戏剧节。她第一次登台演出，从容而激情。她写儿童音乐剧来得很快，一口气写三部，编个故事就跟小时候讲故事一样，张嘴就来。
我从未刻意培养过她写作，因为这件事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又必须要自己有创作的欲望。我的态度一直都是尊重她的选择，只提出我的建议即可。因为她的兴趣太过广泛，写作可以说是她众多爱好中的一项，十分随意，可有可无，很难像我年轻时那么专注执着。她写小说与戏剧的能力要好于诗歌，也许这是天生的吧。
我十分珍惜与她的每次对话，她始终都有独特的见解与新鲜的思考，给我带来全新的震撼。有时候我的思维无法跟上她的节奏，我也在她的视野中看到清新的事物，得到青春的滋养。尤其是她在理论方面的感悟力远远超过我，一些我无法领悟的问题，我要虚心请教她。
卓尔在成长，依然玩心很重，对电竞的热情永远排在第一位，还研究各种各样感兴趣的东西，写作是次而又次的事情。写作是否会做为她的爱好延续下去，或者会不会有更吸引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