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闲谭》
中国首部杂文体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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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阮大铖”词条肯定阮大铖是“明末怀宁（今属安徽）人”，其实还算不上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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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闲谭》
中国首部杂文体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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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阮大铖”词条肯定阮大铖是“明末怀宁（今属安徽）人”，其实还算不上最奇
怪的。最奇怪的，是它偏偏只称阮大铖“号圆海”，不提阮大铖又号石巢、百子山樵。从论证的角度上讲，“石巢”与“百子山樵”，还真就是“怀宁”的意思，连论证的繁琐都省了。因为“石巢”与“百子山”都是地方，并且全在怀宁县。你说人家是怀宁人，又删除人家是怀宁人的证据，有点匪夷所思。
阮大铖的诸多争议，最浅显的便是“籍属”。阮大铖的籍属，很长时间都令怀宁人纠结。
怀宁县位于今枞阳与桐城县的西部，始建于东晋，时晋安帝废皖县，取意“永怀安宁”，新置县曰“怀宁”，县治梅城（今属潜山县）。怀宁史上兵灾频繁，县城屡迁，南宋时迁安庆，近当代又迁洪铺、石牌，再搬至高河。乱时迁城，是为了躲避战祸。治时也迁，很有点与人民群众划清界限的味道。乱治皆迁，怀宁有了安徽乃至中国历史上奇特的“迁城现象”。
安庆市区的建置是比较嫩，旧时的安庆市区，基本上是怀宁县的区划范围。而安庆府治，又设在怀宁居多。所以，安庆与怀宁，有时也一句话讲不清楚，容易混淆。至少你要看精准了，那是哪朝哪代的安庆。
我对怀宁的民情并无多少了解，谈怀宁只是印象，从字面到字面。印象中的怀宁，确实有点喜欢折腾，尤其是文人。文人，一般都在自觉帮闲，并不具有多少公务性质。但帮闲吃力不讨好的现象司空见惯，特别是前一茬帮得太卖力，往往害得后一茬不好与时跟进，还要被后人骂作百无一用。如果不是怀宁文人喜欢生事，阮大铖的籍属就不至于出现问题。即便真的存在问题，也早被历史掩没了。因为官方史志，一直十分肯定，阮大铖应该就是怀宁人。
![纠结的文人]( "纠结的文人")
▲张楷手迹石刻（天柱山）及《安庆府志》书影
康熙六十年，江南安庆府知府张楷主修的《安庆府志》，他在府志“誓言”中，还例行公事拿儿孙发誓：“稍存私意”，“子孙颠覆”！对于张市长，我们应该充分相信。在这部《安庆府志》中，阮大铖、阮大铖的生父阮以巽、嗣父阮以鼎，均直接列为怀宁人。只有阮大铖的叔祖阮自华，才加注为“桐城籍怀宁人”。
再看国史。《明史》告竣于乾隆四年，总裁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载：“马士英……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明史》是正史，相当于大清朝的中央文献，应该很权威。这几句话也不深奥，直截了当五个字——“怀宁阮大铖”。阮大铖，你若不是怀宁人，那就存心是害人了！
看完官方的认定，还可以听听阮大铖本人的意见。这里，不妨看一下阮大铖的名片：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一号石巢，又号百子山樵。”这张名片，放在任何文史书籍里，都是平淡无奇的。可对桐城与怀宁人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题出在阮大铖之号。文人这号，大概是人类历史最早的登录用户名。但你号什么都没关系，比方说你号“青莲居士”、“东坡居士”，没人将你直接与什么地方关联起来。号“百子山樵”，就不行了。清顾祖禹《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安庆府皖城在府西北，古皖国及汉皖县皆治此。百子山，府西北二十五里，峰岩泉壑，蔚然深秀。又西北五里曰甑山，在石门湖西，甚突兀。”从古到今，百子山都属于怀宁县境，没到过怀宁的读书人都知道，尤其是邻居桐城人。阮大铖号“百子山樵”，传递出来的信息，应该就是那地方的人。我留意过，中国几千年里，万千有模有样的文人，还真没有叫“纽约居士”的，多少让美利坚大失底蕴。
——所以，怎么看阮大铖都应该是怀宁人。
这么铁的事，并没有叫清代的怀宁文人认账。文人，与领导是不一样的，更大的区别在于心胸。兄弟单位领导要是碰上面，紧握双手都是小事，不拦车留人吃顿饭，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接下来，让座，劝酒，灌无主的女人。面红耳赤之后，双方必定还要争先恐后埋单，唯恐对方多付了一文钱。文人在一起，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但最后一打听，你都搞不清究竟为什么。
乾隆年后，桐城与怀宁两县之间，打了很多年的笔墨官司。既然叫笔墨官司，自然是文人们之间的事。当然，也不能排除官方在背后给点赞助。两家的口水战，集中在阮大铖的籍属。
![纠结的文人]( "纠结的文人")
不过，这场马拉松式的口水仗，打得相当有趣味：三百年前，他们在全力论证的课题，是阮大铖属于对方。三百年后，双方交换场地，改为论证阮大铖属于我方——文人的骨子里，抖落固执，便是己见，并且都有理。
▲阮大铖书丹的墓志，安庆大观区十里乡凤凰村出土。落款为“赐进士第通囗大夫加正三品服俸太常寺少卿前吏科给事中入侍经筵奉”，文尾有两方印，上为阮大铖印，下为“丙辰进士”。
交换场地，不是因为游戏规则，而关乎地方形象。阮大铖的名声，据说太坏。名声坏到什么程度？可以看一下《明史》。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不含“尾声”部分），《明史》一共只推出了十二个奸臣（“窝案”划线凑上去的当然不计），什么胡惟庸、严嵩、周延儒等等，相信你一定知道，他们当中的哪一个，都够你狠狠地刮目相看。并且，这个“名人榜”，人家不是一年一评，而是将近三百年才评一次，比现在评个什么年度“全国十大××”，绝对牛逼透顶！
评出来的这么杰出的历史名人，为什么老家的人又怕要呢？其实你早看明白了——因为他们不是大明朝“十二大共和国脊梁”，而是“十二大共和国下水”，部位相当成问题。
名声不好的人，总不能说不承认就不承认。老老辈的怀宁文人，确实有些水平，他们找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张廷玉和他的《明史》。不需人肉，白纸黑字，主修《明史》的人是张廷玉，这老先生他是桐城人。张宰相假公济私，难避嫌疑，堂堂顶级文人，笔下的《明史》还确实有点像相声的底本——
还是《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
什么叫“同邑”？就是小于“同县”，等于“同里”。几乎是明说，左光斗与阮大铖，老家是同一个乡的。左光斗绝对是桐城人，《明史》这么写的，大家也这么一致公认的，那阮大铖怎么不是你桐城人，突然变成怀宁人呢？但桐城人坚持不认帐，理由也很充足，因为可以看阮大铖的书啊，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自称“阮怀宁”，亲口说的，岂能有错！
![纠结的文人]( "纠结的文人")
拉拉扯扯，从清初扯到了清末，怀宁的秀才们为这事几乎到了上访的地步，并质怀宁问官方：你们怎么不去查进士“题名碑”、“题名录”，把《明史》给改了？！
▲北京孔庙明代进士题名碑中的“阮大铖”
查档案，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估计官方不愿意，进士“题名碑”在北京，出差路费谁报销？估计官方也不敢查，就算查出来了新情况，也不敢写报告要求改。你想，一小基层鸟大的小干部，万一查出与中央文件不一致的东西，最后自己怎么收场。现在，大清王朝已过了有效期，史料查起来也大为便利，明代进士“题名碑”、“题名录”的记载是：阮大铖籍贯为“直隶桐城”，万历四十四年中了三甲第十名进士。
干部改档案，司空见惯。但凭这一点，或许也说服不了哪一方。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书证，当在这里——清徐鼒《小腆纪传》记道:阮大铖“天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迁吏科，以忧归居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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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人物、事由，一应俱全！阮大铖不仅户口是桐城的，他老父亲去世的地点还在桐城，他回到桐城为老父守孝，一切都在在桐城，与怀宁并无干系。还有一点，谢国桢一生治学严谨，在明清史、文献学等领域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和箫集题记》中，更是直称“阮大铖桐城人”。
这不完了！没有完。不是我大脑老是短路，确实一句说不清。祖先不比我们水平低，一句能说清，他们早就说清了。你也甭急，人家三百年都吵过来了，你坚持看几个时辰，肯定出不了人命。
这事给我的感觉，就是怀宁的一些文人不厚道。之所以认为他们不厚道，并不是当年力证阮大铖是桐城人，而是今天又改口坚称他是怀宁人，并且还考证是怀宁江镇的。
在怀宁县境内，阮氏聚居地有两处：一是山口乡（现划归安庆大观区）的阮家冲，一是江镇（旧称江家嘴）的阮家老屋，这里阮氏族人均迁自桐城𠙶山（今属枞阳县）。但他们出自爱云公（阮廷瓒）长子阮鹏支下，而非其弟阮鹗（阮大铖曾祖父）支下。阮鹏虽不及阮鹗显赫，但有二子十二孙，子阮自嵩举进士，孙阮之钿曾因刘若宰的举荐任谷城知县，后为张献忠所杀。
民国《怀宁县志》称阮鹗之子阮自仑、阮自华一代迁怀宁，都在阮鹏迁居怀宁之后。阮家冲在百子山麓，明初属三义堂张氏产业。张氏世代口传：“张文忠，一夜输掉阮家冲。”三义堂《张氏宗谱》载，张文忠妻为阮氏，他一夜豪赌，输掉了祖业。欠债还钱，阮氏或许因于张氏亲缘，既帮助张氏解决了资金链问题，自己又趁机资本扩张，取得了阮家冲大片田产。但以此作为阮大铖的出生地的证据，显然太勉强了。一个明显的实例是，桐城桂林方中一房十八世方秬森家族，民国时拥有田产30万亩，地域涉及今湖北、安徽、江苏数省，而其家族实际住居地仍在枞阳的小李庄。称阮家老屋是阮大铖故居，仅是当代《怀宁县地名录》的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阮家老屋现存遗迹一块嘉庆年间刘斯经所书的“竹荫堂”匾额，刘斯经当为刘若宰的族人，因为刘若宰已于明末迁居安庆府城，并与阮鹗的后裔成为邻居（后文有详述）。《阮氏宗谱》载有刘若宰的序文，且显示刘若宰为阮家的“门下婿”——作为桐城、怀宁阮、刘二氏中的兴旺一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都在安庆府城，而不会是桐城、怀宁的某个乡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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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宁出土文物秋蝉纹鼎
怀宁人180度的转弯，无非是看上了阮大铖的知名度，这就有点不靠谱。弘扬地域文化，乃弘扬中华文化之一目，但个中现象却难称善美。“名人乡籍之争”，旨在为本乡本土争得“乡誉”。“地以人显”，在争“乡誉”的论辩中，人们往往表现出夸饰乡土的狭隘倾向和虚妄不实。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说得好：“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才是一种应有的豁达。
怀宁文人的不靠谱，并不等于太离谱。因为阮大铖确实与怀宁确实有关，且关系重大。说清此事之前，又必须先把另一件事说清——
阮大铖的诸多争议，最浅显的便是“籍属”。阮大铖的籍属，很长时间都令怀宁人纠结。
怀宁县位于今枞阳与桐城县的西部，始建于东晋，时晋安帝废皖县，取意“永怀安宁”，新置县曰“怀宁”，县治梅城（今属潜山县）。怀宁史上兵灾频繁，县城屡迁，南宋时迁安庆，近当代又迁洪铺、石牌，再搬至高河。乱时迁城，是为了躲避战祸。治时也迁，很有点与人民群众划清界限的味道。乱治皆迁，怀宁有了安徽乃至中国历史上奇特的“迁城现象”。
安庆市区的建置是比较嫩，旧时的安庆市区，基本上是怀宁县的区划范围。而安庆府治，又设在怀宁居多。所以，安庆与怀宁，有时也一句话讲不清楚，容易混淆。至少你要看精准了，那是哪朝哪代的安庆。
我对怀宁的民情并无多少了解，谈怀宁只是印象，从字面到字面。印象中的怀宁，确实有点喜欢折腾，尤其是文人。文人，一般都在自觉帮闲，并不具有多少公务性质。但帮闲吃力不讨好的现象司空见惯，特别是前一茬帮得太卖力，往往害得后一茬不好与时跟进，还要被后人骂作百无一用。如果不是怀宁文人喜欢生事，阮大铖的籍属就不至于出现问题。即便真的存在问题，也早被历史掩没了。因为官方史志，一直十分肯定，阮大铖应该就是怀宁人。
康熙六十年，江南安庆府知府张楷主修的《安庆府志》，他在府志“誓言”中，还例行公事拿儿孙发誓：“稍存私意”，“子孙颠覆”！对于张市长，我们应该充分相信。在这部《安庆府志》中，阮大铖、阮大铖的生父阮以巽、嗣父阮以鼎，均直接列为怀宁人。只有阮大铖的叔祖阮自华，才加注为“桐城籍怀宁人”。
再看国史。《明史》告竣于乾隆四年，总裁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载：“马士英……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明史》是正史，相当于大清朝的中央文献，应该很权威。这几句话也不深奥，直截了当五个字——“怀宁阮大铖”。阮大铖，你若不是怀宁人，那就存心是害人了！
看完官方的认定，还可以听听阮大铖本人的意见。这里，不妨看一下阮大铖的名片：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一号石巢，又号百子山樵。”这张名片，放在任何文史书籍里，都是平淡无奇的。可对桐城与怀宁人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题出在阮大铖之号。文人这号，大概是人类历史最早的登录用户名。但你号什么都没关系，比方说你号“青莲居士”、“东坡居士”，没人将你直接与什么地方关联起来。号“百子山樵”，就不行了。清顾祖禹《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安庆府皖城在府西北，古皖国及汉皖县皆治此。百子山，府西北二十五里，峰岩泉壑，蔚然深秀。又西北五里曰甑山，在石门湖西，甚突兀。”从古到今，百子山都属于怀宁县境，没到过怀宁的读书人都知道，尤其是邻居桐城人。阮大铖号“百子山樵”，传递出来的信息，应该就是那地方的人。我留意过，中国几千年里，万千有模有样的文人，还真没有叫“纽约居士”的，多少让美利坚大失底蕴。
——所以，怎么看阮大铖都应该是怀宁人。
这么铁的事，并没有叫清代的怀宁文人认账。文人，与领导是不一样的，更大的区别在于心胸。兄弟单位领导要是碰上面，紧握双手都是小事，不拦车留人吃顿饭，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接下来，让座，劝酒，灌无主的女人。面红耳赤之后，双方必定还要争先恐后埋单，唯恐对方多付了一文钱。文人在一起，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但最后一打听，你都搞不清究竟为什么。
乾隆年后，桐城与怀宁两县之间，打了很多年的笔墨官司。既然叫笔墨官司，自然是文人们之间的事。当然，也不能排除官方在背后给点赞助。两家的口水战，集中在阮大铖的籍属。
▲阮大铖书丹的墓志，安庆大观区十里乡凤凰村出土。落款为“赐进士第通囗大夫加正三品服俸太常寺少卿前吏科给事中入侍经筵奉”，文尾有两方印，上为阮大铖印，下为“丙辰进士”。
交换场地，不是因为游戏规则，而关乎地方形象。阮大铖的名声，据说太坏。名声坏到什么程度？可以看一下《明史》。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不含“尾声”部分），《明史》一共只推出了十二个奸臣（“窝案”划线凑上去的当然不计），什么胡惟庸、严嵩、周延儒等等，相信你一定知道，他们当中的哪一个，都够你狠狠地刮目相看。并且，这个“名人榜”，人家不是一年一评，而是将近三百年才评一次，比现在评个什么年度“全国十大××”，绝对牛逼透顶！
评出来的这么杰出的历史名人，为什么老家的人又怕要呢？其实你早看明白了——因为他们不是大明朝“十二大共和国脊梁”，而是“十二大共和国下水”，部位相当成问题。
名声不好的人，总不能说不承认就不承认。老老辈的怀宁文人，确实有些水平，他们找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张廷玉和他的《明史》。不需人肉，白纸黑字，主修《明史》的人是张廷玉，这老先生他是桐城人。张宰相假公济私，难避嫌疑，堂堂顶级文人，笔下的《明史》还确实有点像相声的底本——
还是《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
什么叫“同邑”？就是小于“同县”，等于“同里”。几乎是明说，左光斗与阮大铖，老家是同一个乡的。左光斗绝对是桐城人，《明史》这么写的，大家也这么一致公认的，那阮大铖怎么不是你桐城人，突然变成怀宁人呢？但桐城人坚持不认帐，理由也很充足，因为可以看阮大铖的书啊，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自称“阮怀宁”，亲口说的，岂能有错！
▲北京孔庙明代进士题名碑中的“阮大铖”
查档案，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估计官方不愿意，进士“题名碑”在北京，出差路费谁报销？估计官方也不敢查，就算查出来了新情况，也不敢写报告要求改。你想，一小基层鸟大的小干部，万一查出与中央文件不一致的东西，最后自己怎么收场。现在，大清王朝已过了有效期，史料查起来也大为便利，明代进士“题名碑”、“题名录”的记载是：阮大铖籍贯为“直隶桐城”，万历四十四年中了三甲第十名进士。
干部改档案，司空见惯。但凭这一点，或许也说服不了哪一方。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书证，当在这里——清徐鼒《小腆纪传》记道:阮大铖“天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迁吏科，以忧归居桐城。”
时间、地点、人物、事由，一应俱全！阮大铖不仅户口是桐城的，他老父亲去世的地点还在桐城，他回到桐城为老父守孝，一切都在在桐城，与怀宁并无干系。还有一点，谢国桢一生治学严谨，在明清史、文献学等领域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和箫集题记》中，更是直称“阮大铖桐城人”。
这不完了！没有完。不是我大脑老是短路，确实一句说不清。祖先不比我们水平低，一句能说清，他们早就说清了。你也甭急，人家三百年都吵过来了，你坚持看几个时辰，肯定出不了人命。
这事给我的感觉，就是怀宁的一些文人不厚道。之所以认为他们不厚道，并不是当年力证阮大铖是桐城人，而是今天又改口坚称他是怀宁人，并且还考证是怀宁江镇的。
在怀宁县境内，阮氏聚居地有两处：一是山口乡（现划归安庆大观区）的阮家冲，一是江镇（旧称江家嘴）的阮家老屋，这里阮氏族人均迁自桐城𠙶山（今属枞阳县）。但他们出自爱云公（阮廷瓒）长子阮鹏支下，而非其弟阮鹗（阮大铖曾祖父）支下。阮鹏虽不及阮鹗显赫，但有二子十二孙，子阮自嵩举进士，孙阮之钿曾因刘若宰的举荐任谷城知县，后为张献忠所杀。
民国《怀宁县志》称阮鹗之子阮自仑、阮自华一代迁怀宁，都在阮鹏迁居怀宁之后。阮家冲在百子山麓，明初属三义堂张氏产业。张氏世代口传：“张文忠，一夜输掉阮家冲。”三义堂《张氏宗谱》载，张文忠妻为阮氏，他一夜豪赌，输掉了祖业。欠债还钱，阮氏或许因于张氏亲缘，既帮助张氏解决了资金链问题，自己又趁机资本扩张，取得了阮家冲大片田产。但以此作为阮大铖的出生地的证据，显然太勉强了。一个明显的实例是，桐城桂林方中一房十八世方秬森家族，民国时拥有田产30万亩，地域涉及今湖北、安徽、江苏数省，而其家族实际住居地仍在枞阳的小李庄。称阮家老屋是阮大铖故居，仅是当代《怀宁县地名录》的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阮家老屋现存遗迹一块嘉庆年间刘斯经所书的“竹荫堂”匾额，刘斯经当为刘若宰的族人，因为刘若宰已于明末迁居安庆府城，并与阮鹗的后裔成为邻居（后文有详述）。《阮氏宗谱》载有刘若宰的序文，且显示刘若宰为阮家的“门下婿”——作为桐城、怀宁阮、刘二氏中的兴旺一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都在安庆府城，而不会是桐城、怀宁的某个乡村了。
怀宁人180度的转弯，无非是看上了阮大铖的知名度，这就有点不靠谱。弘扬地域文化，乃弘扬中华文化之一目，但个中现象却难称善美。“名人乡籍之争”，旨在为本乡本土争得“乡誉”。“地以人显”，在争“乡誉”的论辩中，人们往往表现出夸饰乡土的狭隘倾向和虚妄不实。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说得好：“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才是一种应有的豁达。
怀宁文人的不靠谱，并不等于太离谱。因为阮大铖确实与怀宁确实有关，且关系重大。说清此事之前，又必须先把另一件事说清——